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缘文化层面看世界

主要的地缘文化理论

在地缘文化关系中，理论影响广泛的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其主要思想集中体现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核心思想是，文明决定世界秩序，文明的冲突决定世界未来的冲突。他认为，冷战后全球政治是多极和多元的。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文明或者八大文明，亦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间进行。文明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争导火索，但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战争最可靠的保证。在不同文明之间，跨越界限、尊重和承认相互界限非常重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背景下出现的，能够从美国一极世界刚开始就预见到多极世界的很快出现，是有眼光的。但是，他同时也为美国制定新的国际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利用各种冲突中的宗教因素和文化因素将世界分成不同的板块进行治理，从而达到继续维护美国霸权的目标。

亨廷顿对于地缘文明或文化的划分具有历史的影像，但并不完全按照历史的延续和变化严格地进行，因此他的划分结果几乎有一种古今混杂的特点。比如把“日本文明”单独列出就有这样的味道。“日本文明”是东亚文明的一个分支，这应当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有大量的证明。但是，就是因为日本曾经提出过“脱亚入欧”，又是西方的盟国，也就单独列出，表示日本也是西方文明阵营的当然一员或者是一块文明飞地。至于它在发展的前期历史上受没受到东亚文明的决定性影响，至今还带不带着亚洲的另类特征，是可以暂且不管的。

至于专门提出东正教文明，更有些突兀，因为从宗教上看，那显然是广义的基督教的东支。对非洲文明，他是一种有保留的模糊态度，虽然不想承认它的文化战略价值，但目前无力推翻人类包括欧洲人走出非洲首先定居于欧洲的多数结论。

就是这样一个屈从于美国战略需求的一个“功利性”的文明分类体系造成了巨大的硬伤。因此，波兰裔美国著名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战略远见》中，提出了更为直接的地域棋局论。这个大棋局战略就是指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了世界。他把欧亚大陆划分为四大板块，西欧、东亚、东欧和俄罗斯、中东以及南亚，认为棋盘上有五个地缘战略棋手国家，这就是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还有五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即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和印度。在其中，英国和日本是被“边缘化”的。他建议美国在这些国家之间纵横捭阖，实现主导和领导欧亚大陆的战略目标，其策略就是继续维持多边和双边军事同盟，加强对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控制。

布热津斯基的棋局论显然比亨廷顿的文明论更有说服力。把布热津斯基的棋局论与亨廷顿的文明布局结合起来，可以看到在美国的战略走向里，确实还有一些看点。一是文明的冲突进一步被地缘政治的力量操弄和扭曲，二是布热津斯基眼里的大小十个“战略棋手”和“地缘政治支轴”国家都发生了新的互动。棋局说好像是把美国比作观棋者，棋手之间的对弈与美国的介入无关，主要是因为美国知道，这五个棋手国家都有自己的“主心骨”，不是它能随心拨动的，最好是看它们走了什么误棋，然后再决定取舍。至于那五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本身就是一棋子，相机拨动就是了。棋局说对中东伊斯兰地区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冲突严重估计不足。至于缺了动得最凶的日本，也许他认为日本就是美国的“提线木偶”，既不是棋手，也算不上“支轴国”。

至少，地缘战略棋手里也应该有美国、英国和更多的国家。在所谓列入或未列入的“战略支轴国家”里并不乏本身就是棋手者，因为它们也有自己的战略利益要维护，也有自己的战略纵深要开发，何况各有各的经济和文明发展历史与背景。

地缘文化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美国要想一直掌握世界秩序的主导权，至少应该从尊重别人的话语权做起，而中国要想建立自己的国际秩序话语权，在舆论与文化方面与世界的沟通是重要一环。也就是要善于“翻译”中国的文化观念，这种观念并不是原生态的，不仅仅是为了文化的保存和传承，而是现代理解的桥梁。美国有美国的智慧，中国也有中国的智慧。从策略上看，美国的多种“围堵”很像是中国战国时代的“连横”，中国的“一带一路”倒像是“合纵”。几千年文化形成的中国智慧，使中国人对一切战略问题都看得很透彻，只是它历来将“和为贵”视为最高的精神境界而又把“和而不同”当成思维与模式创新的源泉。就世界秩序的前景而言，“和为贵”和“和而不同”恐怕会是未来的一种政治新常态和历史追求，因为那是世界秩序的最为需要的基本元素。

