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舆论的基础是什么

一个人怎样才能成功地把另一人拉到一个他都没认出的法庭面前呢？一个机构怎么才能作为一个惩罚性的超机构而把自己强加于其他机构之上呢？这个问题不再跟公众舆论这个真相对等物的历史发展有关，而是和让真相奏效的操作技术有关。公众舆论的这些操作没有因为指责其真相声明而构成一门科学。它们只是追求让一个观点战胜另一个观点——但必须没有逻辑约束。在此，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声称自己能够知道“全部”真相，而不是某些特定事实的观点。因为它不能依赖真相（或更好论点）的胜利，那就利用它的“决定性时刻”让自己处于获胜的局面。这个效果无论如何，必须承载准逻辑约束的权力，否则，没有了已有权威的强制力，惩罚就起不了作用。

第一个障碍是批判性的，而且包含了一些互相联结的结构。工业媒体生产的做法必须预设这些都是有可能实现这些做法的条件。这样，工业意义实践的正当性前移，不再干涉它具体的日常使用。然而，公众舆论实践的理由上游不容易掌握，因为它作为一个解释基础，阻拦了所有强大的社会理论。功能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事先“知道”了这个系统的功能。公众舆论系统的特别功能是在不同的系统间建立合理性。对不能再进行“集中管理”的现代社会来说，这个特殊系统实际上决定了所有其他系统。对符号实用主义来说，这种理论掌握会排除任何经验角色。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当真相是控制机制时，比起控制机制是基于纯粹差异，更难证明一个理论。就符号学而言，这使我们考虑三个相关物和存在模式。如果公共舆论事实上是一种依赖于真相（参见§3．1）的“科学方法”（皮尔斯，CP　5．384），那么它的操作也必须要通过它的预设反映出来。这个反映是规范科学和显像学的任务。皮尔斯没有考虑主体的个人行为（像舒茨所做的那样）；相反，他关心的是根据各种可能行为多样性进行分类的所有行为本身。

然而，公众舆论仅是具有独特认识功能目的的真相对等物。让它发挥作用不再是目的论本身的任务。在此它是知识前提，在历史背景下，可能等同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为目的论“整体”展现自己拥有某些预设。而且，它因其他原因而得以继续：为什么惩罚性的对手有存在必要？为什么不允许人们仅凭行动就可以？为什么强权之人的权力需要控制？显然，最后一个是向资产阶级理性政治提出的一个未决问题，这一理性政治希望还未被既得利益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所毁掉。另外，为什么被惩罚的对象能获得成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那么为何语用公众主体的身份不存在？为何它要被创造出来，然后在实例面前证明自己（参见§6．3．2）？

但是，这些问题都未被提出，相反，公众舆论预设它们已经得到答案。这些回答是元文本（参看下面章节），因为在公众舆论看来，它们并不作为文本存在，但可以通过文本推断出来。事实上它们不是隐晦的理论结构，而是明显的存在。它们是贴在工业实践上的证明标签，例如，当“调查性新闻”成为“严肃”新闻的缩影，或者为黄色、八卦或揭丑的“生活方式”新闻报道辩护时。

有两种互相联系的元文本存在，或实践规范。它们以各自方式表明公众舆论中的宗教。这在消极惩罚中尤其明显，因为消极惩罚让宗教变成了一个丑闻。权力合法化意味着宗教首先必须被授权，只有这样它才能发挥作用。然后，在行动和授权行动之间，以知晓行动目的的逻辑形式插入了一个实例——如果操作得当的话。一旦这个实例存在，它可以自主决定它要对哪些行为进行授权，并预测哪些无关行为会出现（即“私自的”自给自足的、没有授权的行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宗教被排挤在公共话语之外，并被当作是一种私自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跟公众舆论无关，因为宗教行为向公众舆论的合法性提出了问题。那么，从历史视角来看，就难怪公共领域一直攻击所谓的宗教私人领域了。但要指出在这点上，德赛都提供了大量例子，关于宗教如何提出生存的颠覆性策略，可以让自己退回私人领域——同时表面上仍然在适应公众舆论的压力（德赛都，1980）。

不管宗教是为了公关优势而自愿地臣服于公众舆论，还是它被公众舆论纠缠，这都不重要。意义的决定作用总在两个元文本的支配下才能生效，这从宗教见证的较低门槛开始。在此证词因素“获得成功”——也就是说，对目标客体的说服效应。当教堂以道德垄断者的身份直接与公众舆论本身进行抗争时，它就结束了。

