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的分裂心态和矛盾着的舆论

第一节　公众的分裂心态和矛盾着的舆论

我们都知道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你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是却忽略了这句话之前的另一句话：“我们踏入，又没有踏入同一条河流。”（奥修，1996：26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舆论的瞬息变化，就像那条不断流淌的河流，我们感觉到的舆论既是它，又好像不是它，因为舆论的表层在社会巨大变迁的影响下，变化实在太快了。

公众心态：从兴奋到迷茫

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即使发动多少次政治运动，舆论的变化通常只是词句上的，人们对观念的选择，总会慢慢地回复到传统状态，舆论的深层结构变化极小。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次工作重心的转移，越来越真正地触及公众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现实的利益再分配。“改革开放”不仅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而且使人们获得了世界经济发达程度的参照系。尽管初期的公众生活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但人们的心态已经被激活了，用一个普通的词汇来形容，便是“兴奋”。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然引导人们重点考虑投入与产出、消费与效益、流通与分配，这就如打进来的一只楔子，将社会、人和人的思想都分裂为生产与消费两大部分，公众首先在观念上经历着各种矛盾冲突，形成相互碰撞的各种新的舆论。面对正在开始的社会变化和种种新鲜的观念，舆论中交织着对昔日的留恋和对未来的憧憬，可以说，整个中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舆论场，在这个舆论场内日益产生着丰富而多变的舆论。

改革开放初期的显舆论，大都尚停留在社会心理的表层，因而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领域，诸如关于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的舆论，以及一些物化形态的、具有符号特征的显型文化；在反传统、从众心理的驱使下，这类舆论进一步转变为流行的生活新潮，层出不穷。人们不再满足于粗茶淡饭的饮食、色调单一的服饰、干打垒或鸽子笼式的住房，高稳定、低质量的婚姻关系也在逐步发生着变化。尽管每出现一点关于生活方式的新观念或行为，都曾引发过不同舆论之争，指责声高，反批评的声音更高，并以广泛的流行作出了不可逆转的回答。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指责者自己可能也被卷入了更新生活观念的浪潮中，接受了新的舆论和生活方式。

然而，当改革进一步深入，触及到人们的基本生活态度和现实利益时，舆论便开始出现了彷徨的态势，公众潜在的原有信念体系与公开的表达之间，有意无意地发生着矛盾。1987年的一次全国公民心理调查显示，93%的被调查者认为理想的环境包括利益差别不明显、人际竞争不激烈、人事关系易把握等条件。换句话说，如果改革要求公众打破这些昔日的“桃园梦”，可能会引起舆论的较大波动。同年在天津的一次社会心理调查中，53%的被调查者承认，在观念的变革上，理智上接受了一个新观念，但很难贯彻到感情中去；即使情感上接受了某种新观念，行为模式也许还会是旧的（李勇锋，1988：1）。

这种舆论的彷徨现象应了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Ogburn，W）的一个命题：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往往快于“适应文化”的变迁速度。他称这种现象为“文化堕距”（姚俭建，1994：7）。人的心理是有两面性的，对于新奇的事物，由于被激发而接受起来较快；而一旦原有的体制被打破，新的价值体系尚没有建立起来，很容易产生“茫然”感，生活态度的转变远不如生活方式的选择变化快。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各种舆论调查的数据都显示了这一我国当代舆论的特征。

1989年初在武汉、兰州、深圳三城市的调查（N＝1-799）数据显示，在关于改革意识、经济改革观念、政治改革观念、文化价值观念的四组问题中，按态度分组的频次分布，被调查者积极的态度和消极的态度所占比例都不高，70%的被调查者处于中立（即在七个演绎阶梯中选择“无所谓”）和略微接近积极的态度区间。若从这四组数据的均值（165.249）、中位值（164.000）、众值（161.000）^[1]看，不仅明显地向“中立”集中，而且靠向“消极”态度组的区间。研究者分析说：“与改革中期的有关社会心理的调查材料相比，两头在缩小，中间在扩大，特别是‘接近积极’的有相当比例向‘中立’转移。”“反映在社会普遍的心理状态上，就是新旧混杂，呈现为灰色（既非全是传统性，又非全是现代性）类型的态势特征”（刘崇顺，1993：299、300）。这次调查中多数被调查者对“社会生活乱了套，很多事情没办法说清楚”作了肯定的回答，其比例在大学生中占67.8%，在专业人员中占66%，在机关干部中占66.9%，在企业职工中占74.2%。他们努力在理解，但认同上发生困难（同上，253）。1989年进行的另一项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N＝1-995），被调查者对“政治”的看法上也呈现势均力敌的态势，认为应当积极参与的和认为尽可能少参与的人数几乎一半对一半（42.5%和49.5%）（张明澍，1994：141）。显然，改革初期舆论的兴奋状态（高期望、高评价）正在转变为一种表达含混的状态（适度期望、有限评价），公众心态从最初的“兴奋”转向相对抑制的“迷茫”之中。

