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范围

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范围

国际关系的研究范围可以有两种分类法。从纵向看，可以把国际关系分成不同的研究层次，目前学界最为流行的分层法是国际体系、国家和个人三层。从横向看，可以将国际关系分成不同的领域，比如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等等。本书的第2章会详细阐述国际关系的三大分析层次，在此我们先从横向角度简要介绍一下国际关系学不同研究领域的大致内容。

国际关系学既然是政治学的分支，其最初的研究范围也主要是政治领域，因此这门学科在很长时间内和“国际政治”是重合的，可以说是两块牌子一门学科。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社会日趋复杂，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领域也“与时俱进”，从政治学向外拓展交叉，开始变成“大拼盘”。

政治领域作为国际关系学的发源地，古代和近代那些涉猎国际关系的原典巨著几乎都属于政治学的必读书目，当代国际关系学科的诞生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则是仰仗国际政治剧变的推动。由于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全球都笼罩在全面战争的阴影之下，所以战争与和平问题被视为国际关系学的核心问题，学者们认为国家的政治活动最有分析价值，至于那些与政治不沾边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等通通都是低级议题。尽管冷战结束已十多年，但目前固守政治领域老本行的国际关系学者依然是最多的，他们和千百年来有志于研究国际关系的前辈们一样，关心的主要议题是安全、和平、战争、军备和外交等。比方说，二战后大多数国际关系的经典学术著作探讨的主题都是战争与和平，而《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至今仍是国际关系领域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之一。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国际关系给他们的印象也主要就是联合国开大会、大国元首互访、外交部发言人定期开记者招待会、某几个国家出现政治纠纷等等。同时可以发现，不管是《环球时报》还是《世界知识》，很少不将政治议题作为头版标题或者封面话题。

经济领域本来是专属经济学家的地盘，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学内经济研究的内容却不断增加。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欧洲一体化、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第一次石油危机，本属经济领域的重大事件，但同时又对国际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关注和讨论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从此，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和国际经济合作变成国际关系研究的热门话题。国际关系学者们开始讨论：如何有效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东亚国家为何能在后发国家中脱颖而出？中印的经济模式各有什么优劣之处？经济全球化的动力何在？如何才能实现各方多赢？世贸组织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简而言之，以前国际关系研究比较关心“权”，现在开始关心“钱”。

社会领域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学界的新兴热点议题。事实上，早在18世纪，格劳秀斯等人就十分热衷于“国际社会”的概念，后来英国学派传承这位国际法大师的衣钵，将“国际社会”发扬光大^[13]。只不过冷战期间，美国学者始终执国际关系学之牛耳，英国学派难以出头。后来战争阴霾逐渐散去，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日趋活跃，所谓“全球公民社会”逐渐成形。“国际社会”原本仅是英国学派所重视的基本概念之一，但如今在现实中已显得越发重要。因为除国家间关系之外，国际组织、国家、跨国公司等行为体之间形成的多重复杂关系已经使得世界越来越像一个“社会”了。比如，拉美军政府国家的人权非政府组织和民主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合作，推动发达国家对军政府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促使军政府进行民主化改革^[14]。这不是传统研究国际政治的思路可以解释的现象，国际关系学者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于是，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究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国际行为体之间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研究考察这种关系的成因和影响力。

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长期不被人看重，但现在也有不少国际关系学者涉足文化领域，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事实上，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并不是到今天才体现出来，比如中华文化对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影响就相当明显。只是文化的影响力难以测量，很难用科学方法进行量化研究，而一些学者用传统方法所做的文化研究又被视为因果关系不明确、结论无可验性。冷战后，在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一书的影响和推动下，再忽视文化领域的地位似乎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不触及文化问题，许多国际现象将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例如，为何在同样的权力和经济关系下，国家会采取截然不同的政治行为？为何在同样的政治经济基础上，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成就会有天壤之别？为了完善对此类问题的回答，国际关系学者开始涉足文化领域。其中，温特（Alexander Wendt）对体系文化的研究、江忆恩（A．Iain Johnston）对国家战略文化的追溯、兰德斯（David S．Landes）等人对文化是否影响经济发展的讨论都属于国际关系领域的新创见^[15]。

心理领域可能是国际关系学目前最微观的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学作为社会科学，从根本上讲是一门关于“人”的学科，所以不可能忽视个人和群体心理因素的存在。心理学家可能早于国际关系学者对影响国际关系的重大事件从心理学角度作出探索。比方说著名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就通过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得出推论：人在心理上的毁灭本能和破坏冲动是国际战争乃至一切人类冲突的根源^[16]。如此惊世骇俗的说法未必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有些人相信，如果希特勒不是疯子而是正常人，二战可能就不会爆发了。随着心理学研究不断取得突破，很多国际关系学者也开始采用心理学方法来研究国家领导人和社会大众的心理认知对于民族主义、国家对外政策乃至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如《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17]。

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关系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和加深。首先，国际关系研究从现实主义之高级政治逐步扩展到自由主义之多样性，研究主题从战争、和平、国家安全、危机管理、军备控制等发展到国际政治经济、国际组织、外交、个人心理等。其次，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多，而且不断从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中汲取理论启迪。另外，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越来越注重世界中的人、国家中的人，如跨国界的难民、人道主义危机和干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