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

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1]

(1984年12月)

一、1984年货币流通量急剧增加，需要认真对待

1979年以来，我国市场货币(现金)流通量增加很快。1978年末货币流通量为212亿元，1979至1983年每年以平均63亿元的速度增发，到1983年年末，市场货币流通量已达529.7亿元。

1984年的情况更为突出。原计划当年货币净投放80亿元。1—6月的情况大体与上年同期相当，累计净回笼38.8亿元，下半年以来，投放猛增: 9月份净投放45亿，10月份56亿，11月份57亿。至12月28日，货币净投放已达245亿元，估计至年底为250亿元，接近于1949—1983年之间总投放量的一半，实际投放数为计划数的3倍多，12月一个月的投放量就等于原计划的全年投放量。预计到年底货币流通量将达780亿元。

二、对货币流通形势的分析

对于1984年货币投放量是否过多，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一些同志认为，目前我国市场货币流通量是正常的。他们认为，由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的贯彻执行，客观上要求市场货币量增加。有的同志采用同西方国家进行比较的方法，认为货币供应速度超越经济增长是经济本身提出的要求，货币供应有限度地超前，对生产是一种推动，而商品和劳务供应大于市场需求，往往伴随着经济的萎缩，丧失可能争取到的速度。还有的同志以广东为例说明，货币流通量增大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广东货币投放量占全国首位，物价却并没有上涨，可见多发一些票子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这些同志的意见有正确的方面。我国国民经济近年来的发展，的确产生了某些要求增加市场货币流通量的因素。这主要包括:(1)城乡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扩展很快，过去通过调拨分配的生产资料大量进入商品流通;(2)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的发展，使“铺底资金”大量增加，也扩大了现金支付范围;(3)城乡个人收入增加，使手存现金大量增加;(4)投资规模有较大增长，其中现金支出占30%—40%;等等。但是，他们的看法也有不够全面和正确的地方。第一，对于西方需求不足的经济来说，货币超经济发行可以起到弥补有效需求不足的作用，因而往往可以作为反萧条的有效措施，但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的“短缺经济”来说，货币的过多供应，必将加剧市场的紧张程度，并使长期存在的卖方市场难以向买方市场转化。第二，广东货币投放很多，物价反而稳中有降，是有它的特殊条件的，不宜于用以推论全国。

大多数同志认为1984年货币投放过多不太正常。但对不正常的因素是什么、程度如何，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可以从各种信贷和现金支出渠道进行分析。看来，造成1984年货币投放过多的主要因素是:

(一)工资性现金支出迅猛增加

1—11月工资性现金支出达1225亿元，较1983年同期增加191亿元，增长率为18.5%，其中，1—6月比1983年同期增长12.5%，以后逐渐加速，7月比1983年同月增长16.6%，8月19.2%，9月26.8%，10月27.8%，11月35%，12月由于各单位竞相发放年终奖金，估计较1983年同期增长比例还会更大。

工资性支出大量增加的根本原因是: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从传统模式向新经济体制转化的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双重经济体制:原来的单纯依靠行政指令的经济控制系统已经被冲破，而新的、适合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控制系统又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这就使国民经济控制系统中存在不少漏洞。从微观看，扩大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但是促使企业合理使用各项基金，保证企业职工利益同国家利益紧密结合的机制并未很好地建立起来，同时，报刊上对于提高人民消费水平的宣传有些过头，部分群众中出现某些脱离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要求尽速实现“高消费”的倾向。加之工资改革迟迟未能实施，某些生活资料的价格上涨。在照顾职工生活的思想下，各企业争先恐后地瓜分企业的利润以至生产资金，增发名目繁多、与劳动贡献没有关联的奖金和津贴，使消费基金急剧上升的趋势难以遏制。同时一物多价的多层次价格(包括商品价格、外汇价格即汇率、资金价格即利息率等)体系的存在，使得套汇、套利、倒买倒卖的投机活动猖獗。低进高出，从差价中取利成为以权谋私的“新不正之风”的重要形式。大量国家资金通过这种途径，流入各种名目的“小金库”，然后化作高额奖金和补贴，流入个人腰包。

这类个人收入的增加并不全部通过工资性现金支出的增加表现出来。企业生产性资金、机关行政费以及事业单位的事业费通过直接挪用或以各种间接方式转化为消费基金的情况很多。

(二)行政经费控制不严

一些行政单位之所以能将一部分行政经费转化为消费基金，是国家对行政经费的控制失之过松。近年来我国行政经费增加极快，从1978年到1983年的5年中，行政经费增加了一倍。然而由于花钱大手大脚，这样大的盘子仍然不敷支出。1984年预算规定行政费支出为95.3亿元，到9月份已经全部用完，预计全年将超过预算24.7亿元，达到120亿元左右，比1983年又增加18.3%。

