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首倡太平洋时代观与中华复兴论

马克思恩格斯首倡太平洋时代观与中华复兴论——时代观与中国梦理论源头新开掘

王东（北京大学哲学系） 

一、太平洋时代理论源头在哪里

——美国人、日本人，还是马克思、恩格斯？

自20世纪以来，尤其是世纪之交、千年之交，“太平洋时代”、“太平洋世纪”的提法不胫而走，流传甚广。甚至连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都三番五次地说起；世界历史面临“太平洋世纪”的大转折，敦促我们必需认真郑重的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2012年十八大前后，习进平同志也曾多次展望中国、亚洲、太平洋新发展，将给世界中美关系、世界格局带来的新特点、新希望。

这就促使我们，不能不一再追问：“太平洋时代”这个提法经历了怎样的来龙去脉，它的思想源头究竟在哪里？

在这方面，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文科学长的何芳川教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料，也留下了当时来说未能很好解答的重大问题。20世纪90年代，当时，何芳川教授着力倡导中国特色的太平洋学，而我则埋头开拓中国学。我关注着何芳川太平洋学研究，然而对其有些成果却研究不够细致。今天，我带着理论思维的显微镜，细心重读何其川当时发表的旧作，如1995年第3期《北京大学学报》上的重要论文《太平洋时代和中国》，如同拣起地上洒落的串串思想珍珠，同时也发现了当时未能很好解决的大问题——“太平洋时代”的真正思想源头，究竟在哪里？

从国际范围来看，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太平洋时代”的广泛热议，大体说来有三次来潮：19世纪中后期与20纪纪初期，美国人最初热议太平洋时代的第一次来潮——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人与美国人共同议论带头“太平洋时代”的第二次来潮——世纪之交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正在积极参与的“太平洋时代”的第三次来潮。

按照上述国内外流行看法，太平洋时代观的理论源头，不是19世纪西华德、罗斯福等美国人，就是小岛清教授、三本武夫外相等20世纪日本人。然而这种流行说法，却犯了教典忘祖的大错误，忽视了“太平洋时代论”真正理论源头，既不是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人，也不是20世纪中后期的日本人，而是1850年的马克思、恩格斯。

二、恩格斯初论“太平洋时代”

——1849年2月14日《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

认真地追根溯源，太平洋时代的最早呼唤者，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更仔细地辩析起来，应当说，马克思、恩格斯最早论及“太平洋时代”的政论文章，见之于1849年2月——1850年11月间写的三篇文章，其中最早一篇首见于恩格斯1849年2月14、15日写成的《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

这篇文章写于1849年2月14、15日，发表于同年2月15、16日《新莱茵报》第222、223号上，思想主旨是在1848年革命浪潮的基础上倡导现代化的时代潮流，反对阻挡现代化时代大潮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既反对泛日尔曼主义，也反对泛斯拉夫主义。这篇文章，重点在于反对泛日尔曼主义。这里的有些观点，是非得失，尚需要实事求是地作出仔细辩析，这里暂且不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恩格斯提出了时代潮流、时代走向的基本观点，充分注意到19世纪中叶，出现了不同于15、16世纪的现代化集中与起飞新趋势：

在欧洲几个大君主国一般地说已经成了“历史的必要性”的时代，德国人和马扎尔人把所有这些弱小民族联合成为一个大的国家，从而使这些民族能够参预历史的发展（否则他们光靠自己始终是无法过问历史的发展的），能否认为这是“罪行”和“万恶的政策”呢！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难免践踏几朵妖嫩的民族鲜花。但是，没有暴力，没有坚定不移的无情手段，历史上任何事情都是不会成功的。但是现在，由于工业、留易和交通的长足进展，政治上的集中成了比当时即比十五和十六世纪更加迫切的要求。凡是还能集中的一切，都正在集中。

正因为恩格斯有了这个衡量时代发展的新尺度，因而他以极大的历史敏感性和思想敏感性，注意到19世纪中叶以加利福尼亚淘金潮为代表的美国西部大开发，正在迎接太平洋世界的新发展、新时代，甚至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走向、新时代：