中美关系之所以重要，并不是由于谁要做经济上的老大，主要是全球利益在很大程度上系于中美利益关系的妥善处理。因此，不单是中国政府认为，美国政府也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既合作又博弈，是中美关系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显著特征。不合作，没有世界的未来，没有竞争与博弈，又不符合国际社会的一般进化特征。但在合作与竞争博弈的历史天平上，哪头更重哪头更轻，此中的逻辑线应当是很清晰的。

有没有“再平衡”之后对“再平衡”的平衡?这似乎是普天下事物运动的规律。中美在20世纪中叶“斗”了20多年，也不是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翻开了新的一页?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一切需要处理的紧张关系，都应当摒弃“冷战惯性”，在相互沟通与平等协商中取得解决问题的最大共识，从而弄清楚，在不断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中，什么是中美分别最关心的，什么又是中美共同最关心的，在分别最关心的问题中，又有哪些是可以交汇和沟通的。

中美之间有分歧有博弈，但博弈和分歧也不能完全概括中美之间的摩擦。有的是原则之争，比如在东海钓鱼岛与中国南海群岛主权问题上，美国一边宣称“不选边站”，一边又要强行介入。美国要做“世界警察”已经是不合时宜不符合世界潮流的事情，在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最基本的核心问题上“拉偏”，借着根本不存在的妨碍“航海自由”的理由，在军事上进行“围堵”，这自然是中国不能答应的。但在其他一些重要问题上，完全可以扩大合作面。

从各种迹象来看，美国的对华政策正在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变。对于围堵中国的意图，美国部分“鹰派”政策影响者是从不隐晦的。早在2015年3月，美国外交学会就发布了《美国对华战略大转变》的报告，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在报告序言中称，“中国在今后数十年里将继续是美国的最大竞争者……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的巨大发展，对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乃至全世界利益都构成了重大威胁”。这份报告的最后结论非常明确:中国变得强大对美国构成了最巨大、最深刻的战略性挑战。他提出美国需要采取的三大战略，一是增强美国自身的经济实力，二是加强美国与亚太国家的经济联系，三是停止削减国防预算，立刻增强军备，灵活但强有力地推进远至印度洋的“包围中国网”。有的“专家”提出，借鉴美国的冷战经验，以“制衡”战略替代“接触”战略，美国外交学会也随之推出相应的《制衡而非遏制》的报告。美国外交学会认识上的这种显著转变必然会对美国政府的对华姿态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借口并不存在的南海“航海自由”和所谓“军事化”来说事儿，就是“制衡”战略思维影响的结果。事实上，在中国南海地区，贸易往来自由从来没有什么变化。一个最显眼的道理是，中国的对外贸易90%以上是通过这条海路频繁地进行，难道竟会有自设路障的事情发生?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保护“航海自由”是托词。保证“重返”者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制衡”中国，要在这里加大和扩大军事存在的半径和力度，一直把美国的战略纵深延伸到中国的家门口和家门里，才是目的。

除了这个显而易见的逻辑和反逻辑，还有更深刻的什么吗?那就要回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里来看美国的长期战略了。也就是说，在美国的长期战略家们的眼里，西半球的拉美国家不论有什么变化，依旧还是屋后的“花园”，比起这个“花园”来，他们更加关注对东半球的控制。在美国的长期战略棋盘里，主要眼光一直盯着中东和东亚，一定是要在这两个旧大陆文明板块上大做控制文章。中东伊斯兰文明在历史上就是欧洲的心头病，因此也就列入第一波冲突中控制的地区，办法就是利用中东的教派矛盾，引发了一场又一场战争，一直到引出一个伊斯兰国的“怪胎”。现在中东乱得不能再乱，美国索性先丢给欧洲和俄罗斯去收拾，腾出手来对付东亚，通过“重返亚太”的战略目标直接瞄向了正在发展中的中国。

地缘文化应当是包容的

在把东西方文化关系意识形态化中走得最远的，曾经担任美国国防与情报官员的白瑞邦是颇有一些代表性的。他不久前推出了新著《百年马拉松》，竟然说是从毛泽东时代起，中国就开始了以统治世界为目标的“马拉松”。他说，中国从1955年起，就对美国采取欺骗战略，致使美国提供大量经济、技术和专业知识推动中国追赶和超过美国，以实现中国主导世界秩序的战略。别说当时的中国正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刚刚起步，没有那个能力要去“统治世界”，它连中美关系的重大转折事件尼克松秘密访华都一笔勾销了。应当说，自那以后，中美关系发展基本上是波澜不惊的，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种关系一直处于推进中的稳定状态。对《百年马拉松》生造的百年“中国威胁论”，西方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是无稽之谈。因为他们看到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中国并没有策划接管世界，也并不想要全世界”，中国同别的正常国家一样，只是在努力地摆脱最后的贫穷，发展自己。

