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素养与文化信仰是唯一的定位

专业素养与文化信仰是唯一的定位_论出版的文化自觉

社会的发展不可忽视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但也绝不能否认专门人才的作用和贡献。文化自觉不可能普遍、同时地出现在社会各个阶层，不管在哪个历史阶段，它总是需要前行者和引路人。因此，文化自觉首先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在各自思想文化建设领域里的杰出贡献，来推动更广泛的文化自觉和整个社会的前进。

当代出版人面对的是复杂的时代背景。信息化与网络化的便利条件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接受者和发布者，传统传播学意义上的传者与受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出版人作为文化中介的价值开始被质疑。转企改制后的成本核算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出版人开始在“文化人”和“经济人”的角色之间摇摆不定。这种腹背受敌的困境可谓是出版人前所未有的“身份危机”。对当代出版人而言，摆脱质疑与诱惑的唯一途径就是坚守出版人“知识分子”的定位，结合深厚学养和人文情怀，沿着前辈们的脚印前进，在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进程中继续担任动员者与引路人的角色，这也是当代出版人立足社会、实现群体价值的唯一途径。

专业素养是出版人的角色起点

文化传承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文化的选择与重构。对于出版人而言，其最基本的功能与价值就体现在这一环节：文化选择与重构中的标准之中肯、思想之锐利、眼光之独到。数字化时代，信息海量化伴随着信息垃圾化，出版网络化也带来了出版媚俗化。当人人都是信息的接受者、消费者，人人也都可能成为信息的创造者、发布者时，谁来为文化负责？因此，数字环境下的信息“过滤失效”（克莱·舍基语）不是消解了出版的专业性，而是更加强调出版人的“专业化”，即出版人的专业素养：要想面对挑战，就必须拥有不可替代的文化附加值。所谓专业素养意指在某一学科领域一定程度上的学术训练和积累，是出版人之为出版人的基本要求。这里，“专业化”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在人文、自然、社科等（出版之外的）学科有一定的研究和心得；二是在“出版”这一专业领域有颇为深入的钻研和洞见。这两个层次中，前者又是后者的前提，后者则是在前者基础上的历练。

在人文、自然、社科等某一领域的专业学术背景是当代出版人通往出版事业的第一把钥匙。人类的发展需要秩序，文化的发展亦是如此。1947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lewin）首先提出“把关”（gatekeeping）一词。他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指出：“信息总是沿着含有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在那里，或是根据公正无私的规定，或是根据‘守门人’的个人意见，对信息或商品是否被允许进入渠道或继续在渠道里流动做出决定。”1950年，传播学者怀特（D．M．White）将社会学中的这个理论引入新闻传播，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的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在传统的信息传播中，把关人的角色是基本固定的，从记者、编辑到终审，在每一个节点都充分发挥着把关人的作用，只有经过他们选择过滤的信息才能进入公众视野。从此，把关人理论成为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51]“把关”也成为文化传播者最基本的职责。

创建于2001年的维基百科至2013年2月已经拥有285种语言版本，维基百科条目数第一的英文维基百科已有超过400万个条目^[52]，其数目已经远远超过《大英百科全书》的12万条。国内如新浪网的“新浪爱问”、百度网的“百度知道”，都是在维基百科影响下开放式网络百科全书的代表。维基百科崇尚自由参与、平等共享、动态更新：维基百科没有专职的编辑队伍，它提供的Wiki技术使多人协同写作模式成为可能。来自世界各国的志愿者可以自由、直接地参与内容的选择、复制、修订等编辑过程。但正如维基百科在免责声明中所自称的：“这个组织允许任何人通过因特网联接和万维网浏览器在这里创建和修改内容。因此，请注意您在这里找到的内容并没有任何相关领域的专家和专业人员在维基百科上对内容的完善性、正确性或可靠性进行必要的审查。”^[53]维基百科在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的同时，其内容的非权威性，以及写作方式的随意性令人质疑。美国马里兰大学物理学教授罗伯特·L．帕克（Robert L．Park）曾经不无担忧地表示，维基百科会成为“散播伪科学人士”的目标。^[54]