美国和墨西哥是两个共和国；这两国的人民都是自由的。

根据道德的理论，这两个共和国本来应是“兄弟的”和“结成联邦的”国家，但是，由于得克蕯斯问题，在它们之间爆发了战争；美国人民的“主权意志”依靠美国志愿军的勇敢，从“地理的、留易的和战略的考虑”出发，把自然确定的边界线向南推移了几百英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次战争虽然有力打击了巴枯宁以“正义和人道”为依据的理论，但它完全是为了文明的利益进行的。巴枯宁是否要谴责美国人进行这种“侵略战争”呢？富饶的加利福尼亚从对它毫无作为的懒惰的墨西哥人手中摆脱出来，还有什么害处呢？如果精力充沛的美国佬迅速地开发那里的金砂矿床，增加流通手段，在短时间内在太平洋沿岸最适宜的地方集中稠密的人口，开展广泛的贸易，建立许多大城市，开辟轮船交通，铺设从钮约到旧金山的铁路，第一次使太平洋真正接触现代文明，在历史上第三次为世界贸易开辟新的方向，那有什么不好呢？当然，加利福妮亚和得克萨斯的甘些西斑牙人的“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遭到侵害；“正义”和其他道德原则也许会受到一些破坏，但是同那些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比较起来，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这里，恩格斯不仅注意到美国西部的淘金潮，而且一股脑地列举出美国西部大开发中走向现代化的六种要素：

①金矿开发；

②增加流通手段；

③人口大量集中于太平洋沿岸；

④太平洋沿岸新建许多大城市；

⑤蒸气动力的轮船交通；

⑥从美国东部纽约直通西部太平洋沿岸城市旧金山的铁路。

美国西部大开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第一次使太平洋真正接触现代文明——使原来古老的太平洋世界，第一次有了现代化的文明曙光；

在历史上第二次为世界贸易开辟新的方向——最初形成的世界历史格局是地中海国际商道开通，地中海周边世界的古代贸易网络国家体系与文明体系的形成，第一次开创世界贸易新方向，是大西洋国际商道开通，大西洋西洋近代贸易网络，国家体系、文明体系乃至世界体系的形成，第二次是太平洋国际商道开通，太平洋西岸现代贸易网络，现代国家体生活费、文明体系乃至世界体系的形成。

最后，恩格斯有一个画龙点睛之笔，就是称美国西部开发、太平洋沿岸崛起，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

这里还只是提出了“太平洋时代”的思想萌芽，还没有这个明确概念，也没有具体论述，而其基本思想，已在孕育之中。

三、马克思、恩格斯再论“太平洋时代”

——1850年1月写成3月发表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上的《国际述评》

1849年初，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最早迸发“太平洋时代”的思想闪光，而在1850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写成，3月发表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的《国际述评（一）》，较为具体地论及了“太平洋时代”由来兴起，在世界历史上的重大意义。特别有意思的是，这里不仅重点论述美国西部大开发，近来太平洋时代的先行意义，还意味深长地讲到太平洋彼岸，未来会有令欧洲人惊讶的“中国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会写这样的《国际述评》呢？

在1848年革命中，共同起草了《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恩格斯，以砸锅卖铁、破釜沉舟的精神，投入革命，创办《新莱茵报》。然而，好运不长，185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被勒令停刊，马克思遭到德法留放驱逐，恩格斯甚至被通辑。于是，他们分别于1850年8月末、11月初，来到伦敦会合。他们意识到1848年的危机与革命已经过去，需要反思历史、分析现状、准备未来，因此刻意创办了杂志《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马克思既是主编，又是主笔，恩格斯则是其最主要的合作者。为此，他们合作创作了《国际述评》的系列性时政论文。作为开篇的《国际述评（一）》，主要部分完成于1850年1月31日，原准备发表在创刊号上，因为篇幅问题，改刊在第二期上，2月又补写最后部分，述评依次评论了德、俄、英、法、美诸国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

在讲到美国形势的时候，集中谈到美国西部大开发对太平洋时代到来的驱动，包括以下7个理论要点：

（一）加利福尼亚金矿发现，旧金山等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形成，必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太平洋时代，从长远来看，其世界历史意义甚至于比1500年前后美洲大陆新发现，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在我们来谈谈美国。美国最大的事件，比二月革命更重要的事件，是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仅仅过了差不多18个月，现在就已经可以预料到，这一发现带来的后果甚至将比美洲大陆的发现还要大得多。