资产阶级将私人和公共进行对立两分的做法还是才发生不久的事情，同样近期的事情还有将公共宗教与私人内在区分开。这并不意味着此前宗教已是私有的，而仅仅意味着这个这种区分当时不存在。礼拜仪式——实际上是“大众工作”一直都是共同的虔诚实践，甚至忏悔告解也是在会众面前发生的。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视角来看礼拜的表现形式，就会发现让宗教隐私公开化的第一个步是一次偶然的历史事件。在此事件中，出于展示目的，（极其私密的）信仰主体变成了大众可见的正直形象。原来的礼拜想法并没有包括向某人证明某东西的展示性行为。甚至信仰的其他外在表现形式（例如游行、贝干诺派，教会财产、带有明显修会装束的规律生活方式……甚至不足对异教徒所施火刑）也都不是礼拜仪式的核心展示行为。宗教改革及其思想史，都以新教教义的精神（按照韦伯的说法，参见上文），因为对神选的怀疑而被踢出了局。对真实、可靠符号要求让高尚正直的生活变成了被救赎的标志。这个救赎现在是以虔诚主体的表现符号形式以及其他主体的符号阐释形式发生的——也就是说，并非由上帝进行。正直的人必须在为他们担保、授予证明书的会众眼中找到恩泽。

按照韦伯的说法，现代性的开始，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开始恰逢这次礼拜仪式革命。随着资产阶级的崛起，社会不再根据社会本体论和资产进行分层；反而出现了具有竞争性和流动性的社会。这些恰当的条件让资产阶级新闻界可以在冲突的基本神话中（自由的公众舆论通过理性而盛行）根深蒂固。这个神话，事实上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理式化抽象，它只需要重新考虑壮观场面的θ＇εαιρov概念。就像“全体”永远都不会出错，而且可以以上帝的名义进行判决一样，资产阶级也是如此，因为舆论主体通过判决又变成了“全体”。

呈现的力量以技术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它以从属的形式变成了文本。公众舆论预先裁定了语用目的。在我们看来，这意味着它首先通过宗教目的论而盛行。之后，为了让丑闻起作用，它转而开始构建戏剧舞台。从逻辑视角来看，这种意义模式，这种在大众媒体中大量制造公众舆论的做法，必然会产生它自己的目的。这种逻辑解释了某种类型的符号，在这个符号中，一个确定性质的第三相关物起主导作用（参见上文的§3）。从技术上来说，这个符号过程通过文本的双重特征来实现：

第一，成分形式。跟句子一样，文本也有句子成分，但文本中的句子成分（例如主语和谓语）不能直接调换。因此，必须通过符号学方法断绝与语法的关联。符号学在句子主语中识别界定部分（“烤炉”），并在谓语中识别主体部分（“是黑色的”），其存在是由拥有或不拥有特性来决定的。然而，在三元素的句子中，就会产生推论，而这个推论中总有一个规则存在某处（规则所在的确切位置构成了三种推论方式的差异）。如果文本是论据或类似于结论，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成分是根据它们性质的差异进行确定的：文本中的（a）规则与（b）案例不同，也与（c）定性特征不同。只有按照这种（逻辑的）句法顺序，文本成分才能相互服从（在形合中）。

第二，顺序。成分之间呈现逻辑的相关性。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可以概括出低文本和超文本的句子模式。逻辑规则事实上支持着含有自然语言形式的句子的文章（“因为”“为了”“哪个”等，以及对应的否定成分），这些规则也适用于文本。我们可以对这些文本依赖进行拟人化描述，将其描述成是叙述依赖和议论依赖（阐释实例）。这只是对一般再现的一个特殊确定，它总是解释“这是某物”，但在这里解释“事件导致目标”，不管这个确定是目的论的还是时间性的，或者两者都是。

到目前为止，目的论确定可适用于所有的文本。我们也可以说这些文本的论证结构或修辞也从此处而来。尽管新闻故事和别的文本不一样（即使是从叙述上来看），因为新闻故事对它的目的具有一种特殊依赖。这种目的远非叙述能及。该目的不再通过叙述进行解释，但它们通过叙述来确定一个目标。这种突出意义很容易识别，而且很大程度上足以将新闻体裁与其他的叙述形式区分开来。在上文中，我们在θ＇εαιρov模式的框架内，将首要目标描述为通过神圣知识的方式来了解“整体”；但是那个目标在新闻故事结构中有了它的文学形式。“倒金字塔”的构成原则超越故事本身到达了前期阶段。新闻文本的标题和第一段前面，逻辑上存在着元文本。它只有作为“对全体持有的意见”才是有效的，而不能作为“别人对所实际呈现的看法声明”。每个新闻故事都是整体中的一个事件。