而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13年1月15日公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中30岁以上的网民仅占网民总体的43．9%，40岁以上网民仅占网民总体18．6%；其中拥有大学本科学历及以上的网民仅占11．3%。^[55]而据美国南加州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未来数字研究中心和全球13个研究机构联合发布的《世界互联网项目报告2009》显示，在调查涉及的10个国家和地区中，有超过40%的网民认为网上信息中只有一半甚至不到一半是可信的。^[56]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出版人在未来信息社会的价值空间应该从知识的系统性、学术的权威性中挖掘。

“把关人”身份的凸显要求出版人在产品内容所属的文化领域有一定的学术熏陶和训练，能够与专家、学者畅所欲言、自由沟通，慧眼识别真善美的内容；要求出版人在该领域勤于钻研、不断成长，跟上人文科技迅猛发展的脚步，把握社会思潮的脉搏，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产品更新、成果转化；要求出版人以该专业领域为基点，并向其他领域层层波及，形成高屋建瓴的出版视野，调控出版产品的选题体系。当代出版人中，从个人学术专业入手，在这一领域的成果出版中成为翘楚的不乏其人，像作家出身的原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聂震宁，史学出身的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范军，古典文献学、先秦及宋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等等。

在“出版”这一专业领域有深入的研究和把握是当代出版人通往出版事业的第二把钥匙。现代社会的精细化分工决定了各个行业专业化生产的趋势。马克斯·韦伯在《以学术为业》里指出：“无论就表面还是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完美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57]这番话虽然是针对纯粹的学术研究而谈的，但就出版活动而言同样中肯。“出版”作为一个专业看似简单，实则繁复。它本身跨越了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和经济学的诸多层面；具体到选题策划、装帧设计、成本核算、营销推广等方面又有它与众不同的规律。因此，出版的专业化生产符合科学发展的逻辑。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和产业化运作又给当代中国出版业带来更多、更复杂的挑战；来自国内娱乐、教育、信息传播等关联领域的新竞争对手，和来自国际大型、成熟的传媒集团的觊觎使出版业的未来扑朔迷离。要解决这些问题，当代出版人就必须以高效、理性的专业化模式在生产的各个环节，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成本，达到最佳的效果。

但事实上，中国出版界“泛专业化”的现象一直层出不穷。转企改制之前，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外行人”管理出版业务的事例屡见不鲜，出版的经济属性一直被钳制；市场化运作之后，出于极端商业化的私欲，部分出版企业置出版的文化属性于不顾，唯财务精英、营销精英马首是瞻；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很多传统出版单位或方寸大乱或轻率试水；产业化转型之后，更有一些出版企业尚未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的赢利模式就开始盲目“上市”。所以，当前中国出版界出现的很多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专业”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出版专业教育的革新：真正实现政府、业界、学界在人才培养上的三方投入、共同指导、综合评估；另一方面这就要求出版人自身充分利用出版学科产学研一体化的平台，介入到出版理论研究领域，探究专业领域内出现的规律性的问题；同时，在实践探索中验证专业理论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从而推动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的同步发展。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须遵循其本质与规律，否则就是反科学的，文化的发展亦是如此。学术与出版，原本就是互为给养、一脉相承。注重专业、追求权威将成为出版人未来的主导生存模式。以一劳永逸的“职业资格证”来确保自身的社会角色好比刻舟求剑；没有专业素养做底蕴，所谓的“博学”“通才”只会是一个浮躁、空疏的口号。只有在理论中不断探索，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出版人才能把握出版的规律，时刻保持“头脑的清明”。

