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历史的河流

跨越历史的河流

文/冯仑

【检讨背景】

2007年，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迎来了49岁的生日，此时的他距离知天命的年纪已经很近了。16年前，从海南淘金回到北京的他创办了北京万通房地产公司，在他的潜心经营之下，万通已经顺利走上正规的发展道路，这样的条件使得原本就有些才气的冯仑，有精力来思考超越企业经营的事情。

冯仑的思考是深邃的，并且具有典型性——当一个企业发展到衣食无忧时，“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便会成为浮出水面的自然问题。对冯仑来说，他是改革开放与“海南房地产热”的直接受益者，因此，在这篇《跨越历史的河流》中，他用饱含深情的笔墨，赞美了荣毅仁、王石等人的价值，也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中，描绘了他所要寻找的方向。

其实在2007年，中国公司的环境正处于微妙的态势，很多在2004年发生危机的企业此时多已尘埃落定，原本看不清的道路在这一年里，忽然清晰起来。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直以来不断在思考企业方向的冯仑找到了他久违的灵感，他在习惯性的时间里，写下了这篇令人深思的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冯仑以思考者的方式，被历史记住——从2004年开始，他每年都会例行书写的商业思考，成为中国企业家群落中难得的声音：2004年，他写了《让你的公司更“张艺谋”》；2005年，他写了《决胜未来商业的四种力量》；2006年，他又写了《傻根精神永放光芒》；直至2007年的这篇《跨越历史的河流》，在他这条不断流淌向未来的河流中，的确变得更加悠闲和深邃。

冯仑

2006年，中国经济持续向好，日前公布的数字表明整个国家的GDP已达到20万亿。2006年的增长速度继续保持在10.5%的高位，更重要的是，从12月起WTO的过渡期已经结束，中国已向世界全面开放。这期间中国经济社会不仅没有被撕裂与衰退，相反越来越强大，和平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与经济繁荣相映衬的却是政治上以陈良宇倒台为标志的“肃贪反腐”声浪迭起，波澜有惊，特别是由贪官拔根带泥拖出的一些民营企业又被全社会口诛笔伐。“原罪”和财富的合法性再度成为建立和谐社会的关注焦点。加之最近几年以社会公平正义为导向的一系列强化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政策，给原本已心存惶惑的民营资本又平添了许多忧愁。不少民营企业家都在问：我们是不是只能做小企业，发展大了是不是必然会碰到限制？我们究竟还有哪些发展空间？我们有没有触碰到制度和文化的天花板？

事实上，透过历史来看，的确存在这样一些真实的隐忧。过去100年来，民营资本的稳定持续发展从来没有超过20年，单个民营企业，特别是比较有规模、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的连续发展历史几乎没有超过15年的。1927年到1937年曾经是民营资本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出现过一批像荣德生、周学熙等著名的私人企业和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这些企业若不是被后来的战争所阻隔，其中一些一定会成为世界500强企业。1949年之后，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逐渐退出经济活动，直到1976年实行改革开放，才逐渐允许私人经商活动，即便如此，开始也仅仅是个体小商贩，有小商人而无资本家，民营资本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直到1993年颁布了《公司法》之后，私人投资才堂而皇之地成为合法的资本活动，民族资本和民营企业才招幌扯帆、大行其道。从时间上看，我们今天风头正劲的民营企业，其实正书写着中国民营资本的新历史，不断打破和创造着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新纪录。因此，我们才必须思考，究竟是哪些深层次的东西阻碍了民营资本在中国土地上扎根和健康成长，除了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时间河流，到底还有哪些我们必须跨越的政治、经济或是社会文化的历史河流？

河流一：布满蒺藜

不能回避又如履薄冰的政商关系。

政商关系或者说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民营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始终是致使民营资本陷落的布满蒺藜的壕沟。从历史上看，国有资本一直在中国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政府对资源分配拥有绝对的权力，这种情形下，民营资本的趋利本能必然导致它与政府关系中的依附性、投机性和腐蚀性。它附着在国有资本周围巧取豪夺却又时常进退失据，招致“严打”和“清理整顿”；它仰官员之鼻息以求利、投机取巧而又往往陷入政争、沦为刀下鱼肉；它时常拉官员下水，以钱谋利、钱权交易，却又时常在腐蚀官员的同时给自己挖掘了坟墓。在这纷繁复杂的政商关系中，许多极富创造力或原有希望成为举足轻重的民营企业中途夭折，远的像胡雪岩，近的如周正毅、张荣坤。所以，民营企业要想寻求长生之道，跨越历史河流，全面把握政商关系乃是当务之急。

