从少年英才到科学大师

从少年英才到科学大师     

1985年，张益唐赴美的同一年，邓兴旺带着从北大导师那里借来的50美元，也踏上了留美之路，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园的博士生。与张益唐遭遇的曲折磨难不同，邓兴旺的经历不折不扣的体现了“天道酬勤”的真理。

在读博士期间，邓兴旺一直从事“植物光型态建成及光信号转导”研究，研究植物对光的感知并调控生长以适应其环境的基本原理。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还是一个有着太多未知的新领域。在美国求学的日子里，邓兴旺避开不必要的社交活动，每天在实验室的时间长达16个小时。天道酬勤，再加上硕士期间的积累，读博期间，邓兴旺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细胞》、《生化》等生物学顶级期刊上发表了5篇论文，不到四年时间就博士毕业。

之后，邓兴旺的科研事业一直平步青云。1992年成为耶鲁大学助理教授，担任长岛冷泉港实验室植物分子生物学高级研讨组的3个主持人之一，并带领实验室取得的成果成为行业标杆；1995年因调控植物光形态建成的有关基因研究获得美国总统青年学者奖；2001年成为了耶鲁大学终身正教授。2003年，获得由国际植物分子大会组织颁发的年度全球植物分子生物学最高奖。

就在邓兴旺的科研事业节节高的时候，他开始思考自己能不能有新的突破，不仅仅是在某一个狭窄的科研方向从事研究，不仅仅是个人奋斗，而是做对一个国家、一个行业有更大的开创性的事。邓兴旺想起那片养育自己的故土，世世代代在土地上辛勤耕作却无法改善生活，走出大山的父老乡亲牵动着他的心。他开始了人生的另一个航向：从基础科学研究转向农业生物技术研发，克服中国农业产业化的难题，用生物科技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现状。带着这样的决心，邓兴旺从1998年开始往返于中美之间。2000年，他被北京大学聘为长江特聘讲座教授，将“北京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与发育遗传学暑期免费讲习班”发展成800人的大课，成为国内接触该领域前沿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2001年促成“北大－耶鲁植物分子遗传及农业生物技术联合研究中心”的成立，使北大在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进入国际快车道。

2007年邓兴旺带了一个美国学生到家乡湖南湘西沅陵考察中国农村、农业现状。所到之处，河里没了鱼虾，地力因为长期使用化肥而退化，环境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邓兴旺敏感地意识到这是高产要求和生物技术水平之间的巨大落差造成的不可逆的结局，出路只有一条，尽一切可能真正提高中国生物育种技术的整体水平！他回到美国后，就与学生一起写了一本中国农业生物技术的历史、现状与发展的书，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着这本书，邓兴旺的视野扩展到了中国和世界的种子产业发展前沿，世界种业公司也知道了中国的邓兴旺。

当邓兴旺早期代表北京未名凯拓与美国海外先锋公司（杜邦公司的子公司，全球最大的种业公司）谈合作时，邓兴旺提出，由先锋公司每年出2000万研究经费，而中国出人才，出核心技术，对于这样的条件先锋公司最终接受了。中国人占了主导，这在先锋公司的对外合作中是绝无仅有的，但他们相信邓兴旺的学术水准，更接受了邓兴旺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如果先锋公司在中国没有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对手，中国全面开放种子市场的时间表只可能无限期的延后。

在国内种业公司对外资公司一片严防死守的紧张空气中，宽容的中关村也接受了邓兴旺这种变被动为主动的引进吸收再创新的合作的方法，对合作给予了大力支持。邓兴旺组建了一个高层次人才团队，创制前沿核心技术，并与本土原有技术完美结合，邓兴旺解决了常规杂交育种过程中资源利用率低、育种周期长等瓶颈问题，建立了稳定的、能自我繁殖的、恢保一体的新型不育杂交育种体系。“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指出，这样的新型不育系兼具三系法的稳定性和两系法配组灵活性的优点，比三系、二系又进了一步，并称之为“第三代杂交育种技术”（G3育种技术）。新技术是种子领域的通用平台技术，可以更精确高效地培养出高产、耐旱、抗虫并可以自我繁育的后代。中国的农民有福了。

