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科德创建“我的大学”一直是爱默生的梦想。按照他的计划，他可以召集格里利、韦伯斯特以及阿尔科特等人作为他国内的教授，同时在国外可以邀请到卡莱尔、哈勒姆和坎贝尔。这样一所大学的目的，据他说，不是学校教育而是“自然而活跃的（主动性）学习。”[1]1840年8月，爱默生又一次——似乎非常严肃地谈到想创造一种自由的、没有宪章、没有文凭、没有组织、没有管理的大学。他的朋友赫奇可以讲授诗歌、玄学及历史哲学，帕克讲授美学史，阿尔科特讲授心理学、伦理学及理想的生活，他本人则可讲授文学。“我们不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我们不应再沉睡了，而应协力共筑比我们所见到的更好的房屋经济，及社会风尚。”[2]他的这一梦想，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后来以教育见长的布鲁克农庄：爱默生的这个大学是对布鲁克农庄的预言，瑞普利则对此进行了试验。
1840年10月，在“超验俱乐部”的聚会上，前唯一神教牧师乔治·瑞普利向众人展示了他的社会改造计划——“布鲁克农庄”（Brook Farm,或称溪流农庄）——这是19世纪前半期盛行于新英格兰的众多乌托邦之一（当然毫无例外全部以失败告终）。像爱默生在给卡莱尔的信中所说，当时的新英格兰，哪个人口袋中不揣着一份崭新的社会改造计划？[3]超验主义者们热切地讨论了这一计划，但却无人乐意加盟。应该说，瑞普利的这一份计划书几乎完美，他提出的主张将生产劳动与社会教育相结合，社区内实行民主管理，各成员一律平等，平均分摊劳动和社会财富，可以说切中了那个时代的弊病，代表了当时启蒙的知识分子建立一种新生活的渴望和梦想。正如后来爱默生在“布鲁克农庄”一文中评价的那样，这是一群高贵的人，满怀希望且充满自我牺牲精神，他们是“值得赞扬的”。[4]但值得赞扬并不意味着值得去亲身体验，像他自己在日记中所说，他倒更愿意做一名饶有兴味的旁观者。[5]
不久，瑞普利和富勒一道专程拜访爱默生，请求他加入农庄或至少认购一部分股份，爱默生则回应说，这样的乌托邦不可能成为人类“精神力量的宫殿”（the palace of spiritual power）[6]。在后来给瑞普利的回信中，他陈述了一大堆个人方面的原因，如较为适应目前老宅(Old Manse)的生活，与邻人相处和睦，母亲年高，子女幼小，不宜迁居等等，其实更为根本的原因，他说，还在于他个人的信念，“社区对我没有任何好处。”[7]他从来不相信集体或社团的力量，尤其反对社团试图借助外部的物质力量改变人内心的精神状态。他的名言“一个人比一座城市更坚固”(a man is stronger than a city)可谓是他个人主义学说最佳的注脚。[8]
事实上，就在超验俱乐部聚会的第二天，爱默生在日记中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不希望从我目前较小的监狱移到更大的监狱，我希望打破所有的监狱。”[9]因为介入到那座“巴比伦之囚”(Siege of Babylon)的牢狱中会践踏他那至高无上的个人主义信念。
此外，他的拒绝加盟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他相信社会的改良，却更相信这一改良必须以个人的自我改进(self-improvement)为前提。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在他看来，其效果不如社会中个人缓缓地改进。像马克思一样，他洞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alienation)现象，但和马克思不同，他竭力反对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因为一场摧枯拉新的革命之后，带给世界的往往是灾难。他在“人即改革者”一文中指明了个人前进的方向：“有一种人类最宝贵的审慎见解，它相信一个人远大的未来——比现在所看到的要远大的多——将永远使得整个生命比现在的时刻更重要，禀赋比才能更重要，人格比特定的结果更重要。”[10]但在人类的普遍道德水准尚未根本改进以前，任何乌托邦主义的设想和计划都难免一失败告终，新哈莫尼(New Harmony)如此，弗鲁特兰兹(Fruitlands)如此，布鲁克农庄(Brook Farm)及其他形式法郎吉(Phalanx)亦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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