文化信仰是出版人的角色支撑

一切伟大的文化创造的前提是把“文化”本身看得至高无上。南朝学者刘勰在《文心雕龙》开篇就写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即文化之地位可以与天地媲美。中国文化五千年未曾断绝，和这种“君子之心，常存敬畏”的心态不无关系。

面对文化，每一个人都应该心怀一份温情与敬意。对于出版人而言，文化，更应该是一份信仰。英国19世纪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马修·阿诺德曾说，伟大的文化人总是有一种激情，一种把最好的知识、最好的观念传布到天涯海角的激情。他们殚精竭虑，一心要祛除一切僵硬的、陈腐的、艰涩的、狭隘的知识，转而赋予知识以人情味，使它能被老百姓分享，不复是知识阶层的专利，同时，又依然不失为那个时代最好的知识和思想。这样它就是甜美和光明的真正源泉了。^[58]出版活动虽然要依靠一定的专业知识积淀和理性的市场调研、数据分析，但出版永远不可能被简化成一个电脑程序或生产流水线；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一门专业，更是一种关乎审美、批判和智慧的艺术。如果说专业素养是出版人打开出版事业的钥匙，文化信仰则是出版人坚守出版事业的精神支撑。出版最终的决策往往还是凭借出版人主观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出版人的事业导向或个人追求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因此，出版人对文化的信仰才是一切出版活动的价值取向。放眼古今中外，卓越的出版人总是相信，文化的力量可以消灭愚昧与落后，获得富强与独立，创造美好人生与祥和社会。在和平岁月中，这种文化信仰是涓涓细流，润物无声；在社会转型、文化危机之时，它则化作滔天巨浪，所向披靡。思想之利器可以划破暗夜的长空，直指人心。

但在中国历史上，对文化的尊敬和发展文化的态度却不止一次地被打断。从近代中国来看，北伐成功后，国民党强行推行党化教育，舆论日趋一致、文化日渐萎缩。此后二十余年的炮火连天中，文化的呼吁淹没在枪林弹雨里。新中国成立后，翻云覆雨的政治运动更是将文化的空间压至稀薄。改革开放以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为社会主流意识，摆脱了政治钳制的文化又沦为经济的工具，文化仍未获得独立于政治、经济的地位。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指出，“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至今日，文化终于获得了独立于政治、经济的地位和价值。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化尊严的恢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商品经济带来的金钱崇拜是横亘在现实与理想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这种障碍在当下中国出版人身上不无体现。故刘杲在《今天向张元济学习什么》中感喟，当代出版人与张元济“最根本的差距在人生目标上，在家国情怀上，在出版境界上！”^[59]

在文化转型、社会变革时期，文化的人文关怀，文化人的社会责任意识尤为重要。因此，对于当代出版人而言，最珍贵的境界，尚不是知识的丰厚、专业的权威，而是能在文化生命的深处，汇集成文化情怀的潜流：一种超越一己私利和现实蒙蔽的终极关怀；一种执著的道德操守和文化使命感；一种面对出版事业永远的神圣、透明的纯粹。这些方为出版人作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存在的精神支撑，更是当代出版消解商业侵蚀和技术冲击的人格化力量；也只有对文化的这份尊崇与敬畏，出版人才能感召同样充满文化理想的作者，一同奔赴在朝圣的路上，风雨同舟。文化信仰，促就了写书人、出书人、读书人的相遇、相知……

文化终归要回到对文化一往情深的文化人手中，出版更是属于富有文化激情和文化理想的出版人。只有将审慎的理性和超越的理念相结合，将专业素养与文化理想相结合，保持专业的生存方式和挚爱的出版态度，出版人才能面对群体生存的危机，重新架构当代出版人完整、独立的社会角色，在变动不居的话语空间延续历史赋予出版人的使命与责任，实现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所谓“文化兴亡，出版有责”！

【注释】

[1]许苏民：《文化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4页。

[2]余英时：《五四文化精神的反省》，王跃，高力克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3]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1页。