在北京市支持下，2009年8月，未名兴旺作物设计前沿实验室（北京）有限公司成立，邓兴旺出任首席科学家。为种植业企业和机构提供核心技术与研发服务，如分子设计杂交育种技术、全基因组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等。邓兴旺的目标是打造中国的自主创新现代农业生物核心技术研发与服务中心。

对话邓兴旺

邓：和现在太不一样了。以前，那个时候因为是文革之后刚刚恢复高考，学校的校园环境全国都差不多，北大还是相对不错的。但你要和现在比，那学校环境差多了。（比如）宿舍，我们一个宿舍的同学，摆了4个上下铺，住7个人，还有一个床是给大家放箱子的。屋里根本没法学习。在宿舍里学习基本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坐在床上，个子高点的人头都伸不直的。就是那种状况，所以自习一般要到教室里面去。所以那个时候占位之风特别厉害，去晚了就没地儿了。白天还可以在树林下、树林里学习，晚上就不可能了。那个时候学习的氛围都是很好的。大家都是在学习，最多周末出去爬爬山，玩一玩。（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学习，那时候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社团组织、活动。

邓：上了大学，到生物系以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应该做科研了。因为你读了大学以后，要么做研究，要么当老师，一般是主要的两条路子。从生物系你要当个什么国家领导，好像也不太对得上。所以那时候基本确定就走学术的路子。

邓：我觉得主要是对机会的珍惜吧。特别是从农村来，先到了北大这么好的环境。虽然那个时候北大比现在差，但也是全国最好的，是最高学府。那么好的机会，不把那些东西用好，你会后悔。所以总是想方设法把环境、条件用好，做到最好。这个做到最好，实际上就是效率。效率有的时候就是努力、多想想多做事。你做课题，很多时候做一个课题，中间肯定会有很多（时间）要等一下、要放一放，但你就可以做几个事情，把时间都用上。有心的人能够把效率提高，这是一个。另一点，做科研，你花同样的时间和努力，但是要选一个好一点的课题，这个收获会不一样。

邓：就是把你这个领域最新发表的一些最前沿论文多看看，有的是别人发表的原始论文，有的是会议上的摘要，把这些东西多看看。这类东西图书馆反而读的人不多，挺容易借来看的。那个时候都是影印的，我就看一看。看了之后想想，大家都做这个，那这个事情之外还有一个小空白。那个时候，在大学研究生的初步阶段，也就想能够有一个空白，填填空而已。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我稍微能往前走小半步，那个时候就想这些事。当然越到后面，能力越来越强，经验越来越多的时候，就能够想更多的事。别人走到这，我可以跨远点，别人明年能做的，我今年就把它做了。

邓：应该说和想做的事有关吧。因为（我）在美国工作，从92年到13年，马上就22年了。当一个教授吧，我个人偏早一点，我不到30岁就任教了。一般都是30到40的区间，你再工作个二十多年，差不多就退休了。

我做了20多年，觉得好像还有时间可以做一件大一点的事。因为（我）在美国做科研，在最好的大学之一找到了教职，又当了院士，也觉得这个职业做得比较满意了，比较完满了。在这个之外能不能做另外一件不同的事，不仅仅是专研一个研究方向，更有对一个国家、一个行业有更大的开创性的事，而不仅仅是个人奋斗的事。

第二，我特别想做的，就是对农村、农民比较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中国是挺大的事，而且只有在中国才能有所作为。因为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我比较了解，现在中国农业、农村还处在比较落后的阶段。落后，就说明有发展的空间，能有所作为。

邓：我觉得现在的环境、设备、经费支持越来越好了，现在就是一个：要更加改善的应该是学术氛围，让大家能够静下心来钻研学术问题，不要一天到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要做科研的（人），不要每天开这个会、想那个事，还要搞汇报，一天教个五节课，那是不行的。做科研就是要安安静静的，在不愁吃住、不愁穿戴的情况下，专心一意地做学问，这样才能真正做出好学问来。