近几年来，我国各级行政机关机构膨胀，编制扩大，冗员增加很多，同时，对集团购买力控制不力，大吃大喝、讲究排场的风气有所滋长。这些，不仅使财政支出大量增加，而且会败坏我党的传统优良作风，应当引起严重注意。

(三)基本建设规模仍然过大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1982年至1984年连续3年每年增加100亿元以上，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有些同志从1984年基本建设材料供应短缺有所缓解的情况推断，目前的基本建设规模是适当的，甚至还可以有所扩大。1984年以来，钢材、木材等基建材料的供应确有所缓和，但是，(1)这是由于大量进口才实现的，1984年进口钢材1000多万吨，木材700多万立方米，无论从国家外汇支出能力还是从交通运输条件看，都已达到了顶点，很难再有更多的增加。(2)某些品种的材料供应仍然相当紧张，1983年1月至9月，钢材、木材、水泥库存都比1983年同期有所增加，但是基本建设大量需用的线材却下降了10.2%。基建单位的水泥库存下降7.1%，木材下降8.4%。连葛洲坝这样的重点工程也因缺8000吨钢材面临工期延误1年的危险。所有这些都说明，基本建设用材并不宽裕，基建规模仍然过大。

(四)粮棉超购占款增加

近年来，粮、棉、油等农产品收购超过需要，形成农产品收购支出呆滞。1984年这一项货币投放增加约100亿元。此外，由于1984年1—7月对外贸易收支继续保持顺差，外汇占款增加太多，11月末外汇占款达人民币330亿元，较年初增加64亿元。不过，外汇占款是有硬通货与之相对应的。只要采取动用外汇储备的政策，这部分占款将会迅速减少。3月份以后，由于进口付汇逐渐增加，已出现人民币收大于支的情况。11月份外贸库存较1983年同期减少57亿元，这是好现象。

三、1985年的发展趋势和我们的对策

目前增发货币的势头还没有减弱的迹象。1984年末不少地区和部门要求追加支出和上新的大项目。突击花钱之风，虽经中央三令五申，并没有能够刹住。这样，1985年年初增发货币的趋势仍将继续。据人民银行研究室的同志估计，仅从元旦到春节的一个多月中，还将增发现金100多亿元。这样，市场货币流通总额可能达到900亿元左右，这对物价不可能不产生刺激上涨的作用。鉴于1985年工资改革、价格改革将先后出台，这些改革都需要支出一定数量的资金。理论的分析和东欧各国经济改革的经验都表明，由于要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过程中保证多数人受益，国家需要支出相当数量的资金，而经济改革在提高效益、增加收入方面的效果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显现出来，因此，在改革起步时，国家手头的资金是比较紧张的。多数研究体制改革问题的经济学家主张在改革开始的几年要有意识地放慢速度，减少投资，避免立即大幅度地提高工资，以便腾出资金来搞经济改革。否则容易出现资金短缺、物价猛涨的危机，经济改革也会难以为继。为了保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有一个比较好的经济环境，必须使通货保持适当紧缩的状态，并保留比较多的资金和物资后备。我们能够节省出来用于改革的资金越多，改革的步子也就可以跨得越大，改革的成效越大，我国国民经济也就能够更早地转入良性循环。否则如果通货膨胀严重，物价上涨，人心浮动，就很不利于改革工作，不得不推迟改革或者把改革的步子放得很慢，我国国民经济将长期不能摆脱“双重体制”的困境。弄得不好，甚至会使改革本身受到威胁。

鉴于以上所说的一切，我们应当采取在一切其他方面紧缩，全力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策略。当然，这里所说的“紧缩”，决不是硬性压缩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重新回到用行政命令控制一切的老路上去，而是要在保证市场物价总水平不发生大的波动，同时保持国民经济适度增长的前提下，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来防止信贷总规模(包括货币投放)失控。

货币流通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综合反映。因此，对当前我国货币流通不正常的问题，必须提出总体对策，进行综合治理。应当看到，旧体制在相当范围内的保留使我们难以完全依靠经济手段来防止失控，所以，除加速改革旧体制外，必须和原有的指令计划手段配合起来，才能完成上述的政策目标。同时，要随时注意这些措施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因势利导，不拘泥于某一种手段的运用。具体说来，我们建议采取的措施是:

(一)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银行信贷资金管理

首先，要加强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职能。应当明确规定人民银行的职责是通过行使国家授予的纸币发行权和运用其他调节手段，负责控制全国的货币数量，保持信贷平衡。年度发行数量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规定，未经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同意，任何人无权更改。要坚决打破信贷敞开供应、吃“大锅饭”的办法，从1985年开始，由人民银行给各专业银行分配新增信贷资金定额，使它们只在自身信贷来源(包括信贷定额和存款)范围内发放贷款。同时除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债券这一项控制手段目前还没有运用的条件外，人民银行还应当有权运用各国中央银行通行的控制手段，如规定银行存款储备率、规定利率浮动范围等调节货币量和信贷量。储蓄存款利率应高于物价调升的幅度，保证存户有一定的实际利息收入，以利于稳住约1000亿元的银行储蓄，防止它冲击市场。目前放款利息过低，甚至存放利率倒挂，应当适当提高，使它与存款利率之差是一个正数，以利于促进企业精打细算地使用银行贷款，同时调动银行基层机构和职工的积极性，做好储蓄和收汇工作，切实提高贷款的经营效益。