政商关系说到底是企业与政府管理部门或管理体制的关系，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以及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之间的关系。要想理顺这些关系，在过去100年的历史中，甚至在最近28年的历史当中，其实都不乏积极和正面的故事可资借鉴。

在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方面，应当说万科是一个成功的榜样。万科完全以民营企业的方式由创始人王石创办起家，至今已有22年历史，它不仅成功应对了经济体制变革以来所有阶段的政策与体制变化的挑战，而且越来越稳健成熟，快速发展，始终保持行业的领先地位，进而成为全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万科的生存之道，王石称之为“不行贿”和用国有制造业企业的管理方法建立有效的系统和体制，建立经理人文化，坚持培养经理人团队。这些东西可以看成是守正出奇、阳光经营的价值观的闪光，也可以看成是成熟的专业管理系统和团队应对法制化和专业化的市场竞争与政府管理体制的成功对接。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市场秩序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建立起来，法制不健全，企业和政府行为都不规范，政府管理部门的专业化能力相对低下，这时的动力、信息、资源和人才优势统统在民营经济、特别是那些极富雄心的创业领袖一边，他们往往通过“搞掂”一两个掌握重权的领导就能轻而易举地打开体制缺口，截获巨大的资源，形成爆发式增长。即便东窗事发，也往往能够轻易化解危机，逃过生死劫难。于是，便滋长了用钱开路、为所欲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然而，最近几年，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化进程不断加快和完善，政府管理部门不仅体系日益健全，而且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资源、动力、信息、人才和专业化的优势也明显转到政府一边。因此，以投机和腐蚀干部开路、靠某个人与体制博弈的时代已经过去。目前唯一能够与现有体制长期共存和持续发展的方法，就是以组织对组织，以系统（机制）对系统（机制），以专业对专业，以人才对人才。换句话说，只有建立科学合理的治理结构，形成专业化的、有效的公司管理系统，才能稳健有效地与政府管理部门对接，获取长期发展的市场资源和政府资源。万科长期以来建立的规范化管理体系和职业经理人文化，恰好适应了政府管理体制和方法的这一积极变化，因此，路越走越宽，公司越办越顺。

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随时都考验着企业家的智慧。在中国民营资本的发展历史上，1949年前后各有一个成功的典范。一个是虞洽卿，他主要活跃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早年从宁波跑到上海油漆行做学徒，在跑街中学会了做生意，先是做过一阵子洋人买办，当过荷兰银行的总经理，后来自己经营企业，在上海滩的商界声望极高，担任过商会会长，人称阿德叔。他的成功与其说是公司战略正确、经营得法、管理有效，不如说他是当时商界唯一与独裁者蒋介石有着莫逆之交、甚至帮蒋氏定天下的企业大佬。蒋介石出道前因为同乡关系，曾寄居在虞家数月，其间不仅借其门路结识了黄金荣、杜月笙等显赫人物，而且与同盟会的浙江同党陈其美等人过从甚密，为后来追随孙中山执掌黄埔军校，最终统一中国奠定了人脉基础。正是因为虞与蒋有这样一层关系，虞的公司在民国时代一直顺风顺水，即使是抗战时期，他仍垄断着上海和重庆的所有物资运输。虞最后因病去世，得以善终。

另一个成功者是荣毅仁。2005年11月3日，国家为荣毅仁举行葬礼，他的遗体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同一天《福布斯》杂志宣布荣毅仁之子荣智健成为新科中国首富。这一巧合揭示了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又一生存智慧。早先荣家在抗战之后，已被战乱和官僚资本倾轧得四分五裂，荣毅仁归国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执掌了国家政权。荣毅仁在1956年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将资产捐给政府，中国共产党感念其诚意，让他做了上海市副市长，之后又委任他为纺织部副部长。他与中共高层领导周恩来、陈毅和邓小平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不仅“文化大革命”期间得以幸免于难，“文化大革命”之后他又应邓小平之邀出面创办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当国家财政资金困难时，他甚至从自己落实政策发回的钱中，拿出2000万元借给政府充当中信的创始资本而且不要回报。他一生都为共产党和政府做事，出人、出钱又出力，个人谨慎处事，生活节俭，低调为人。一如他自己说的“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结果，党和政府对其报之以李。