（二）美国西部大开发与太平洋城市的崛起，催生了现代化太平洋贸易体系，并通过铁路网、运河网，与大西洋两岸，欧洲近代留易网体系，形成一个整体的现代世界贸易大系统：

在三百三十年中，欧洲同太平洋的全部贸易一直是以非常感人的耐性绕道好望角或合恩角进行的。所有打通巴拿马地峡的建议都因贸易国的偏见和猜忌而搁浅。从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到现在，仅仅过了18个月，美国佬就已经着手修建铁路、宽阔的国家公路，开凿以墨西哥湾为起点的运河；从纽约到查格雷斯，从巴拿马到圣弗朗西斯科已经有轮船定期航班；太平洋的贸易已经集中在巴拿马，绕道合恩角的航线已经过时。

（三）北纬30度左右是一个生态特殊的文明带，美洲与亚洲的太平洋两岸城市与文明带，正成为人才、资源的全球聚集带与中心地带：

一条跨越30个纬度的海岸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富饶的海岸之一，以前几乎荒无人迹，现在正迅速地变成一个富足的文明区域，这里稠密地居住着一切种话的人：从美国佬到华人，从黑人到印弟安人和马来人，从克里奥尔人和海梅斯蒂人到欧洲人。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流遍美洲，流遍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甚至把最倔强的野蛮民族也拖进了世界贸易，拖进了文明。

（四）现代太平洋贸易网体系的生成，标志着从近代商业革命到现代商业革命的重大创新，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得全新发展方向，从古代地中海贸易网体系到近代大西洋贸易网体系，进而发展到太平洋贸易网体系：

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发展方向。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推罗、迦太基和亚历山大里亚，在中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现在以前曾经是伦敦和利物浦，而现在则是纽约和圣弗朗西斯科、圣胡安-德尼加拉瓜和莱昂、查格雷斯和巴拿马。

（五）太平洋时代到来也将标志着世界交通枢纽的划时代变革，从近代交通革命发展到现代交通革命，整个国际高速与交通网络系统，发生了重心转移与结构重组：

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近代是英国，而目前则是北美半岛南半部。旧欧洲的工业和贸易如果不愿意像16世纪以来意大利的工业和贸易那样衰败，如果不愿让英国和法国变成今天的威尼斯、热那亚和荷兰，就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

（六）美国西部大开发与太平洋两岸近代化崛起，标志着世界交通航线系统，发生划时代大转变，从古代地中海体系，近代大西洋体系，发展为现代太平洋体系：

再过几年，我们就将有一条固定航线，从英国通往查格雷斯、从查格雷斯和圣弗西斯科通往悉尼、广州和新加坡。加利福尼亚的黄金和美国的不断努力，将使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同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也那样稠密、贸易也那样方便、工业也那样发达。那时，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线的作用；而大西洋的地位将要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那样只起一个内海的作用。

（七）由于太平洋交通网格与贸易网格的现代崛起，给近代欧洲文明国家带来新的历史挑战，要么下降到从属的依附地位，要么以社会革命创新优势，来弥补地缘劣势：

欧洲的文明国家要避免陷入像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当前在工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可能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不算晚，还能够根据现代生产力所促成的生产本身的需要来变革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这样，就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保证欧洲工业的优势，从而弥补地理上的不利条件。

四、马克思恩格斯三论太平洋时代的世界历史意义

——1858年11写成的《国际述评》

1850年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写成了《国际述评（三）》，并发表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上，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主旨，就是更加明确、集中、突出地阐明“太平洋时代”的世界历史意义。

这一系列国际形势述评，应当说基本上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作品：不过前边提到的两篇文字，可能恩格斯执笔成分多一些，而第三篇为“太平洋时代”画龙点睛之笔，看来多半是以马克思执笔成分为主。

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的作版说明，可以印证我上面的判断：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篇《时评》很可能是1850年10月写的，当然也不排除9月底已动笔的可能性。作者在文章结尾注明的日期为“1850年11月1日”。

