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实力与综合国力

国家实力与综合国力

综合国力（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是在冷战后国际关系学中出现的概念，它是由国际关系学的另一概念“国家实力”或简称“国力”（national power）发展而来的。在结构现实主义者看来，国家实力主要指以军事和经济为主的物质性力量。沃尔兹认为这种“物质权力资源”决定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1]。约翰·米尔斯海默不但接受了沃尔兹关于权力的观点，而且还把沃尔兹的物质权力进一步简化为军事力量，认为“在国际政治中，一国有效的权力最终取决于军事力量以及它与对手军事力量的对比”^[2]。

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很容易受到质疑和挑战。如果仅仅以军事实力计算，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不至于惨败给日本，双方都有坚船利炮，国际海军排名中国还略占优势；如果仅仅以经济实力计算，当时的中国的经济规模更是远远超过日本。在国际关系史上，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为了完善对国力的理论认识，克莱因（Ray S．Cline）对国力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克莱因方程”。克莱因把国力的要素分成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两部分，并以战略意图和国家意志作为精神力量的标志。他强调精神力量对物质力量的发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之间是乘积关系。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了精神力量，物质力量就会毫无意义。比方说在分析越南战争时，如果把意志和士气的因素考虑在内，就会发现北越政府的力量已经超过了拥有核武器的美国。克莱因的这一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们因此把他创造的这个方程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之为“克莱因方程”^[3]。

20世纪90年代末，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彻底否定现实主义建立在物质主义基础上的“权力观”。温特认为，现实主义完全忽视了观念对权力的塑造和建构作用。他指出，物质权力（如军事力量）在国际关系中起什么作用，取决于体系文化。在不同的体系文化中，军事力量的作用大不相同。如在各国相互敌视的霍布斯文化结构中，军事力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各国相互竞争的洛克文化结构中，军事力量作用下降；而在各国互视为朋友的“康德文化”结构中，军事力量的意义更是有限。也就是说，物质力量对国家而言不是永远都最重要。世界体系中的文化——即国际社会共有的知识，决定着物质力量的意义^[4]。

从上述学者对国家实力的认识可以看出，现实主义单纯以物质性力量来评估国家力量的观点已受到普遍的质疑和批判。学者们认为国家实力是由多方面的力量，如物质力量与非物质力量、有形力量与无形力量、客观力量与主观力量等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为了与现实主义以军事力量为主的国家实力相区别，目前国际关系学界一般把国家实力称为“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是一国拥有的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控制和影响国际环境和他国意志和行为——的全部力量的有机综合，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重要尺度。同时，综合国力是国家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而不是国家追求的目的。如同金钱一样，有时某些国家会把它当作目的来追求，但相对国家利益而言，综合国力是手段而不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