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流动的不平衡

作为全球化的一个子系统和平台，传媒与全球化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全球传媒对塑造全球观念和意识的影响不可低估。虽然人们的日常经验是本地的，但是通过全球传媒，全球性事件越来越大地塑造和影响了这些经验。更有甚者，如从“软权力”角度研究全球化新秩序的美国国际关系学名家约瑟夫·奈就认为：“软权力”由控制全球信息流动的社会所控制，其他社会则都要采用该社会的制度安排和社会行为规范。

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全球化进程已经开始受传播系统发展的影响：通讯卫星的出现对于世界现代化有引人注目的影响；即时电子传播决非仅使消息传递更快，而是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底色和纹理——对于穷人和富人来说，都是如此。与此同步，国际传播研究的主导范式经历了从发展传播研究、文化帝国主义到全球化批判的转变；传播批判学派经历了兴起、发展、受挫以及再次成长的过程。从国际传播实践来说，则主要经历了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70～80年代）以及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21世纪初）两场最主要的国际传播改革运动。

从某种意义上看，全球化的发展离不开国际传播，各国大众传媒，特别是互联网是推动全球化运动的主要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引导各国人民稳步达到全球化的预定目标，迫切需要国际传播正确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说明全球化的结构性变革。在现阶段，大众媒介都受民族国家或跨国集团的控制，只能是民族国家的媒介，在本质上是和国际化对立的。令人尴尬的是，至今还没有真正全球化的媒介，互联网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各国的控制。联合国这个世界各国最大的联盟没有创办报纸、广播和电视台，虽然在不久的将来也可能出现“UN”的媒体，但现在起主导作用的是那些超越国界的少数新闻集团。它们一面发出全球化的声音，一面为集团的经济政治利益而忙碌。全球化无论作为经济运动、政治运动还是生态社会主义运动，都缺少与其匹配的国际传播实体与传播内容，从而滞缓了全球化的有效进程。

一、传统媒体时代的不平等

自从世界进入大众传播时代后，西方发达国家就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传播科技主导着全球传播的话语权，控制着世界传播的权力和“阀门”，它们发布的信息占到全球信息总数的76%以上，它们的文化支配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结果，第三世界国家越来越高度依赖西方的传播科技和文化产品，依赖它们提供的各种图书、杂志和新闻、电影、电视娱乐节目，不能自拔。“就许多情况而言，人们都认为这些文化形式是作为散播消费主义与其他西方价值观的工具而行事，这些价值观系统地剥夺发展中国家对其自身文化传统与视角的控制，同时也阻止他们按照自己意愿享用这一国际竞技场。”^[8]

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进行研讨，提出了一套旨在打破现存的世界信息传播不平等格局的改革方案。试图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物质手段和信息产品来保护与促进其自身文化传统、文化产业与文化认同，扭转信息与娱乐传播中的不平等状态，缩小信息富裕国家与信息匮乏国家之间的差距。这就是为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进行的努力。

从大历史的角度考察，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的斗争，源于美国与亚非拉欠发达国家间的对立关系，尽管这些国家大多在二战结束后的20年内从帝国主义陨灭的烟尘中宣告独立。国际信息新秩序运动的组织核心，是不结盟运动（NAM），该运动始于尼赫鲁、苏加诺、纳赛尔和周恩来在1955年共同参加的万隆会议。包括中国在内的不结盟国家谋求自主，即克服帝国主义统治的残余力量，并追求独立的经济、政治及文化发展路径。他们坚持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务必改变全球系统的经济基础。资源和资本一度只从殖民地和前殖民地流向西欧及美国，如今需要在国家发展的前提下重获引导。

及至1970年，分析人士开始意识到：正在进行中的信息与传播的结构变迁其实并未对不结盟国家的庞大经济发展计划起到什么积极作用。事实上，人们渐渐发现，国际传播正在演变为一种新型权力宰制的前沿——“新殖民主义”。这一浪潮的始作俑者是新闻业。在世界绝大部分区域，如美联社和路透社这样的新闻通讯社广泛传播着不以国家发展为主要诉求，而仅仅代表着外国资本与都市社会阶层利益的价值观。很快，这种传播的偏倚扩大到新闻之外的领域。当商业广告主抢占了国家传媒系统并使之为商品促销服务，美国电视开始如洪水般向全世界倾泻消费主义的影像。革命性的新技术对国家主权提出了额外的挑战，例如卫星遥感技术，就使美国军方和大型公司拥有了攫取他国农作物和自然资源（如石油）等领域信息的特权——这些信息一度是由他国政府保密的。再举个例子，通过将计算机接入电信网络，大公司便可以借助“跨境数据流”来建立全球供应链，使自己的产品比那些实力不太强的竞争对手的产品更为廉价，从而使国家的政策制定权威形同虚设。

