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浮躁的心态和情绪型的舆论

第二节　公众浮躁的心态和情绪型的舆论

改革开放是我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由于在外部已经存在着较高的现代化程度的参照系，于是几乎所有后发展国家都出现了亨廷顿（Huntington，S）所说的现象：“它处于现代性影响之下，已冲破传统生活方式的束缚，正面对着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压力，遭受着新的、‘更好的’经济生活方式和经济保障方式的冲击，……早期现代化国家对晚期现代化国家的‘示范作用’先是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尔后又加剧了人们的挫折感。”（亨廷顿，1988：46-47）我国的情况也不例外。物质利益对人的诱惑力比精神的感召要直接、迅速得多，人们在长期封闭之后，看到丰富的外部世界时会产生一种急不可待的攀比心理；较高速度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繁荣，但同时也带来了与过去平均主义完全迥异的利益差距，带来了对物欲的追求和行为短期化。然而，在人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和生存奔忙之际，却总是怨声不断，惶惑心态相伴的还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心态浮躁。浮者，根基不牢固；躁者，耐性不足。在人生信念不明晰或对生活缺少精神追求的情况下，便形成这样一种忙碌浮泛而又莫名所以的生活状态。由此种心态引发的情绪型舆论也骤然增多。

公众心态浮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难于把握未来、价值准则的失落、利益调整中的种种不公正、社会角色的自然分工被打乱、腐败现象对公众天然的道德正义感的冲击，以及对外部世界进行心理衡量时的差误等。不仅整体环境，每一个具体的涉及利益的问题，都有可能积蓄和引发情绪型舆论。

短期行为化与浮躁心态

在传统社会较为狭小的空间内，人际关系、利益协调和人的情感较好把握；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下子拉大了的空间、无法把握的未来，使得人们的思想认识和行为转向眼前得失，投机、待时而动的观念或心态逐步蔓延（李勇锋，1988：15-16）。特别是原来较为落后、封闭地区的公众，本来生活期望很低，一旦要求他们适应市场经济，直接的表现便是在维持传统观念的前提下，习惯性地选择可以直接带来利益的观念和行为（余锌东，1996）。

这些短期观念和行为还有它们产生的历史原因。1949年以后的三四十年内，我国公众养成了一种高依赖性、低风险承受力的心理特质。这种心理尚未变化，宣布实行改革开放，虽然还没有改变经济体制，压抑了多年的物欲立即转换为改变现状、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期待。显然，急不可耐、急功近利的心态与深化着的改革现实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错位，高期望的经常破灭，积蓄着紧张、焦虑、困惑、失落、不满、疲惫等社会情绪，新一轮的社会牢骚也跟着会增长。例如1989年的三城市调查中，70.7%的被调查者赞同“人们心中好像有股无名火，社会牢骚越来越多”的判断（刘崇顺，1993：256）。

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公众首先能够看到的是物的巨大发展。市场经济进程的加速，极大地激发了我国公众长期被压抑的物质享受和消费冲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特征，立即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展示：什么都要兑现的、现实的，眼前有好处、能得到的，就去追求，人们的心态有点像当年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马克思，7卷：110）这也是一种“情境”，使人容易失去理性，变得浮躁起来，就如雅斯贝尔斯（Jaspers，K）所说，人“除了追求一些有实际效用的具体目标外，不想去发掘自己的能力；他没有耐心去等待事物的成熟，每件事情都必须立即使他满意，即使是精神生活也必须服务于他的短暂快乐。”（雅斯贝尔斯，1988：173）而在对此过度的追求之后，常常感到的是一种精神的失落，从而积蓄着新的不安、焦虑和躁动。“满足感”相当程度上是心灵的需求，仅仅追求物质并不能真正获得满足，反而可能间接引发普遍的浮躁心态。

自我利益的唤起，竞争和利益的分流，社会风险的加大，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原有的价值体系受到冲击，人们的心理结构失衡，公众对现实产生的不满增多，体制中得到好处的和没有得到好处的，都不满意现状。如果缺乏排解的渠道，情绪型舆论亦会大量集中于社会的人际传播空间，这时带有情绪的意见表达，不会是很正确的，但是却是最需要的，影响范围大，传播得也最为迅速，对社会的稳定造成威胁。