邓兴旺揭示幼苗生长新调控机制

邓：现在的学生年龄都特别整齐了，差不多都是同岁的，我们那个时候年龄的差别特别大。有小的，有老的，差20岁的都有。而且现在一般的学生都是80-90年代出生的人，应该说没有经历过当初那种落后的环境，是比较幸福的一代。但是幸福有幸福的好处，也有坏处。没有吃过苦，吃苦的能力差一些。从来没吃过苦，突然要你做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你不一定能做得好。有的时候往往能够吃苦，能够坚持下来，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邓：这与我的个人情感有关，科学依据也有。说实在的，重要的粮食作物，就是玉米、小麦、水稻，水稻研究是最好做的，研究效率最高，所以从技术上讲是应该的。第二，中国的水稻有特殊意义，中国人吃饭主要是吃水稻，所以水稻对于中国有特殊意义。

邓：比较多，我在国外待了这么久，我发现，很多政府机构（的政策）是可以随时调整的，但是作为一个有活力的企业，它可以永远生存下去。所以你要为社会留下一个比较长久的事情，能不能建立一个机制，（让）它可以永远自己更新、自己延续，这是挺重要的一件事。

邓：我觉得现在做的非常好。从开始到现在，可以说组建了很有实力的团队，而且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技术，这些技术还是很前沿的，肯定是有用的东西。做到这两点已经很不容易了，但还不够。还有一点就是把这些有能力的团队、有用的技术，怎样为社会、为别的企业做事情、做服务、做产品、产生经济回报，让它自己可以持续发展。这是下一步的事情。一旦这第三步实现了，这个前沿实验室就会永远走下去，这是了不起的事。

邓：挺多的，你可以看我们的墙报。我们新技术包含有杂交水稻、杂交玉米、杂交油菜方面，以后说不定还有什么杂交小麦方面，这是我们一个大的研究方向：能不能发展一些新的杂交育种技术。在现在所有的技术之上，能不能用最前沿的生物技术，把杂交技术发扬光大，做出新的更好用的技术。技术是没止境的东西，我们能不能总能做出前沿技术，保证是这个领域的最新的东西。等别人做出一个技术的时候，我又率先推出了其他新东西，这就是一个研究型企业必须要做到的事。

邓：这看你针对什么说，（这）不是一个泛泛的问题。对于上了北大的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可以说就是要坚持下去。认准的事就坚持，不成功就不放弃。因为北大人都够聪明，对于一个进入北大的学生，最重要的就是选择一件事再坚持下去，不要今天觉得物理好，明天觉得化学好、金融好。看别人做的事情就好，自己做的事情就不好。这种心态是最初级的社会心理。我觉得作为北大的学生都是最优秀的人，不能被这种最低级的社会心态干扰自己的选择，干扰自己的事业。要坚信自己的选择。

邓：我觉得家庭和睦是事业成功的一个保证。要把事业做得好，一定要有一个理解和支持的家庭，这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得做一些让步，为了家庭，在某一时段、在事业上稍微做一些让步，也是必须的。一个人，家庭不和睦，心情不好的时候，他是谈不上事业成功的。

邓：我坚信要努力，一定要争取最好的机会，珍惜每一个机会。但只要努力了，没成功也可以接受。只要不是因为我自己不努力而把事情做砸了，那就没办法了，那我就认命了。但是自己不好好做而做砸了，那就太可惜了。

邓：两者都有。一个是努力，一个是运气好。为什么（说我）运气好？（我）刚好可以考大学，要是邓小平再晚点出来，我们就错过了。我要是太晚出生，说不定也不能上大学了。现在在农村想上大学多难啊，上北大更少了。我们那个时候百分之四五十都是从农村来的。现在的（北大）孩子真正来自农村的很少。这些都是运气。但是这些运气对（我那）同一年代的人都有，有的人把握住、用上了，大部分人没用上。我努力了，就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