显然，从这两个人的身上可以看到，企业家与政治家之间关系的最佳选择有两条：一是要择高处立；二是要“同心同德，予而不取”，“非以其无私耶是以成其私”。

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要么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要么与国有资本合作或合资，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以自身的专业能力与严格管理在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使民营资本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

万通近3年来，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引入国有资本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取得了不小的进步，这算一个例子。在这一问题上，民营资本最容易被国有资本绞杀的，就是擅自闯入国有垄断部门，如电信、能源、金融等等。千万不要试图用金钱与政府来角力，不仅在今天，即便是在1949年前，官僚资本也曾在这些领域无情地摧残过荣家，甚至宋家。最近几年，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又逐渐上升，国家已经明确七类产业为国有资本垄断行业，“非请莫入”。不仅如此，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强调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可以预见，今后随着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民营资本将以数量多、规模小、就业广、人数多为特征，其生存空间将被局限在与国有资本绝无冲突或者国有资本主动让出的领域。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

河流二：致命诱惑

外资究竟是“天使与骑士”还是“打劫者”？

民营资本与外国资本的关系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又一个现实的难题。在中国历史上，民营资本因为国有资本的强势，往往转身求助于外国资本，但结局同样令人沮丧。一方面，在民营资本自有资本不足和外部政策环境不安全的条件下，外国资本往往扮演着“天使”与“骑士”的角色。这些年几乎每年都有10亿美元以上的风险投资在中国直接投向民营资本，特别是以IT等新技术领域为代表的一些高新技术企业，这些风险投资纵横驰骋，点石成金，催生了一大批诸如百度、新浪、盛大、网易、尚德之类的公司和财富新贵。可以说，近几年在海外上市的网络公司和高技术公司，几乎都是凭借外国风险投资的力量，快速聚集资金高速成长起来的。在传统行业，外国资本同样像骁勇的骑士一样引人注目，比如说在房地产行业，前年瑞银华宝缔造了富力和雅居乐神话，今年摩根又创造了“绿城”的传奇，短短两三年时间，使原来为债务负担所困的传统地产公司完成蝶变，一飞冲天，在宏观调控的行业大洗牌中，不降反升，市值一跃超过200亿元人民币。

然而，另一方面，民营资本在同外国资本的合作与角逐中，又被它们巨大的资本规模和丰富的商业管理经验两面夹击，不得不弃守行业领先者的地位，沦为外国资本在中国市场的开拓者。这时，民营资本所能够扮演的也是外国资本最希望它扮演的只有3个角色，那就是代工（外国品牌、产品在中国的加工者）、营销伙伴和品牌延伸。比如说成衣，江苏某著名企业几乎为所有的外国著名品牌加工衬衣，但它只挣取这些海外品牌（如POLO）产品在当地销售价1%的利润。而委托加工者则有30%以上的利润。即便如此，当国内劳动力价格上涨或人民币升值之后，海外订单又纷纷转到印度或土耳其，国内企业立即面临减产转行甚至破产和工人失业的威胁。又比如中诚信公司，经过10年的奋斗已经成为国内信用评级领域的行业老大，但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最近不得不把控股权转让给全球最大的美资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并且未来只能成为穆迪的分支机构，用它的品牌推广业务。显然，由于外国资本牢牢把握和控制产品价值链的上游——品牌、研发和海外市场，民营资本的成长空间被大大压缩，在它将要长大或者刚刚长大成人的时候就被强迫改名易姓，成为他人的赚钱机器。更有甚者，这些强大的外国资本还身怀绝技，以极为丰富的经验和庞大的资本力量，导演和规划着民营资本的发展方向和行业版图。例如，自2005年以来，摩根、高盛等超级大行一方面投资永乐家电，把它一步步推到资本市场，同时以对赌协议的方式诱使其快速扩张，当永乐利润下滑、体力不支时，又以抛售股票转投国美、打压股价的方式，迫使永乐卖给国美。仅此一役，外国投资者获利就超过300%，而国内家电行业不仅被带入白热化的价格竞争战场，而且最终将中国家电制造业逼到几乎不能生存的境地。

民营资本在与外国资本竞争中一触即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价值观上的弱势地位。西方商业文明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已经积累起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和商业伦理，而中国的民营资本才刚刚起步，不仅在技术层面大量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而且管理知识和商业伦理方面也几乎全盘西化。这些年，德鲁克、巴菲特和盖茨早已成为中国民营资本的先知和偶像，所以在与外国资本竞争与合作中我们的价值观就会主动倒向对方，特别当国有资本不给空间或者政策环境不给人安全感的时候，多数人更是以价值认同作为寻求安全庇护的心理支持。

