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看文风与实干

文风问题，古已有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风就是世风。一种好的文风，会影响好的会风，进而会影响学风、政风。怎样让领导干部培养和塑造好的文风，形成与实干相结合的富有特色的文风，是我们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借助对文风问题的深入认识，进而在领导干部中形成实干之风，意义重大。

章太炎先生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风。古人将徒有形式而无实际作用的空文叫“具文”。语言是心灵的窗户。维特根斯坦说过，人的语言方式就是他的生活方式。文风与实干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孔子认为，言之不出，恐躬之不逮。既不说空话，更重要的是做到。孟子认为“知言”非常重要，他说“吾知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所以孟子的浩然之气不是徒具豪气，而是在“知言”与配义与道的实际内容下，做到言行相符才能培养正气。墨子也主张为文要“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为文如果没有实干的精神，是没有意义的。

到了汉朝，王充认为：“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魏伯阳也认为，“言不苟造，论不虚生”，即语言与观点要有实际的来源。在隋唐之际，针对当时的“竞一字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李谔曾经写过一篇《上隋高祖革文华书》。延及宋朝的唐代古文运动，就是由韩愈等人发起的去浮华文风的文化运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对脱离实际的浮华文风。我们可以看到，古来文人及官吏，通过其文其话，就可以知道其为人为官之风格。史载苏轼曾经对王安石所喜欢的程式化文风深表憎恶，对一群在新政旗号下滑向套话的官员提出批评。他认为，王安石将其《三经新义》作为标准，弄得“士无异论”，是当时官场众口一腔、千篇一律的始作俑者。张载说，词不能尽象，则名言亡矣。更是认为说话为文之道，如果没有与实际相联系，就会毁掉文化。

近代以来，毛泽东将言而无味、面目可憎的文章，批评为“像个瘪三”。提出为文要“反对党八股”，认为“无论文风还是学风都是党风”。好的文风对于处于革命艰难时期的党格外重要。这种将文风与实干联系起来的文化资源，表明我们要密切注意文风中的套话、官话、假话。我们可以看到，领导干部赢得尊重，不是靠职位而是靠实干与良好扎实的文风。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从文风可以看出世之盛衰趋势。

我从了凡《训士书》里挑出了四则与文风相关的论述。

另外，文风更体现在如何写公文上，了凡在《训士书》中专门有一篇论述如何作论的文章。了凡认为文章虽微，但是关乎学术，尤其要慎重。了凡对于作论特别推重《春秋》。古人说：“荣于华衮，乃《春秋》一字之褒；严于斧钺，乃《春秋》一字之贬。”可见，《春秋》之作，于作论是极则。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就是从这种《春秋》用字的隐微处挖掘了孔子真意。董仲舒说，孔子往往“于其所得，嫌其所不得”。就是大家都说好的地方，孔子不一定说好。但一细细思考呢，才发现孔子的智慧的确很大，真的是好。这才是有见地。作论如果能于此类发人之所未发，就深得作论之道了。例如，陈国的夏征舒杀了陈灵公，因为陈灵公与其母私通。这是臣子弑君哪，大家都觉得大逆不道。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他就派部队去干预这件事，把夏征舒给杀掉了。大家都说干得好。孔子却说干得不好。《春秋》就是以这些事作为起点而开始乱征战的。邻国有难你要先请示周王，上面让你讨伐你再讨伐。讨伐出于天子，不能出于诸侯，你不能直接去管。就像你隔壁的邻居打老婆，你破门而入把她老公打得死去活来。这不是你管的事，你先给公安局打电话，由公安局来管。楚庄王做这事就跟邻居打老婆他来管一样。孔子当年就看出问题了，天下人都说好，孔子说不好。这个风气不好，后来由此各国之间就乱了，相互随便管。找个理由到别的国家去，看见你老婆漂亮，找个理由说帮你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把君王给囚禁起来，把老婆给抢走了。《春秋》里好多这种事，就与楚庄王坏了规矩有关系。所以，了凡论作论，看似正文风，实际是一承《春秋》精神正人心。试图恢复一种文风与现实高度结合的历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