《时评》的主要段落是根据马克思写于1850年9-10月的三个笔记本写成的。这是主从戴?莫?伊文思《1847-1848年商业危机》、拖?图克《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以及1850年10月12日《经济学家》第372号等著作中作的有关经济问题的摘录笔记。

《时评》在1850年5-10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合刊上发表时，没有署名。但在马克思1857年10月20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把它称为“我们的时评”。另外，从恩格斯的《马克思，亨利希?卡尔》、《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我们也可以肯定他们两人都是《时评》的作者。

《时评》发表后不久，接着又被《德意志—伦敦报》分三次连载（有删节）。考虑到马克思和该报主编班贝格尔的亲密关系，可以认为这是经马克思同意的。

概括起来说，这篇《国际述评》，从八个层面，层层深入地展示了太平洋时代即将到来的重大世界历史意义：

（一）1850年伦敦世界博览会是近代大西洋时代与伦敦作为世界中心城市历史标志，而太平洋两岸从美国到中国的现代化崛起之势，将使英国及其伦敦的历史作用走向由盛而衰，物极必反。

由于1849年棉纺织业的巨大发展，在同年最后几个月曾再次尝试把商品运到东印度市场和中国市场。但是这些地区还没有卖出去的大批存货使这种尝试很快就破产了。这时，由于原料和殖民地商品消费量的增加，产生了对这些物品进行投机的尝试，但是由于供应突然增加和1847年的创伤还记忆犹新，这个尝试也很快就被遏制住了。

由于不久前荷兰殖民地的开放，由于太平洋上即将开辟新航线（这一点留待后面再谈），以及由于1851年将举办大型工业博览会，工业将会更加繁荣。在1849年，当整个大陆还醉心于革命的时候，英国资产阶级就以令人赞赏的冷静宣布举办这个博览会。它举办这个博览会，就是要把它从法国到中国的所有仆从召集到一起，来一次重大的考核，让他们在这次考核中表明，他们如何利用了自己的时间；就连万能的俄国沙皇也不得不命令他的臣下多派些人参加这次重大的考核。这次产品和生产者的全世界大会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不论是给我们大陆民主主义庸人添了不少麻烦的布雷根茨和华沙的君主会议，不论是形形色色的在异国的临时政府为了拯救人类而一再策划的欧洲民主主义者大会，都是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的。这个博览会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集中起来的力量的意义，现代大工业以这种集中的力量到处打破民族的藩篱，逐渐消除生产、社会关系、每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点。正当现代资产阶级关系已经在各方面遭到破坏的时候，博览会在一个不大的空间密密麻麻地展出现代工业积累起来的全部生产力，这同时也就是展示在这动荡不定的社会的深层已经创造了的和正在一天天创造出来的建设新社会的物质。世界资产阶级以这个博览会在现代的罗马建立起自己的百神庙，洋洋自得地把它自己创造的众神供奉在这里。这样一来它就在实践上证明，德国思想家年年反复说的“公民的无力和不满”，只不过是这些先生自己对理解现代运动的无力，自己对这种无力的不满。资产阶级庆祝它的这个无比盛大的节日的时候，正是它的整个威严面临垮台的时候，这次垮台将比以往更加明显地向它证明，它所创造的力量已经如何摆脱它的控制。或许将来在一次博览会上，资产者不再作为这种生产力的所有者出现，而仅仅作为这种生产力的导游者出现。

（二）美国西部大开发，尤其是加利福尼亚金矿发现，使太平洋沿岸的人口大集中、城市大发展、市场大扩展，从而使太平洋沿海的美国西北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特殊意义。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北美合众国。1836年的危机首先在这里爆发，而且也最为猛烈，它几乎一直继续到1842年，其结果是美国信用系统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合众国的商业是在这种比较牢固的基础上恢复起来的；当然一开始还很缓慢，从1844—[18]45年起，这里的繁荣也充分表现出来。欧洲物价的昂贵和欧洲各地的革命，正是美国获利的源泉……

