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实力与国家形象

在哲学中，意识观念属于上层建筑。而形象作为一个认识论范畴的概念，它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认识主体所认识到的存在，自然而然它也属于上层建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实力与国家形象的关系也可以说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众所周知，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社会内部的矛盾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就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两对基本矛盾之一。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曾发现了一个被意识形态所掩盖的简单事实，那就是，人们只有在满足吃、喝、穿的基本需要后，才可能去从事政治、科学、艺术等意识形态层面的活动。即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进行一切活动的基础。为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道:“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4]这里所说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指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的总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基础。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这些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是指社会的上层建筑。^[15]两者的关系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派生的，它的产生、发展和变革都不能从它本身来解释，而只能由它的经济基础来说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就表现为为经济基础服务。

因此，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得出国家的经济实力决定着国家形象这一结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经济实力决定着国家形象的定位。形象是认识主体精神活动的产物，精神活动就必然离不开其物质基础。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并且“无论国家希望塑造怎样的形象，构成这个形象的素材必然是来源于现实中的国家”^[16]。国内国际公众对该国形象的认识、解读、评价等都只是对这个国家的这些客观实在素材的加工而已。因此，一个国家的形象定位必定是以这个国家的客观实在为基础，而经济实力作为国家客观实在的核心部分，也就必然决定着国家形象的定位。

其次，经济实力决定着国家形象的发展变化。“在同一个社会形态中，经济基础某种量的变化，可以引起上层建筑相应的量的变化，随着旧经济基础让位给新的经济基础，旧的上层建筑也就不可避免地为新的上层建筑所代替。”^[17]例如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长期处于“世界中心”地位的中国被“野蛮之邦”击败，中国迅速从世界经济强国沦落为世界经济最弱的国家之一。与之相随的是，繁荣昌盛、健康自信的“天朝上国”形象也被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东亚病夫”形象所代替。这就是经济实力的变化所引发的国家形象的发展变化。

再次，经济实力决定着国家形象的传播力。从目前的现实状况来看，拥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大都是那些发达国家所有的。如在我们熟知的全球十大通讯社中，美联社、合众国际社属于美国，路透社属于英国，法新社属于法国。而且全球十大传媒集团也都属于发达国家，甚至全球95%的传媒市场都被西方50多家传媒公司占据。在这样一种西方媒体称霸的环境之下，中国要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实在很难。因此，中国要在国际上传播自身的国家形象，就必须加快媒体航母的建立。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媒体并不是凭空就可以造就的，它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

上述三个方面的论述，都是从国家实力对国家形象的决定作用来分析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国家形象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家形象作为一种魅力、一种吸引力、一种号召力，已成为一个国家扩大全球经济领域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无形资产”，为国家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了优先发展的机遇。这些笔者在第三章“国家形象建设的必要性”里面进行过阐述，在此就不再阐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