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流变与跨地合作》

《华语电影工业:历史流变与跨地合作》共分五辑：“电影市场与审查制度”，“历史经验与华语叙述”，“‘唐山’记忆与香港主义”，“在地文化与现代想象”和“华语电影合拍片研究”，对早期中国电影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香港与台湾电影中的在地文化与现代想象，以及当前华语电影合拍片等现象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为读者奉上当前国内外华语电影研究的最新创见。

电影审查之前，先有了电影行业的管理。这是因为在本土电影创作生产还没有形成气候之前，电影放映活动已经开展起来。管理方——也就是地方政府——对此事也都懵懵懂懂，只能是被动地作出反应，以至于今天看来不无喜感，喜感背后则折射出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无奈。以上海为例，在1924年，城市南北分别处于直系和奉系军阀控制下。前者以“江苏淞沪警察厅”名义颁布了《取缔影戏院规则之布告》，声称由于影戏有碍人心，暂时先行取缔，然后再逐个审核批准开办，并列出了开办电影院的若干条件，包括一本正经地要求“除包厢外，均男女分座”。后者以“淞沪护军使张允明”的名义颁布《禁止军人白看影戏之布告》，以严厉的口气表达了张本人整肃军纪、“保商为民”的决心。张颁布此布告的时间是1924年12月12日，距他受任此职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到了1925年1月11日，直军大举进攻，张逃入租界，该布告的时效竞仅足一个月。这两则上海早期电影管理的文献执行效果如何不得而知，我们只能据此大概了解当时电影行业的模糊片段。 

可以想见，当一座城市都可能出现两个军政权，中国电影行业必然是分裂的而不可能是统一的。这种以地域为区分的早期中国电影格局持续了很长时间。在电影行业较发达的地区，先后出现了电影审查的组织和法规，如北京教育部电影审阅会及其章程、江苏省教育会电影审阅委员会、浙江省会电影审查会等。 

这一时期的电影审查活动，主要由政府的教育部门主持，北京、江苏均如此，浙江则引入了另一种与执行密切相关的力量，即警察厅，该审查会成员中吸纳了警察厅代表4人。这一做法在国民政府时期也得到延续。由教育部门把握影片的内容思想是否有害社会风气，然后由警察部门协助执行处罚，看起来似乎也顺理成章，但这也只是当时的管理者的一厢情愿。首先，教育部门对影片内容和思想的判断与电影行业的生存处境之间缺少对话，那个年代的教育管理者大多数对电影行业规律一无所知，也不屑于进行了解。没有电影行业人士参与的电影审查注定无法实行。其次，正如1933年国民政府内政部检讨电影检查行政时所意识到的：“警察机关与教育行政机关，因行政系统上不相隶属，呼应不灵，滞碍丛生。”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教育机关还是警察机关，本来有特定的职能和权力范围，而电影还有戏剧等行业都不在它们的职权范围之内，当然也就不应该承担电影审查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