然而，合众国之所以更加繁荣，更重要的是由于另外一些原因。入口稠密的区域——北美联邦的市场以惊人的速度向两个方向扩展。由于国内的自然繁育和移民的不断流入导致人口的增加，从而使一个一个的州和地区得到开垦。威斯康星州和艾奥瓦州几年工夫就变成了人烟比较稠密的地区，在密西西比河上游所有的州，移民大大增加。苏必利尔湖地区矿山的开采和整个五湖地区谷物生产的增加，促进了商业和这个巨大内河水道上的航运事业的新发展。国会的最近一次会议通过法令，给予加拿大和新苏格兰的贸易很多优惠条件，将会使这种发展更为加速。这样一来，西北部各州获得崭新的意义，而俄勒冈州却几年工夫就沦为殖民地，得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遭到吞并，加利福尼亚州受到侵占。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使美国的繁荣达到了顶点。我们在本刊第2期就已经指出(早于欧洲的一切期刊)这一发现的特殊意义和它给世界贸易带来的必然结果 。

（三）加利福尼亚金矿发现，美国西部太平洋沿岸城市大开发的特殊世界历史意义，主要不在于黄金贸印教量上的增长，而在于世界市场有了新的发展，资本发展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

它的意义并不在于新金矿的发现增加了黄金的数量，虽然这种交换手段的增加自然不能不对整个贸易发生有利的影响。它的意义在于加利福尼亚丰富的矿藏对世界市场上的资本起了推动作用，使整个美国西海岸和亚洲东海岸都活跃起来，使加利福尼亚和所有受加利福尼亚影响的国家形成新的销售市场。

（四）加利福尼亚金矿发现，加上美国西部太平沿海城市大开发，表明太平洋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大洋，势必要求重新建构新的世界交通线，世界交通网络系统，其空间之巨大、作用之巨大，将起过以往任何时代的任何交通线：

加利福尼亚市场本身就已经很可观了；一年以前，那里才有10万人，而如今至少有30万人，他们差不多都是只采掘黄金，不生产其他东西；他们用黄金从其他市场换取他们的一切生活必需品。但是，加利福尼亚市场要跟太平洋沿岸所有市场的日益增长的容量相比，跟智利和秘鲁、西墨西哥、桑威奇群岛的贸易的惊人发展相比，跟亚洲和澳洲与加利福尼亚之间突然发生的联系相比，还并不算大。由于加利福尼亚的发展，必须建立全新的世界交通线，将来这些交通线的作用很快就会超过所有其他交通线。

（五）以太平洋为中心的世界贸易网、世界交通网的现代全新建构，不仅使北太平洋东西两岸的美国、中国进入现代化崛起过程，而且使南太平洋西南一隅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就得了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通往太平洋(太平洋实际上只县现在才被打开并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洋)的主要贸易路线今后是经过巴拿马地峡。以修建公路、铁路和运河的办法来开辟经过这个地峡的通道，对世界贸易来说现在已经成为最迫切的需要，同时这些工程在某些地方已经着手进行。从查格雷斯到巴拿马的铁路已经在修筑。美国公司为了先用横断大陆的道路，然后再用运河把两大洋联系起来，正在尼加拉瓜的圣胡安河流域进行勘测。关于其他线路——经过达连地峡的道路，经过新格拉纳达的阿特拉托河的道路，经过特万特佩克地峡的道路——，英美报纸也正在讨论。目前突然揭示出，整个文明世界对中美洲的地势懵然不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肯定哪一条线路更适于开凿大运河。根据已知的有限材料来判断，沿着阿特拉托河的道路和经过巴拿马的道路具有最大的优点。随着开辟经过地峡的通道，海洋航运业也迫不及待地需要迅速发展。南安普敦与查格雷斯之间，纽约与查格雷斯、瓦尔帕莱索、利马；巴拿马之间，阿卡普尔科和圣弗朗西斯科之间已经建立航线；但是这为数不多的几条航线及其有限的船只是远远不够的。扩大欧洲与查格雷斯之间的航运是日益迫切的了，而亚洲、澳洲和美国之间的频繁交往要求开辟从巴拿马和圣弗朗西斯科至广州、新加坡、悉尼、新西兰和太平洋的最重要停泊地桑威奇群岛的规模巨大的新航线。特别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由于迅速的殖民地化和加利福尼亚的影响，发展得比太平洋所有其他地区都快；它们再也不能容忍跟文明世界远隔四到六个月的这么长的帆船航行路程了。澳洲殖民地(新西兰除外)的总人口，由1839年的170676人增加到1848年的333764人，就是说，在九年当中增加了95.5％。英国本身也不能让这些殖民地没有航线；目前政府正在就开辟一条衔接东印度邮线的路线进行谈判，不论这条路线能否开通，与美国、特别是与加利福尼亚的船舶来往的需要很快就会自行满足，去年就从澳大利亚迁来了3500人。真可以说，自从有了这种全世界海洋航行的必要的时候起，地球才开始成为圆的。