利益的驱动、攀比与浮躁心态

体制上从传统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化，需要一定的金钱利益驱动。在缺乏和不了解市场游戏规则的时候，金钱的驱动也带来了较多的副作用，它可能是私欲性的、行为短期化的、违背理性生存原则的，容易使公众变得异常亢奋和焦躁不安，行为在急功近利的心态下失去控制；一旦对物欲的追求成为一种“时尚”，全社会都挤向发财致富的“独木桥”，便会产生普遍的社会躁动，舆论呈负面情绪型，威胁社会的稳定。

由于缺乏市场的规范，人们也没有遵守规范的习惯，这种时尚与权力的结合，便是腐败，它造成一种找不到任何理由和借口让人接受、忍耐的不平等，也带来了相当普遍的负面情绪型舆论。公平是社会群体生活的原则、社会运转有序的价值基石，这块基石的动摇对舆论的影响极大。

本来普遍存在的相互攀比心理，在这种新的环境刺激下会更为强烈。近年的多次社会调查都发现，几乎每个社会群体都认为自己的境遇不如其他群体，否认有自己比别人好的感觉。于是，全社会便出现一种被称为“相对剥夺感”（刘崇顺，1993：264）的情绪型舆论，即每个群体都感觉到自己被别的群体剥夺，都认为自己所在的群体处于社会的底层或相对下层。由于这种感觉或看法较为极端，对与自己不同的看法就会表现出强烈的偏执情绪。而引发这种普遍“相对剥夺感”的是社会利益分配中存在着的利益与权力的结合（腐败）、少数人并非由于勤劳而暴富的现象。问题复杂在公众的夸大感觉受到了双重的循环刺激，在反对真正的不公正时，其中有意无意地掺入了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而各种不公正又普遍以反对平均主义作为旗帜。于是，昔日平均主义的潜在信念和利益分配的不公，轮番促动着全社会的舆论走向情绪化，使人难以从中解脱。

我们所说的世界是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当情绪支配着公众的时候，所感觉到的外部世界有一半带有想象性质。各个社会群体都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出发，在索取动机下与其他群体、成员攀比，无形中夸大自己“所失”，缩小自己“所得”，贡献低攀比，报酬高攀比，挫折感油然而生。在这种情况下，公众感觉到的环境是一种由客观和主观合成的“情境”。情境反过来作用于公众，于是多种情绪＋行为型舆论的蔓延一时难以阻挡，例如宣泄特征十分浓厚的娱乐行为、盛行的社会牢骚、由于很小的原因而引发的街头争吵与围观、挤兑银行存款、抢购某种商品等等。

邵道生曾将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我国国民心态归结为6种倾向，即物欲化、粗俗化、冷漠化、躁动化、无责任化、虚假化（邵道生，1996：193）。这些表述有些重合，而且产生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十分复杂，为了便于概括，倒不如简单归结为一种，即“浮躁”。浮躁心态一旦产生，便以感觉替代了思维，以潮流选择替代了自主选择，以市场取向替代了人生取向。如果概括浮躁心态的舆论表达特征，便是“舆论情绪化”。

脆弱的“平静”心态

经过近几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公众对新环境的适应和自我心理调节，目前公众的心态呈现出令人乐观的转变。1995年末，上海零点公司对全国6城市居民心态调查（N＝1-300），半数人（51%）采用了“平静”这个词汇说明自己的心态，“愉快”、“忧虑”分别居二、三位。综合分析，积极的心态占主导成分（凌月，1995）。1996年末，零点公司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的调查（N＝1-020户），“平静”（42.6%）依然是市民首选表示自己心态的用词（凌月，1996b）。但是研究者认为：“积极心态中主导成分是情绪色彩不显著的‘平静’状态，显示市民对当前社会形势仍具观望心理。……平静心态的正面意义是比较脆弱的，具有很强的弹性。”（凌月，1995）显然，媒介对情绪化舆论的引导，还需要保持已有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