在各种群体的舆论中，最有时代特征的是青年群体的舆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演变”课题组于1988年和1990年进行的两次全国性城乡调查（N＝3-771、N＝586），更清晰地显示了青年群体舆论的矛盾状况。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赞同“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但同时赞同“缺乏竞争冒险的生活太没意思”的也占大多数；多数被调查者赞同或基本赞同“理想的追求高于金钱”（1988年76%；1990年63.8%），但同时赞同或基本赞同“干活就是为了挣钱”（1988年61.5%；1990年43.2%）的比例也较高。他们择业的动机，居前三位的是符合个人特长和兴趣、收入高、工作稳定。显然，青年们在表达自己的意见倾向上出现了矛盾：他们既认同社会价值取向的价值标准，重理想、重精神和重成就，而在实际生活中，又认同个人价值取向的价值标准，精神需求远远退居次要地位。研究者把这种情况归结为“观念与行为脱节”、“价值判断与选择的矛盾性和模糊性”，并指出：“现代人迫于精神与物质的冲突，处于无奈与分裂的精神状态中。”（楼静波，1993：17-18、50-5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

1992年开始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在更大范围内从根本上触及公众已经习惯了的经济生活体制，社会各个阶层、群体利益的调整既给公众带来了新的解放感，也带来了新的社会压力。商业心态的泛化、政治热情转向经济竞争的突变，把公众抛向了从未经历过的经济“角斗场”。在市场经济尚未确立自己的形态、尚未臻于成熟的过渡型社会中，对物质利益的疯狂追逐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整个社会生活的明显变异，经济利益的不同获取形式和分配形式，不仅使日常生活失去了旧有的内容，而且使多数公众在生活面前变得张皇失措，应激能力、耐挫折力和心理平衡能力经受着新的冲击。由于一时无法掌握未来，生存的本能恐惧和洞察未来的恐惧引起的舆论困惑，比任何时候都显得突出。公众受到多向度价值引力的牵动，必须在物质目标和精神目标、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实际利益和道德义务的相互冲突中权衡取舍。于是出现种种矛盾着、变换着的舆论：旧体制给我奶喝，新体制给我钱花，想喝奶时打倒新体制，想花钱时打倒旧体制。

同年由中国人民大学舆论所和《三月风》杂志进行的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现状调查（N＝3-158），清晰地显示了处于市场经济新条件下的公众心态。公众对我国目前人际关系现状评价的10个问题，每题七个供选择的演绎阶梯，平均评价指数为－0.42（正负极值2，“说不清”为0）。也就是说，公众的评价是较为含糊的，处于中间微微偏向于否定；公众对我国未来十年的发展前景预测6个方面，每方面七个供选择的演绎阶梯，平均评价值为＋0.06（正负极值2，“说不清”为0）。也就是说，公众对未来的前景几乎完全处于“说不清”的状态，偏向于“乐观”的程度微乎其微。一位被访问者说：“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机遇，但机遇又总是伴随着风险到来。对于机遇，我们还缺少能力去把握；对于风险，我们怀着极大的不安想躲避它。”（喻国明，1993：24-25、32）