（六）太平洋时代即将到来，导致巨额资本流入这样航运业和巴拿马运河建设，金融中心投机中心也将随之由英国伦敦转向美国纽约：

航线这种即将扩大的规模由于上述的荷兰殖民地门户的开放，由于螺旋桨推进的轮船数量的增加而将会越来越广阔，轮船载运移民比帆船又快，又省，又能赚钱，这已经越来越清楚了。从格拉斯哥和利物浦到纽约除了已经航行的轮船外，据说还有新的船只要投到这条航线上，同时在鹿特丹和纽约之间还将开辟一条新航线。目前资本是怎样竭力在海洋航运业中寻找投资场所，下列事实可以说明：航行在利物浦与纽约之间的互相竞争的船只不断增加，从英国到好望角和从纽约到阿弗尔开辟了全新的航线，纽约目前正在议论许多这类的设计方案。

资本如此流入远洋航运业和经过美洲地峡的运河的建设，已经为这一方面的疯狂投机打下了基础。这种投机的中心必然是纽约，因为它得到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最多，并且已经掌握了对加利福尼亚的主要贸易，这样，它在整个美国所起的作用，完全像伦敦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

（七）正像英国疯狂金融投机与铁路网建设只伴生现象一样，随着加利福尼亚金矿发现与美国沿太平洋城市崛起，世界航运业大发展与金融大投机也是伴生现象，将把环球旅行时间第一次缩短到4个月：

纽约已经成为整个大西洋航运业的中心；太平洋上的所有船只也都属于纽约各公司，几乎所有这方面的新设计都出自纽约。在纽约已经开始了远洋航线方面的投机。开设在纽约的尼加拉瓜公司也开始了以开凿经过地峡的运河为中心的投机活动。这里不久就会发生疯狂的投机，即使英国资本大量投入所有这类项目，即使伦敦交易所将充满各种类似的设计，纽约这一次仍然会成为整个这种投机的中心，并像1836年一样会首先遭到破产。许多设计是会流产的，但是，正像1845年英国铁路网是从疯狂的投机中发展起来的一样，这次全世界的航运业至少会有个总的轮廓将从疯狂的投机中发展起来。即使许多公司会破产，轮船还依然存在，而这些轮船将加倍发展大西洋上的运输，开辟太平洋上的交通，把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中国跟美国联系起来，把环球旅行时间缩短到四个月。

（八）美洲新开发与太平洋崛起，必然会很快反过来影响欧洲，带动欧洲贸易、生产与经济生活、资本发展，走向一个新阶段：

英国和美国的繁荣很快又反过来影响了欧洲大陆。还在1849年夏天，在德国，特别是莱茵省，工厂生产情况就不坏，而从1849年底起，工商业开始普遍活跃起来。这种再度出现的繁荣，我们德国的市民天真地认为是恢复秩序和安宁的结果，其实这完全是英国恢复繁荣和在美洲市场、热带市场上工业品需要量增加的结果。1850年，工商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完全像在英国一样，突然出现了资本过剩的现象，货币市场开始空前地活跃起来；关于法兰克福和莱比锡的秋季博览会的报道，对于利害相关的资产者是一个极大的满足

从1849年，特别是1850年初起，法国也出现了这样的征兆。巴黎的工业都开足马力，鲁昂和米尔豪森的棉纺织厂情况也相当好，虽然在这些地区也像在英国一样，原料价格昂贵起子阻碍作用。同时，西班牙广泛进行关税改革和墨西哥降低各种奢侈品的关税，也大大促进了法国繁荣的发展。法国商品对这两个市场的输出量大大增加。资本的增加导致法国出现了一连串的投机活动，而大规模开采加利福尼亚金矿是这些投机活动的借口。大批的公司纷纷设立，它们以小额股票和涂上社会主义色彩的说明书直指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腰包，但是这完全是法国人和中国人所独有的纯粹的欺骗。