[4]根据中国学界对出版自由的理解，出版自由是指公民（包括政府机构）既可以依法设立和管理出版社，也可以通过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包括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自由地表达自己对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见解和看法。出版自由一般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著作自由，即公民有权自由地在出版物上发表作品；二是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而设立与管理媒体机构，即报社、期刊社、图书出版社、音像出版社和电子出版社的设立与管理。具体参见杨成铭主编：《人权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页。

[5]〔英〕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吴之椿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27－28页。

[6]参见丁俊杰：《简论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现代传播》2002年第5期。

[7]韦森：《知识生产与学术自由》，邓正来：《中国书评》（第五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59页。

[8]赵丹：《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人民日报》1980年10月8日。

[9]政府规制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依据有关法律法规，通过行政许可等手段来规范约束企业的行为，以矫正和改善市场机制内在问题的干预经济主体活动的行为。规制分为经济规制和社会规制。其中，经济性规制是存在着垄断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部门，以防止无效率的资源配置的发生和确保需要者的公平利用为目的，通过被认可和许可的各种手段，对企业的经济方面的活动所进行的规制；社会性规制是以保障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安全、健康、卫生、环境保护、防止灾害为目的，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伴随他们而产生的各种活动制定一定标准，并禁止、限制特定行为的规制。具体参见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10]张秉福：《论“适度型”文化产业政府规制模式的构建》，《理论学刊》2012年第9期。

[11]转引自〔美〕安东尼·刘易斯：《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何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页。

[12]王建勋：《自由是文化繁荣的必要条件》，《炎黄春秋》2011年第12期。

[13]孙利军：《对出版体制改革背景下书号实名申领制的思考》，《中国出版》2009年第5期。

[14]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84页。

[15]《书号是出版资源吗》，http：／／bbs．tianya．cn／post－books－113982－1．shtml。

[16]豫文：《对我国出版业改革若干问题的认识》，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bcade00 1000a17．html。

[17]具体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央（1983）年24号文件］；新闻出版署在1994年7月发布的《出版社年检登记制度（试行）》（［1994］新出图610号）规定：“必须遵守专业分工和出书范围。1990年出版社重新登记工作中已核定了各出版社的出书范围。除专业科技出版社按新出图字（1992）1254号文出书可以‘立足本专业，面向大科技’外，其他出版社一律按重新登记注册时所核定的出书范围出书。出版社不得随意突破专业分工和扩大出书范围。”

[18]http：／／www．gapp．gov．cn／cms／html／50／802／201203／737961．html．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21]萧燕雄：《我国近现代新闻法规的变迁（1906－1937）》，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6月号第47期。

[22]《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专访》，《参考消息》2011年10月19日版，第11页。

[23]产业政策是由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旨在促进和规范产业发展的各种经济政策的总和。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产业政策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机制。产业政策有指导和协调市场的作用，但其实施又必须借助于市场机制。产业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为了倾斜资源配置、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保护和促进民族工业、新兴工业的发展以及促进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的提高等。产业政策起源于现代工业发展初期，发展于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时期。20世纪80年代我国正式提出实施产业政策。1989年2月14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国产业政策大纲》，“产业政策”一词首次出现在我国政府文件中。1989年3月5日，国务院出台了我国第一个正式的产业政策——《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

[24]孙志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与思考》，《红旗文稿》2012年第17期。

[25]祁述裕：《正确认识文化产业的GDP》，《人民日报》2010年11月23日。

[26]转引自蔡武：《在文化部全国县（市）文化局长培训班上的讲话》，http：／／www．caca．gov．cn／detail_content．aspx？movid＝117。