成年人面临的矛盾心态，对儿童产生了很大影响。同年进行的北京儿童与传播调查（N＝1-249），在“你同意下列的说法吗”一栏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不愿意将来进入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很不同意和不太同意的被调查者占39.5%；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占38.7%，两者势均力敌（卜卫，1992）。同年的全国城市儿童与传播调查（N＝3-337），对儿童的10种道德、行为和观念进行打分，最低分竟是“独立性”这项，仅3.27分，低于平均值（3.68分）（张先翱，1994：32）。孩子们的观念，相当程度上是家长们观念矛盾的反映。

1994年进行的北京青年状况调查表明，社会群体中最活跃也是最躁动的青年，表面的心态有些稳定了，57.9%的被调查者表示安心或比较安心工作，不再想着谋求赚大钱的职业了。但是在认识问题的深层，依然处于精神分裂之中。例如关于奉献与索取的问题，33.6%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多奉献少索取”，36.9%的人认为应该“多奉献多索取”，只有1.0%的人认可“少奉献多索取”，0.5%认可“不奉献也索取”；但是，他们同时认为，现实中他人只有9.4%是“多奉献少索取”，24.5%是“多奉献多索取”，而39.9%实行的是“少奉献多索取”，还有12.2%实行的是“不奉献也索取”（田科武，1995）。显然，他们的自我知觉和社会知觉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人们在大声谴责社会不正之风的时候，往往宽容着自己在其中的作为。在相同的背景下，人们会以自己的行为动机判断他人的动机，即常说的“推己及人”。也就是说，这些青年的社会知觉，实际上一定程度投射出了他们自己潜在的意识。1994年6～10月在全国10省市进行的中国青年发展状况调查（N＝6-150），89.32%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的贪污腐败程度相当严重，但在自己的行为取向上却对它相当宽容。对“如果行贿能解决你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你是否会行贿？”这个问题，53.61%的被调查者回答“肯定会”和“依情况而定”，还有21.6%的人回答“说不清”。据调查座谈会的材料，许多人对腐败的厌恶，主要是自己不能腐败，而别人的腐败行为又在实际上直接或间接地侵害了自己的利益（王晓东，1995）。同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北京青年影响调查，同样显示出北京青年观念上的这种分裂心态。近90%的被调查者赞同“富贵不能淫”等大丈夫人格，但表示能做到的只有20.8%；赞同“安贫乐道”的56%，表示能做到的29.1%；而赞同和反对“能挣会花”的分别是43.3%和47.3%，打了个平手（浦卫忠，1996：81、88、87）。

即使在文化素质较高的博士生中，情况也相近。1995年年底在浙江省进行的一次博士生调查（N＝226），研究者根据数据分析指出：“当代博士生以内在价值的自我实现为目标展开其特征，奋斗人生是其人生价值观的主导。在现实生活中，博士生的人生价值取向受到多方的冲击，因而呈现出矛盾。在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知识与金钱、理想与现实、追求学业与弃学经商之间，博士生的人生价值取向面临矛盾、犹豫甚至两难选择的困境。”（马建青，1997）

1996年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近90%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前社会对“有钱的人”、“有权的人”、“有门路的人”最有利，其次是“有知识的人”，而对“有道德的人”不太有利。当回答自己希望成为哪种人时，绝大多数人选择的是“有知识的人”和“有道德的人”（冯伯麟，1996）。看来，现实舆论在呈现出理性的一面时，又被迫处于理想与现实认识的分裂中。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这句歌词相当形象地概括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环境中舆论的一种矛盾着的表现。几乎对每个舆论客体都存在着几种相左的意见，它们达到了可以使整体明显感觉的程度，但是又都不能对整体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公众的心灵有过震颤，行动有过踌躇的话，市场经济带来的新的心灵震颤远非昔日可比，观念受到冲击不仅仅是生活方式，而是全方位的，既涉及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也涉及基本的工作模式、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越来越多的概率把越来越多的选择推到公众面前。任何人都不能作为旁观者，而必须作为参与者重新判别大千世界的是与非，随时衡量自己进退的得与失。

世间最脆弱的是人的心灵。使人感到无奈的与其说是物，不如说是对物的意见和幻想。当今社会的瞬息万变和繁杂纷扰，加剧了公众内心世界的冲击与碰撞，面对既精彩又无奈的世界，谁能完全保持心态的平衡呢？给公众一个心理支点，形成相对稳定而富有活力的舆论，大众传播媒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