其次，要完善贷款审核和保证制度。银行要有贷款自主权，贷与不贷、贷多贷少，都由银行根据预期经济效益和还款保证情况自行决定，对各级政府部门批准的贷款项目，如银行认为缺乏经济效益和还款保证，有权拒绝贷款。为防止逾期不还，集体企业、私人企业以不动产或第三者资金担保，国有企业以企业自有资金担保，无自有资金或自有资金不足者同样请第三者以资金或货币收入担保。保证由国家司法部门监督执行。这样做，有利于银行发挥监督资金使用效益的作用。对不按规定提取发展基金，挪用流动资金和用流动资金发放奖金、补贴的企业，银行应拒绝发放贷款。

此外，目前储蓄工作效率很低，存难取难，且银行不做私人汇兑业务，农民有了钱买不到东西，常常携带巨额现款进城购货，这需要切实加以改进，以利于吸收更多的人参加储蓄。为了增加网点和购买国内尚不能生产的现代化设备，请计委在资金和外汇上给予必要的支持。

1985年计划规定，全年现金净投放额为150亿元，我们认为适当，人民银行和各专业银行应保证实现。

(二)财政量入为出，不得再向银行透支

最近几年货币过量发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银行信贷承担了不少原由财政拨付的固定资产投资、定额流动资金等支出，同时还要向财政提供透支、借款等，弥补预算赤字。1979年至1983年财政赤字累计为396.5亿元，其中30%是靠向银行透支弥补。这种状况不应再继续下去了。

首先，要维护预算的严肃性。财政预算如果出现赤字，应靠发行国库券或债券取得平衡，除此之外，不得再有赤字，也不得再向银行借钱。预算经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后，如有新增开支项目，需事先报请人大常委会批准才能支款。

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工作，应通过扶持经济发展，广开财源，增加收入，整肃财政纪律，监督财政收支，坚持量入为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使财政信贷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保持综合平衡。然而最近若干年来一直发生财政赤字。1984年原计划赤字30亿元，实际执行结果，税利收入增加170余亿元之多，而到年末，除债务累累外，仍然有约40亿元的赤字，要靠扩大信贷和增发货币来解决。这种情况，使我们深感忧虑。

(三)防止基本建设规模的继续膨胀

必须把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两三年内稳定在目前水平上，不再继续扩大。这要从两方面作出努力:一方面，要反对不顾国家经济力量和技术水平，强上那些建设周期长、短期内难以奏效的大项目。此类项目上马与否，应经反复论证，并照顾到资金和物资的可能性，切忌草率上马。另一方面，在地方分权以后，要防止过去好大喜功的错误重现。地方自己上的大中型项目，凡是涉及全国同一行业中期平衡的，一定要由国家计委、经委、科委，加上有关行业部门的联席会议审批。基本建设的重点应坚决转到老厂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上来。对基建项目，特别是重点项目，必须首先做好施工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一旦开工，限期完成，切忌再犯打消耗战的错误。

微观经济方面，必须迅速改变减价推销的损失向财政部门报销，因而须经财政部门批准的老办法。企业自负盈亏后，应有权减价推销积压商品，损失在赢利中扣除。为提倡产品更新换代，应当加速陈旧产品的处理。可以考虑恢复年终库存盘点时扣除10%的折旧费，以此来抵偿减价推销损失。

在价格调整中必须把那些目前已经积压的加工工业高价产品的价格压下来，即使冲减部分财政收入也是值得的。同时应当根据各地区的市场供求情况，上浮短线产品价格。这样才能把投资引导到正确的方向。

(四)进一步安排好消费品的生产和市场

为给物价、工资改革创造比较好的社会环境和市场条件，必须进一步安排好消费资料的商品生产。近三年来，对生产轻工产品用的主要原材料(钢材、生铁、铜、铝、木材、酸碱、玻璃等)的分配供应上，采取了不管轻工生产发展多少，一概不增加分配供应量的政策。这种政策不利于增产轻工产品、回笼货币和稳定物价。因此，在1985年以及“七五”期间对轻工产品的生产方针、生产条件，应认真研究，作出特殊安排。在价格未改革以前，要采取中期优惠措施，坚持贯彻“六个优先”的政策。