国际信息新秩序运动的支持者认为，全球信息供给系统所发生的上述激烈重构并没有强化不结盟国家的民族自决，甚至还发挥了与之完全相反的负面作用。“后殖民国家”的发展被绑架了：它们被纳入了一个“横空出世”的宰制性的跨国资本主义体系。

国际传播新秩序对上述趋势提出了挑战，其倡导者批评美国式的商业媒体、文化产品出口以及将新传播技术当作统治工具的行为。如何指望来自北美和西欧那些表达大都会精英的新闻价值观去帮助弱小的农民阶层？西方式商业主义又怎会放弃侵占、让独立国家发展急需的资源“物尽其用”？难道主导整个计划实施的中心思想不应是自给自足吗？美国遵循着“信息流动自由”的法则，表面上高举人权的旗帜，实则只为迫使他国解除管制，让美国商业媒体和高科技公司的产品长驱直入，侵占更多的民族文化空间罢了。这一现象，有时候被人们称为“可乐殖民主义”（coca－colonization）。

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的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宣告失败，原因在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不过，这场运动所强调的理念，即“不平等状况扭曲了信息供给系统”的观点，始终未曾销声匿迹。

二、全球信息流动的新鸿沟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世界在人们的浑然不觉中发生了巨变。一方面，随着大量民族精英开始拥护资本主义以及苏联解体，不结盟国家对自己寻求民族自决的政治思路做出了不无激进色彩的调整；另一方面，随着全世界网络基础设施陷入史无前例的私有化浪潮，对传播系统及相关服务领域的投资也出现了放卫星式的猛涨。曾几何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被排除在电子传播系统之外，即使在欠发达国家的首都，也有很多人只能勉强使用陈旧不堪的传播网络。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一浪高过一浪的传播技术革新投资催生了数十亿手机用户和互联网用户。剎那间，原本的匮乏局面被一种相对（但绝不充分）过剩的状态取替：在仅仅15年（大约是1993～2008年）时间里，高级电子传播用户数量的增长达到了天文数字级。人们接触信息的渠道更加广泛，虽变动激烈，却不失为一件好事。同时，基于互联网的系统与应用的潜能几乎使人们迷失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世界里。

这段时期里，一些悄悄进行的变化可能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在前30年历史中，大多数互联网数据都流经美国。在很多情况下，别国国内两个地区之间交换数据也会途经美国。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互联网流量不再通过美国中转，这显示美国控制互联网的时代已渐渐远去。

“控制”这一词汇其实蕴含了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全球的互联网信息流动需要存在一个“中心点”。技术层面上，处于信息流动“中心点”的国家或者地区可以享有某种信息获取和传播上的优势，但这种优势终将随着信息流动“中心点”存在必要性的大为降低而逐渐逝去。

这是因为，首先，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市场竞争与技术变革大大降低了信息获取和传播的成本，这样即使是个人或者小型组织都能比较容易地和外界进行低成本、高效率的信息交流。从技术上讲，这让绕过信息流动“中心点”的直接沟通更加方便；其次，从信息传播的安全角度讲，更多的传播路径意味着信息传播可以更少地受硬件故障与其他因素的影响，这其实是针对信息流动“中心点”的弊端所采取的防护措施，潜在含义是国家政治实体对于信息流动“中心点”的不信任；最后，各国的信息基础建设的日益完备意味着信息在地理局域层面内部循环的比例大为增加，这主要表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互联网基础建设以及国家内部的互联网使用人数大量增加，所以也减少了信息流动“中心点”存在的必要性。

信息流动“中心点”的消逝意味着，即使是实力优势并不明显的国家或者地区，也能进行信息“输出”，进而对他国产生潜在影响，同时，每个信息传播的节点更容易拥有同等的传播地位。而在此过程中，大国的信息生产与传播优势被削弱，本质上显现为一种综合实力的弱化。由此引发的信息流动效果使全球化所蕴含的信息跨文化多元化交流更加复杂。