和白瑞邦相呼应的还有纳瓦罗的《卧虎:中国的军国主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这位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教授把自己的书当作解开中国意图的“地缘政治侦探故事”来讲，企图自问自答中国究竟是捍卫自己的商业通道和国土的“合法防御”还是“扩张主义”。他虽然找不到预言战争会发生的依据，但设计了“核冲突”的情节，建议美国坚决捍卫地区联盟关系，确保对中国的军事优势。甚至煞有介事地思索，如何避免超级大国的“核冲突”。中国就这样被扣上谁也想不到的“军国主义”的帽子。难怪评论者说，如果尼克松当年读到此书，可能“大为震惊”或者干脆认为是“无稽之谈”。

自诩西方文明的传道者，却要这样扭曲东方文明的基本思维和行为模式。文明冲突已经成了一些人挥之不去的噩梦，吓着自己也去吓唬别人，这样的文明冲突逻辑显然有些荒唐，荒唐的里面是对人类社会文明的深深的不信任。就说“脱亚入欧”的日本，虽然是“同盟”，但“文明冲突论”里又把日本文明列入另册，其实也深藏着——毕竟是依附，难保会有二心。日本在维新发展之后，不就搞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对昔日的“恩主”之一美国发起了珍珠港偷袭事件?这是把日本算入西方阵营又要把它打入文明另册的关于文明冲突的一种考虑，而东正教文明的单独列出，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对斯拉夫民族的不放心。斯拉夫人不仅与西欧人掀起过多次对抗，在冷战时期干脆就是横目相向。即便在如今，欧美与俄罗斯的制裁反制裁都搞得不可开交。在这个美国版本的世界文明谱系里，无论是新搞出来的，还是旧有的已被广泛认定的，冲突是必然的一条粗粗的黑线，即使亨廷顿在其著作里谈到要对各种文明“尊重”，那也是暂时的策略，或者竟会用来作为利用一种文明对付另一种文明的办法。

各种文明在各自的发展中形成各自的特点、思维和行为的价值取向，这种特点、思维和行为的价值取向的不同，并不排斥它们同居一个地球，同对一片蓝天，共同呼吸同一种空气，并在相互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中取得共同发展的成果。不同文明和文化和平相处是必然的，摩擦和“冲突”是偶然的，而且是可以通过相互的理解与沟通取得共识的，至少可以在“最大公约数”的约定里找到双赢和多赢的途径。

2015年9月，英国的《金融时报》网站发表了该报外交事务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的文章《令中国和美国产生分歧的理念》。其中有的观点值得关注。他说，中美之间的对话就像采用不同操作系统的电脑，中美看世界的方式存在极大的不同，如循环性与线性思维的不同。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美国的历史则非常短，“广义上来说，中国人是从循环的角度想问题的”，“美国的政治家倾向以一种线性思维方式看待历史”。又如个人与集体关系，美国领导人强调个人的权利，中国的领导人强调集体的利益。美国人可能会把他们对个人权利的强调“追溯到18世纪的独立战争时期”，相反，在强调建立一个有力的政府上，中国会提到开始于公元前475年的“战国时期”。“两个国家都有一种中央王国的思维”，而“美国已经习惯了其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角色。美国的外交政策仍然建立在美国是保证全球秩序不可或缺的力量的观点之上”。他最后说，“在两个国家可能都认为自己是中央王国时，它们不可能都是正确的”。这个观点听起来有些各打五十大板的意思，但反映了一种对于文化的多元化思维要求。在这里，论者的“中美之间的对话就像采用不同操作系统的电脑”的论点颇有点意思，但他忘记了更重要的一点是理念差异、文化差异。即美国思维混合体中的一种明显的局限是具有排他性和对相互走近的深深的犹疑，而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思维所体现的包容性与之恰恰相反。而极具包容性的战略互动思维，是规避中美关系进一步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文化思考因素。

“和为贵”和“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的特质，也是东亚文化的主流。中国文化基因不仅不会是世界的威胁，甚至是世界保持平衡的重要结构支撑的基本材料。至于“军备”的进步，那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要面对的日常功课。谁也不能继续拿着“红缨枪”去巡逻去站岗，那是一种有关发展与主权的常识，并不能与“威胁”这个特定的字眼相提并论。