在我看来，民营资本要取得与外国资本的竞争优势与合作共赢，最重要的是“师夷长技”，学会用同样的企业治理方式和游戏规则与其同台竞技。应当承认，目前我们的民营资本大多历史很短，并且处于第一代创业者的创业阶段，市场经验和商业技能还很欠缺，公司治理也更多地依赖经验和本能，缺少系统组织的理性规划，传统的地缘与亲缘还是推动资本扩张的基本力量。所以，要改变与外国资本竞争与合作格局的最重要的步骤是尽快通过自身资本结构的完善和公司治理的现代化，以战略导向提升公司整体的运营效率和财务透明度，加强职业经理人的训练和制度性激励，使之具有“国际观、中国心、专业能力、本土功夫”。用洋人的办法与洋人共处，是挟洋发展的最好方法，一大批网络公司借风险投资登陆国际资本市场，迅速蹿升就是很好的例证。当然要完成这一步，政府合理的经济政策也是前提条件。换句话说，如果政府不对民营资本的发展环境给予必要的保护，不对它们借用国际资本市场的通道给予政策支持，或者不对外国资本在国内对重要行业的并购行为有所关注和限制，恐怕没等到民营资本学会以正确的姿势奔跑就中途夭折了。

河流三：修炼内心

摆脱原罪，强化道德伦理，融入新经济。

跨越历史的河流，创造民营资本的新传奇，还有一项最重要的挑战，那就是民营企业家要正视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勇于挑战自我，改造自我，从而突破自我，开创未来。具体说来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不得不做。

其一，从内心深处到企业管理方式都彻底摆脱“原罪”的禁锢。所谓“原罪”，主要指民营企业在获取第一桶金时采取了今天看来不合乎法律政策或道德习惯的行为方式，后来所有的公司业务、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仍然受到最初行为（原罪）的约束。应当说这对民营资本的创办者是一个非常大的自我限制。当社会舆论和道德指责一再加诸于身的时候，民营企业往往会自馁和放弃，甚至好罐子破摔，一走了之（资本外逃）。我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最终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民营企业要正视自己的历史，尽快转变观念，明确战略，完善治理结构，依法经营，守正出奇。另一方面是政府和社会的态度。“原罪”大多是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代民营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只要政府始终像近日强调的——政府不会主动扩大“原罪”的论争，并且试图有所作为，而且继续鼓励民营企业安心经营、改善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早期的“原罪”问题依照现行法律也会过了追诉期，用不着政府再来宣布是否赦免。这一代人过去之后，社会舆论就会不断因为“阳光创业者”的成功故事而扭转方向，给民营资本以更广阔的创富空间。

其二，用资本家精神取代传统的商人精神。中国民营资本要强大起来，也必须建立自己的“新教伦理”，使自己在商业伦理和资本精神方面健康和强大起来，形成自身的道德优势。中国民营资本长期形成的是一种商人的精神，不是资本家的精神。商人的精神重在谋取私人家族利益、强调私人关系、建立私交、结成私党、谋取私利；而资本家的精神实际上是创业者、投资者、资本家、社会资本家，追求一种创新、一种社会财富。现代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追求的是建立一种制度对制度、系统对系统、专业对专业的阳光下的博弈关系。

此外，过去在中国商人文化当中，商人与社会的关系只局限于乡邻和周围的人，接触面很窄，基本是在一个地缘和亲缘的社会里；商人赚了钱一般不是回馈给社会大众，而是回馈给私人（乡里乡亲）或周围的人（朋友、兄弟）。而现代企业家则是要让自己变成企业公民，肩负的社会责任应该是公众利益，并且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赚到的钱再回馈给社会，回馈到一切公共利益之中。

其三，借助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全新格局，迅速改变思维方式和竞争战略，使企业全面融入新经济。“好风凭借力，送我上云天”。无锡尚德施正荣、北京百度李彦宏等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中的新型民营企业势力就是拔得头筹者。网络和新经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机会，使得原本很年轻的中国民营资本能够迅速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不仅创造与欧美高新技术企业几乎完全一样的创富神话，而且能够使这一神话建立在一种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之上，确保公司和财富的持续增长。

在中国，国有资本将会长期主导中国的经济，但只有民营资本才能够真正使中国经济成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并且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壮士弘毅，任重而道远”。唯愿民营企业能够体认使命，奋发图强，用大智慧跨越历史的河流，续写先辈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