新闻故事的数量是受限制的，元文本的数量更加受到限制。只有划分了类别，新闻才是存在的，比如“政治”“经济”“国际事务”“科学”“黄色类”（八卦、社会杂闻、犯罪消息、人类利益等），特写稿版（某些大开报的“第七页”专栏）、连载小说等。在每个类别的框架内，存在已确定的叙述模式（战争、妥协或联盟、危机、辩论、成功或失败等），其他的都只是些变体。这种逻辑一直都在新闻常规中存在。对“新闻价值”的研究试图通过实证探究工业实践的经验主义。新闻行业事实上跟“客观世界”没有关系，因为客观世界中的各种故事试图以自己各自的方式呈现出来。对“新闻价值”的研究被当作是在客观世界和记者衍生的世界之间做出一种错误的选择：新闻价值的认识论本质是什么？比如，新闻价值是否就是记者自我衍生意义的客观化呢？还是它们的存在是以客观的本体论基础为前提呢？这些重要的问题以前从来没有被提出来过，导致新闻价值被当做是新闻业的随意特征（劳，2004，696）。

对新闻价值的研究就是尽力试图解释为何某个事实陈述会变成新闻，但其他绝大部分的事实却不可以。不管叙述意义前期做的努力（即超越故事本身，利用一个依赖其他制度提供来源的制度将意义连贯组织起来），人们认为事件（例如，新闻报道出现或保持沉默）存在或者不存在的概率是正常分布的。然而，新闻价值不涉及偶然事件（尽管这是经验主义概率的高斯正态分布预设）；相反，在最好的情况下，它是一个计划好的惊喜（这也就是利科把诗学隐喻翻译成剧情突变的方式）。在此情况之下，“计划安排”最大可能地包罗了整个意义框架，包括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历史上偶然性的意义模式。在叙述惯例之外（从θ＇αιρov到体裁）是社会神话文本，我们试图把它们当作元文本。新闻是一个存在的（不管报道与否）或可解释的（编造、倡导）选择标准（参见利贝斯，2000），它可以通过意义的元文本组织而推断出来（正如悲剧、喜剧等是从酒神行为或戏剧中推断出来的）。神知道什么东西值得被讲述（所以带有“所有人”合唱团领唱也知道）。

在以体裁和品牌为识别形式对意义进行产业化的过程中，元文本成为其基础。上文提到的戏剧中的神，当然也可以通过功能结构主义的视角来洞察社会而被替换——尽管我们也可以只需通过承认意义的产业化而避免一场迫在眉睫的关于社会本体论的辩论。这是元文本的想法，它只以“事实”叙述目的前阶段的形式存在，而且这些是“全体的”普通故事。在我们的实效主义者情境下，将这个表述为通过权威的方法确定的规则。

元文本让需要论证性证明的事件不言而喻：被呈现行为的从属性，加上有能力的演员的投资，其中从属是资格的前提条件。只有社会理论本身会希望证明这个主张是——例如，具有社会功能。然而，当我们设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表明，那些隐形预设的文本（类似于我们称其为元文本的形而上学）事实上置于所有真实文本之间。但如果这样的元文本还没写出来，那它们如何能被证明呢？它们从来没有被人详细说明，因此它们在真实的文本中只能以“尚未被证明的预设”的形式存在。尽管预设本身已被证明，但这样的真实文本把它的呈现客体假设成必须要被证明的客体或可能被辩护的客体。合法化本身就不是合法的，相反，它通过使用自己的符号，预设在公共场合进行的所有事情都需要一个好的理由才能进行。因为让文本合法化缺少适当的合法性，所以它知道自己不能坚持认为是合法的；因此它把自己的辩护权传递下去，交给一个具有统治地位的合法实例：“所有人”。这个全体就是强调包括“我们”，而正是以“我们”的名义，并在“我们”的命令之下，文本被呈现出来。

“元文本”是描述意义产品的概念，它通常从内在工业性的视角接近传播学。这个意义构建的显著特征是可以被理解的，就像实践、专业社会思潮、工业自我管理的“道德规范”，甚至仅仅像尚未写出的规则“我们在此就是这么做的”那样可被理解。塔奇曼对新闻生产组织的观察（1978）包含了元文本思想的某些方面。然而，由于她的现象学方法是“参与者观察”，所以她描述的更多是新闻编辑的主观意义构成。新闻编辑视角纯粹而简单，它从绝对的内在视角，反映客观性理式。奇怪的是，一些研究议程假设自己也有同样的内蕴特点，然后这个主题被认为是新闻赢得了现实。可惜的是，这个过程经常忽视新闻文本的意义生成或结构贡献。真正的事实经常是“调查性新闻”努力的精髓：记者（或新闻机构）不仅找出话题，而且将其发展下去，有时候跟顽固的反对派对着干（奥尔德里奇，1998，115）。新闻业的这个圣杯构成了两个元文本之一的范例纯粹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