五、对中华复兴、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预言

——马克思太平洋时代观中的中华复兴论闪光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认为，随着太平洋时代的到来，古老的中华文明必将打破封闭状态，融入世界文明大潮，带来民族复兴，甚至未来必然走向社会主义。

首先他借一位德国传教士从中国带来新信息，预言太平洋彼岸的中国，不仅卷入世界贸易与文明主流，而且还会有中国的社会主义，标志文明新时代、新形态。

最后，再谈一件由著名的德国传教士郭士立从中国带回来的有代表性的新鲜奇闻。这个国家的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状况变得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难以忍受。后来英国人来了，夺得了在五个口岸自由通商的权利。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往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英国和美国用机器生产的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不再有税金收入，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落得一贫如洗，这些居民起而闹事，迁怒于皇帝的官吏和佛教僧侣，打击并杀戮他们。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接近灭亡，已经面临着一场大规模革命的威胁，但是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入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甚至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而且至今还在要求。当郭士立先生离开20年之后又回到文明人和欧洲人中间来的时候，他听到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于是就问：这是什么意思?别人向他解释以后，他便惊叫起来：

这么说来，我岂不是到哪儿也躲不开这个害人的学说了吗?这正是中国许多暴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啊!

接着，马克思、恩格斯谈了自己对于太平洋时代与中国历史命运的看法。他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历史预言，不仅谈到了中国古老文明融入世界潮流，走向现代复兴，而且还谈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

当然，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但是有一个事实毕竟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被英国资产者的印花布带到了一场必将对文明产生极其重要结果的社会变革的前夕。当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上面写着：

Republique chinoise

Liberte,Egalite,Fraternite

[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1850年1月31日于伦敦

六、马克思“太平洋时代观”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关于“太平洋时代”的国际述评、政论文章，是不是顺风转向的应景文章、过眼烟云，攸然而逝，不被重视呢？

否。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还是相当重视提出“太平洋时代”基本构想的这组《国际述评》的。至3件重要的历史文献，可以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一点。

1857年10月20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信中，特别明确地提到1850年11月“我们的述评”，印象深刻，记忆准确，并且特别肯定这是二人共同作品：“美国危机妙极了（我们在1850年11月的述评中就已经预言过它一定在纽约爆发）。”

1892年，恩格斯为亡友逝世近十年写了传记《马克思，享利希?卡尔》，其中特别提到：

在伦敦，马克思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年在汉堡出版），总共出版了六期。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主要著作“从1848年到1849年”阐明了这几年的事件，特别是在法国所发生的事件的原因和内部联系；此外，马克思（同恩格斯一起）写了许多书评和政治术评。

1894年，在恩格斯临死前发表的最后重要论文《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几乎是开宗明义地再次点出了他们二人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政论文章，时事述评的重大意义：

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主义宣言”中，这个理论曾被大体地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曾被经常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

还有一点，引人注目，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似乎预见到自己关于“太平洋时代”的思想，有可能知识产权被人忽视，乃至窃版，因而在1850年11月写成并发表的《国际述评（三）》中，特别提到自己关于“太平洋时代”的思想的首倡权：

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使美国的繁荣达到了顶点。我们在本刊第2期就已经反映出（早于欧洲的一切期刊）这一发现的特殊意义和它给世界贸易带来的必然结果。它的意义并不在于新金矿的发现增加了黄金的数量，虽然这种交换手段的增加自然不能不对整个贸易发生有利的影响。它的意义在于加利福尼亚丰富的矿藏对世界市场上的资本起了推动作用，使整个美国西海岸和亚洲东海岸都活跃起来，使加利福尼亚和所有受加利福尼亚影响的国家形成新的销售市场。