[27]祁述裕：《正确认识文化产业的GDP》，《人民日报》2010年11月23日。

[28]〔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扉页。

[29]参见李昕：《滞涨：中国出版业面临的困境》，《现代出版》2013年第3期。

[30]1841年，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提出了保护幼稚产业论的整个体系。幼稚产业（infant industry）通常是指某一处于发展初始阶段，基础和竞争力薄弱，但经过适度保护能够发展成为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幼稚产业不同于弱势产业，它通常具备以下特征：发展的新生性；成本递减趋势；规模经济递增的性质；一定的外部经济性；支持民族经济发展的潜在支柱性；幼稚性质存续时间上的暂时性等。参见徐常萍：《从李斯特到WTO：自由贸易的趋势与幼稚产业的保护》，《现代商业》2007年第10期；Jaymin Lee：The Maturation and Growth of Infant Industry：The Case of Korea，World Development，Vol　25，No　8，1997。

[31]甘琦：《出版业：向美国学习，还是从美国的错误中学习——访美国独立出版人安德列·西弗林》，《读书》2011年第6期。

[32]〔美〕丹尼尔·贝尔：《1978年再版前言》，《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1页。

[33]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http／／：www．nixoncenter．org／publications．

[34]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课题组：《转型深化中的中国出版业——2011～2012年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郝振省主编：《2011～2012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35]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

[36]张书卿：《法国政府对出版产业及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与作为》，《出版发行研究》2006年第1期。

[37]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产业发展司：《2010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郝振省主编：《2011～2012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74页。

[38]市场主体退出机制是指市场经营者因为出现阻碍继续经营的特定事项而主动终止经营或者依法被强制终止经营，经清算后行政主管机关核准注销，从而终止市场主体经营资格和法人资格的法律程序和制度。市场机制由市场准入、市场竞争、市场交易、市场退出等制度组成，市场主体退出机制是市场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市场作用正常发挥的内在因素。市场主体能够顺畅退出是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标志之一。参见夏秀渊：《我国市场退出机制的缺陷及对策研究》，《商业时代》2009年第3期。

[39]参见周蔚华：《也谈中国图书出版业的“滞胀”现象——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视角看出版改革的症结所在》，《中华读书报》2005年4月13日。

[40]李祥洲：《国外出版业宏观管理体系探析》，《出版科学》2004年第5期。

[41]董涛：《西方国家政府调控出版业的主要经济手段》，《出版发行研究》1998年第1期。

[42]参见〔美〕迈克尔·加利：《美联邦及各州对纽约市文化组织的资助概述》，转引自苑捷：《当代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概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1期。

[43]Calvin Reid，Book Publishers：Please Don't Be Like the Music Industry！Publishers Weekly，2009－5－30．

[44]参见向楠：《书摊遍布林书豪79．0%公众痛感图书跟风炒作严重》，《中国青年报》2012年4月12日07版。

[45]余中：《出版业亚健康需及早诊治》，《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3月4日。

[46]胡锦生：《以美的规律探索出版本质问题》，《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年8月10日第4版。

[47]何池友：《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审美范导作用》，《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48]〔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49]周凯：《核心价值观的缺失与构建传播——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反思与对西方文化产业的借鉴》，《东岳论丛》2012年第9期。

[50]莫非：《因为互联网我们需要做得更多》，《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3月28日。

[51]转引自冯晶：《网络传播中“把关”的必要性》，《新闻世界》2010年9月下。

[52]http：／／meta．wikimedia．org／wiki／List_of_Wikipedias．

[53]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5%85%8D%E8%B4%A3%E5%A3%B0% E6%98%8E．

[54]Bob Park，Wikipedia：Has a beautiful idea fallen victim to human natur，2007－03－23．http：bobpar－k．physics．vwd．edu／wn07／wn032307．html．

[55]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gywm／xwzx／rdxw／2012nrd／201301／t20130115_38507．htm。

[56]《世界互联网项目报告2009》，http：／／sec．chinabyte．com／499／8641999．shtml。

[57]〔德〕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3页。

[58]转引自陆扬：《文化与文化研究》，《文化艺术研究》2010年第3卷第3期。

[59]刘杲：《今天向张元济学习什么——〈张元济传〉序》，汪家熔：《张元济》，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