不同文明具有不同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生活样式和文化观念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许有一种普世价值，但那会是各种文明文化传统中的“最大公约数”，亦即人类社会具有的共同价值，比如和平发展与公平正义。每一种具体的文明文化都不能宣称它的文化认知高于其他文明与文化，或者代表了所有的文明文化的发展走向，具有取代一切的普世价值。因为文明与文化永远不是抽象的，而是深深根植于经济生活的历史土壤里的。就以西方文化中崇尚的个人主义和东方文化中重视的集体主义而言，其实都是同传统经济生活状态的差别性分不开的。东方文化主要在农耕文化的土壤里诞生与发育，不论是抵御洪涝灾害还是保护自己的生产果实，都需要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表现在发展中就具有群体利益的共同性，表现在安全观上，则是在防守中争得和平发展环境。一直被人当作各种隐喻的万里长城，说到底也就是这么回事。但西方文化的诞生与发育土壤就不一样了。游猎与放牧的历史的经济角色是其文化生成的早期背景，对于流动和个体适应性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对于贸易交换甚至争夺的需求超过了务农者，尽管后来的经济生活变了，由最早的游牧变为工业，但历史的文化烙印依然留存，甚至在世界贸易和产业转移自觉不自觉的萌生发展中表现出来。这同样也具有文明进化的合理性。但是，用一种合理性去抵制另一种合理性，就会导致文化霸权的发生。应当说，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经济生活的趋同，已经为不同文明文化的逐步融合提供了新的经济土壤和必然条件，但这个逐步融合的过程，首先需要的是相互理解和尊重，需要的是沟通与合作，而不是另一种硬同化或者软同化，更不可以以所谓“文明冲突”去解决文明与文化的发展问题。

一个典型的解释，是在英国加入亚投行时，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雅克对英国政府的“大胆改变”给予了赞扬。他说，加入亚投行的决定是英国1944年以来最重大的独立行动。英国这一决定背后的潜在考虑已经非常明确，这不是昙花一现，是基于一种认识:中国的崛起给全球经济带来深刻的改变。“这是一个深刻影响任何政府(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思维方式的新现实。”“当然也会有一些人表示反对，理由是英国在接纳中国的同时开始背离美国”，但“多数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转向中国，正如这些国家在美国最强盛的时期曾经转向美国一样。这是重力作用的结果”。“中国是与美国完全不同的命题。从历史角度，我们与后者有很多共同点，而与中国则不然，因为中国出自截然不同的历史与文化渊源，因此，出现分歧和误解的机会很多。西方存在一种势力强大的臆断，认为中国应当跟我们一样，但中国从来都与我们不一样，以后也永远不会跟我们一样。”

事实上，文化与文明的相互包容应当是一种成熟的国际社会关系常态，也是在经济全球化下不同文化文明在紧密接触交流中发展提升的必要途径，文明与文化既不是冲突的来源，也不是世界秩序发生紊乱的原因。在我们的世界上，只有贫穷和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和由此而来的不平等，才是世界秩序的最大威胁。2016年3月，继移民难民潮的冲击之后，欧洲的心脏布鲁塞尔发生新的恐怖袭击，“核恐怖”的阴云也在笼罩社会生活。这引起人们包括学者们的思考，有人认为对社会不公的愤恨是原教旨主义发展的推手，有人认为伊斯兰教义核心潜伏着一颗毒瘤，是它促使教徒大开杀戒。但法国的中东问题学者鲁瓦教授的“第三种理论”正在赢得认可。这个“第三种理论”基于欧洲的穆斯林第二代移民的“家庭生活”，移民后代参与恐怖袭击，多数是由于“他们的父辈抛弃了自己的文化和穆斯林信仰，却从来没有融入社会，而且在社会阶层上越滑越低”，“当孩子们问起，为什么带我们来这儿时，父母会说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他们会回答:我们的生活没有变好!”“这意味着，他们更可能是被叙利亚回来的兄弟招募加入恐怖组织，而不是受到伊玛目或网络的唆使。”鲁瓦认为，在今天的法国和比利时，激进主义排第一位，伊斯兰主义排第二位，因此“这更多是激进主义的伊斯兰化，而不是伊斯兰教的激进化”。其证据之一就是“伊斯兰国”组织成员所具有的少得可怜的宗教知识。布鲁塞尔那一对发起自杀式袭击的兄弟逃亡时从不做礼拜，也不吃清真食品，就在麦当劳吃饭。痛定思痛，需要一种真正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