马克思恩格斯首倡“太平洋时代观”的历史命运怎样？

为什么我在这里要澄清这桩“思想史公案”？

马克思恩格斯“太平洋时代观”的历史命运，有明显的二重性：

一方面，这一思想经住了历史实践的检验，显示了巨大的预见性、完整力与生命力，不仅为19世纪美国、20世纪中期之后日本，提供了重要思想源头，而且在世纪之交、中国崛起中，仍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首倡“太平洋时代观”的首倡权、知识产权，却没有得到充分尊重，不仅美国人、日本人在这一点很少提及马克思，就是马克思主义学界内，甚至包括我们当代中国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很少提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贡献。

梅林在1919年出版的最后传记之作《马克思传》中，以他历史学家独特眼光，难能可贵地注意到了马克思的大平洋时代观，在传记的第七章《流寓伦敦》专门写了第一节《新莱茵评论》。梅林在这里，以几乎一页篇幅，引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初写的《国际述评（二）》中对地中海时代——大西洋时代——太平洋时代的理论概述，起到了交北存照的作用。略有不足的是，他在后面，画蛇添足，加上了一段否定性评价：

每月评论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执笔，在这些评论中，他们主要注意经济生活的发展。他们在2月号中就已谈到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说这个事实‘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而它所引起的后果甚至会比美洲大击的发现所引起的大得多……但不幸的只是，不久以后这些辉煌的预言的两位作者自己就得不承认，现代革命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而“被沙掩没”了。

作为一名北大学者、文科学长、历史学家，何芳川教授从1986年开始思索“太平洋时代”问题，从1991年发表学术专著《崛起的太平洋》起，至2006年逝世；他在学术生命黄金时代的世纪之交的20年间，在理论研究层面倡导“太平洋时代”乃至“太平洋学”研究，学术开拓之功，实不可没，至今仍彪炳于世。

这次我重新审视何芳川教授的学术成果时，除了高度评价其理论贡献的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忽视了“太平洋时代观”一个重要理论来源，首推马克思、恩格斯。

1991年发表的《崛起的太平洋》一书，在近于尾声之处，粗线条式地简要勾画了“太平洋时代观”的来龙去脉：“19世纪末德国的学者最早提出了关于太平洋时代的思想”。 这里没有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也没有具体指明文献篇目的内容，时间起点也说得不等准确——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太平洋时代”是在19世纪中期的1849、1850年，而不是迟至19世纪末。从各种情况来判断，出现这种失误，可能是因为何芳川教授是历史学家，没有专门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文献，而当时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也鲜见对马克思、恩格斯“太平洋时代观”及其相关文献的专门研究。出现这种先谈，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还是情有可原，在所难免的。

1995年，何芳川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一篇重要论文《太平洋时人和中国》，明确肯定了有美国人，尤其是西华德1852年言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20世纪初的言论，才是“太平洋时代观”的唯一理论来源：

追根溯源，关于太平洋时代的思想，始于19世纪中叶。1852年，美国的著名政治家、日后成为美国国务卿并购买了阿拉斯加的西华德参议员就曾预言：美国在大西洋的利益将下降，而‘太平洋，它的海岛及遥远的大陆地区将成为很久以后世界的主要舞台’这一观点，在本世纪初由另一位美国政治家西奥多?罗斯福加以充分地、明确地发挥。

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应当遮蔽马克思、恩格斯“太平洋时代观”？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在1849、1850年最早提出了“太平洋时代观”的基本思想，这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历史事实，这种原创性与首倡性，乃至知识产权，是应当受到肯定和保护的。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太平洋时代观”，具有唯物史观、世界史观的理论思维高度，历史哲学高度。

第三，在“太平洋时代”还像“风起于青夜之末”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首倡太平洋时代观，比较注重理论建设的、学术层面、科学创新。

第四，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是德国人，但他们在首倡“太平洋时代”的时候，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利益，不像后来美、日某些政治家、思想家那样，大讲太平洋时代多半还是从狭隘民族主义、国家利益出发，甚至旨在谋求资本垄断、军事霸权，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扩张主义、殖民主义纠缠在一起。

当然，距离马克思提出“太平洋时代观”，已经过去160年，我们不可能再拘守马克思、恩格斯个别论断，应当发掘这个源头活水，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哲学概括，可称之为“新太平洋时代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