(五)加强外汇管理

目前用汇管理比较混乱。为了加速现有结存外汇的使用，建议由外汇管理总局对各地区、各部门现有外汇留成额度的使用计划逐一进行调查摸底，结合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综合平衡，编制明后两年全国统一的用汇计划。并在有外汇额度但不需用汇或缺少买汇资金的单位同急需用汇但无留成额度的单位之间进行调剂。同时，要适当放宽在企业技术改造等小额用汇的审批权限，简化手续。国家计委应分给中国银行一定的外汇额度。凡用汇额在30万美元以下的，可以考虑由用汇单位持其上级主管部门证明，直接向当地中国银行申请买汇。

(六)严格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度增长

为防止企业将生产性资金转为消费性支出，除了加强各级财政监督、审计以外，还必须加强银行对企业各项基金使用的监督。杜绝非法开支，堵塞化“大公”为“小公”，用生产资金和行政管理费发放津贴、补贴的漏洞。为了吸引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生产基金，必须开放部分生产资料市场，使生产资料议价有所降低。行政、事业单位的额外收入，应当反映到本单位的银行账户上，并作出相应的奖励、发放规定，禁止暗设小金库私分。

(七)对农村经济政策的一些考虑

1.控制农村信贷投放。办法是:(1)农村信用组织必须向银行交存30%的保证存款;(2)乡镇企业贷款必须坚持有30%—50%的自有资金的贷款条件;(3)乡镇企业凡其产品不是用于农业生产的，一概视同工商业，取消利率优惠;(4)专业户贷款，至少要有50%的自有资金。

2.在对粮、棉进行限购的同时，还应采取经济手段，适当调低棉花价格，调整不同粮食品种之间的比价，以改善农业生产的内部结构，减少积压损失，提高农业效益。同时，让地方粮食部门、供销合作社参与粮、棉市场交易，以利于地区间的余缺调剂，稳定农产品价格，防止某些地区某些过剩农产品市价过低，打击农民积极性。应在限购额外，鼓励省市间、地区间进行粮、棉贸易。

3.对专业户及其他居民的高收入及早开征个人累进所得税，既增加财政收入，又避免农民收入过分悬殊，报刊对此应广泛宣传。

(八)回笼货币的一些措施

1.广设减价产品展销市场，推销库存积压产品，既能以此来回笼大量货币，又能抑制可能出现的“涨价风”。

2.积极推行住宅商品化。将目前一些地方实行的补贴2/3或打低折出售办法改为由银行向买主发放部分长期贷款，分期还本付息，以利于减支增收。国家也可以挑选一部分旧住宅以分期付款办法售予职工个人。

3.由国家有计划地进口一部分耐用消费品以高价出售，以利回笼货币。

4.目前靠批条子吃外汇、商品差价，倒手转卖之风盛行，与其让中间商获暴利，不如由国家卖高价。因此，除指令性计划生产及预算内基本建设项目物资供应仍保持原价外，像汽车等紧俏物资可考虑由国家集中掌握，以议价出售，所获利润要全部归于国库。

5.从广东情况看，拉开消费档次和增加非商品消费，也是有效的货币回笼手段。可以进口一批国外影片，增加文艺演出、体育比赛，举办国内自费旅游等。

6.商业部门应当广泛开办市场紧缺商品的预售购物券等业务。

7.制造金银首饰作为商品敞开供应国内市场。售价应高于香港市价，以免被套购外流。

(九)必须加强物价统计工作

对于1984年货币流通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察觉较迟的情况表明，我们亟需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改善对市场货币流通情况的监测工作。除要求银行按期编制货币流量表外，还应加强物价统计。市场物价是货币流通状况最重要的晴雨表。在过去的僵化模式下，物价统计形同虚设，近年来虽有所开展，但还很不完善。建议除继续由南开大学编制天津地区物价指数外，再选择若干地区，委托有关学术机关编制当地物价指数。此外，全国总工会也应编制职工生活费指数。

(十)明确界限，严明法纪

对于铺张浪费、贪污受贿、干部经商等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新不正之风”，中央虽已多次发出通知明令禁止，但收效并不十分显著。为了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做到言出法随，令行禁止。

目前财政经济规章制度很不完备，合法与非法的界限相当模糊，漏洞很多。建议进行全面的审查和整顿。为了严明法纪，首先必须对有关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党政军机关官员从事与本身职责有关的营利性活动，弊端很多，对干部队伍的腐蚀作用极大，这种行为，即使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不允许的，必须严格禁止。对犯罪分子必须绳之以法，严加打击。对于一般的违章活动和争议、纠纷，则应以健全法制，健全合同登记手续，完善财政金融监督，加强经济法律仲裁工作为主，这样更有利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

【注释】

[1]这是本书作者领导的一个课题小组为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起草的一份研究报告，由吴敬琏、李剑阁、丁宁宁执笔写成。见《吴敬琏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45—6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