这样的“复杂化”趋势于人类整体是有利的。从人类演化的角度讲，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文化是平等的，但因为历史演变和地理资源优势先天差异的原因，其综合国力也出现了诸多差距，财政投入和科技发展滞后会进一步影响到该国或地区与周围世界信息双向交流的能力。当存在信息“中心点”的时候，国力强盛的国家更容易进行信息输出，进而打压国力相对不强的国家的信息伸展能力。信息传播的不平等意味着“世界不是平的”，这种不平等会因为信息传播能力的差异而被进一步强化。如果按照这种趋势长期发展，全球化所导致的同质化将等价于国力强盛者的赢家通吃，人类整体内部的多样化与多元化将容易被抹杀，转向简单的同质化结构，进而降低人类面临各类危机时的变通潜力。反之，信息传播的平等化将在全球文化多元交流的基础上保持人类内部的多样性，进而提升人类的潜在发展空间。

当然，前途是乐观的，而现实是复杂的。目前的国际信息流动不平衡仍然很严重。以全球金融信息服务为例，这方面存在着国家和地区之间信息生产和流通的不平衡现象，而这种不平衡制约着金融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信息资源配置不均衡。“信息富有国”和“信息贫穷国”的两极分化现象依然存在，“数字鸿沟”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在某些地区有加剧之势。二是信息流通的不对等。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量，至少比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多出百倍以上，众多发展中国家难以主动地、充分地传达和分享所需要的、切合自身发展的信息。三是信息秩序的不公正。金融信息的发布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的少数机构手中，造成发展中国家难以掌握金融信息的发布权和市场价格的话语权。

更有甚者，国际信息新秩序运动对宰制性信息结构的关注也开始呈现出新的思路。

最紧要的不是接近权问题，而是政治经济控制的问题。能够使用社会网络或使用手机当然对个体用户有益，但又是谁制造并提供了内容，并从这些新型的服务中获取利润呢？今天，那些总部位于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多媒体跨国集团精心设计自己的产品，周密安排文化商品的流动，努力使其在穿越国界时畅行无阻。最重要的是，互联网系统与应用已经成为信息供给领域的主要增长点。与此同时，在美国大公司和国家力量的干涉下，该领域的权力日益集中，绝无均衡发展可言。

通过提供一种早在15年前即已出现的技术服务，谷歌超过一切传统媒体公司，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广告商。2010年，土耳其92%的网民、印度尼西亚87%的网民以及美国67%的网民曾经登录过Facebook。从用户数量和通话流量来看，Skype骤然跃升为国际“电话”最大的服务供应商。苹果公司的移动设备几乎成了一种图腾，坐拥2亿订户账号使之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了“发号施令”的权力。在跨国公司线路设备的供应领域，思科是领导者。英特尔统治着半导体工业，IBM称霸计算机服务和中央处理器行业，惠普掌控个人电脑，甲骨文主导商业软件，微软公司的PC操作系统风靡全球。美国公司不仅引领着供给，更决定了需求与使用。从沃尔玛到通用电气，美国企业与互联网系统及应用的结合为这些行业设定了全球标准。

三、发展中国家媒体：谁的喉舌

媒介形态，尤其是卫星电视的发展与商业化，在印度、巴西等越来越多的国家在20世纪后期管制放开的背景下，导致了传媒尤其是电视的全球化。电视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跨国界传播，是卫星技术和资本主义现代性传播的结果。

电视的全球化在于，一方面，它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其对形象和议程的全球性散播，也促进了现代性的全球化。之所以如此，因为电视节目并不单纯是对世界的反映，而且是一种明确的建构并展现了关于世界的知识。如果发展中国家的电视节目都是海外进口的，那么当地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就会被这些进口节目所形塑和设置。在互联网信息时代，这种情况依然如故。

伴随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加速，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已经来临。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西方传媒巨头开始呈现全球规模的扩张。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是典型的代表，它已经是横跨亚、非、欧洲诸国和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全球帝国——除了南极洲与北极洲，新闻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的足迹已遍及全球。

美国对全球化的主导权、无与伦比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使其牢固地占据了“话语霸权”，并使全球信息传播秩序长时间地处于一种不平等结构之下，导致全球信息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单向的，从强者流向弱者。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西方对第三世界的报道框架比第三世界对自己的报道更有力。

如人民日报亚太分社社长丁刚在《中国媒体面临“话语权”挑战》一文中所言：单从新闻的角度看，在许多重大事件上，甚至包括那些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重大事件，其解释权都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媒体手里；他们怎么报道、分析新闻对发展中国家的受众产生着重大影响。对此，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曾经有一针见血的判断：当我们被大量信息淹没时，就很难知道该关注什么。注意力而不是信息就成了稀缺的东西，那些能够把有价值的信息与虚假信息区分开的人就取得了优势，对于那些能告诉我们该关注什么的人来说，这就是一种实力的来源。

因此，非西方国家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就一定要有话语权，不能事事处处都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在全球化的裹挟下，非西方国家要学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学会如何辨别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