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与威慑

第四节　防范与威慑

如前所述，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实际上具有“接触加防范”的特点，它采纳了美国人习惯上称之为“两头下注”的做法——同中国积极交往以争取最好的结果，同时以防范手段防止最坏的可能发生。因此，无论从“接触”政策的逻辑还是从该政策的实践看，防范和威慑始终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在不同时期，接触和防范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所占的分量是不同的，这既取决于国际环境和双边关系的变化，也与美国国内政治气候有关。事实上，尽管克林顿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加大了对华接触的力度，但由于党派斗争的加剧和右翼反华势力的猖獗，美国在安全领域里对中国的防范和威慑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有了明显的加强。

1996年克林顿竞选连任成功，迫使共和党人从外交上寻找攻击克林顿的机会，他们很快发现中国是一个可以利用的话题。《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写道，“现在，下一代共和党有希望成为总统的人（比如俄亥俄州众议员约翰・卡西奇）和渴望当众议院领袖的人（比如纽约州众议员比尔・帕克森）认为，在中国问题上采取更加强硬立场是共和党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新计划的组成部分。”^[77]在1997年春展开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大辩论中，克林顿对华政策的反对者们组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院外反华集团，其中包括强硬的反共分子、经济民族主义者、宗教保守派、工会、竞选改革鼓吹者和人权活动分子等。他们打出的旗号或是从战略上遏制中国，或是取消对华最惠国贸易待遇，或是双管齐下。在形形色色的反华势力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所谓“蓝军”的出现。“蓝军”是一个由国会议员、议员助手、思想库研究人员、学者、记者和政府情报人员组成的松散联盟。他们相信，中国的崛起是对美国重大利益的严重威胁，而克林顿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是软弱无力的。“蓝军”成员虽不过20人左右，但他们声气相通，有明确的纲领，有具体的行动方案，有丰富的资源，在克林顿任期内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制造了很大的阻力。“蓝军”的反华策略一是夸大中国国力，妖魔化中国，鼓吹和散布“中国威胁论”，以使美国公众和外交政策精英相信中国是对美国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威胁；二是加强对台湾的支持，把台湾看作是从战略上牵制中国的一张王牌；三是千方百计地限制、阻挠中美经贸往来和军事交流^[78]。

1997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和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使受到1989年“六四”事件冲击的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双边关系出现了发展的重要契机。在此背景下，美国的右翼势力加强了对克林顿对华政策的攻击。他们指责说，克林顿政府将美国亚洲政策的重点放在对华关系而不是放在同它处于同盟关系的日本、中国台湾和许多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上，“这样一来，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于越来越增强实力、越来越具有进攻性的中国就无法依赖美国，使之成为发挥军事作用的存在了。”^[79]克林顿总统在访华期间所阐述的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三不”政策更是受到右翼势力的激烈批评，认为这是出卖了台湾。右翼势力在抨击克林顿对华政策的同时，也加强了妖魔化中国的努力。“蓝军”与国会的共和党人联手炒作所谓“中国窃取美国核机密”的指控，从而使中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不仅是一个人权记录不良的国家，而且也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1998年底和1999年春，反华气氛达到了高潮。《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对中国妖魔化的活动眼下似乎正如火如荼。为了在冷战后的世界中物色一个能够代替苏联的敌人，美国政治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试图让中国充当这个角色。”^[80]“新保守派”的领军人物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对此感到满意：“中国现在成了共和党人演讲时煽动听众强烈反应的话题。对于参加竞选的共和党人来说，在对外政策方面很少有能引起鼓掌喝彩的话，但谴责中国和克林顿对华政策的话肯定能博得鼓掌喝彩。”^[81]对代表美国大公司利益的共和党人来说，把中国描述成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在政治上是非常讨巧的，它既可以达到攻击克林顿对华政策的目的，同时又不会损害希望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美国工商业者的利益。显而易见的是，共和党右翼势力对克林顿对华政策的攻击和反华歇斯底里迫使克林顿政府不得不加强对华政策中防范与威慑的一手。

从克林顿政府内部看，美国军方的对华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华安全政策。五角大楼虽然希望发展同中国的军事交往以增加对中国军队的了解，但同时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和逐步提高的军事实力怀有戒备心理，1996年的台海危机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种心态。虽然克林顿总统在第二任期内表现出积极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意愿，但军方对此有明显的保留。1997年秋，中美元首会晤提出两国发展“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美国军方高级官员从传统的双边军事同盟的观念和冷战思维出发，对这一目标持怀疑和消极态度。1997年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称，中国有潜力成为一个亚洲军事大国，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增进其力量投送能力的努力不容忽视，可能引起这个地区其他国家的警惕。《报告》还称，“在2015年以后，将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地区大国或全球匹敌的竞争对手。俄罗斯和中国被某些人看作有潜力成为这样的竞争对手，尽管她们各自的前途还不确定。”^[82]正因为如此，在同中国积极接触的同时，美国军方的职业本能又使其注重对华防范和威慑的一手。此外，人事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华安全政策。作为对华接触政策和中美两军交流的积极倡导者的佩里在1996年台海危机后受到国会保守派的攻击，他所发起的“中美军转民委员会”也因国会作梗而胎死腹中。1997年底，佩里卸任，克林顿总统提名共和党参议员威廉・科恩出任国防部长。与佩里不同的是，科恩在继续推进中美军事交流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平衡和威慑力量，以牵制力量上升的中国。

1999年是美国对华战略思维发生重要变化的一年。一系列事件导致了这一变化。首先是“考克斯报告”（Cox Report）所煽动的对中国的广泛不安和恐惧心理，在中美结束冷战敌对很多年以后，中国再次被看作是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主要威胁。《华盛顿时报》报道说，“关于中国窃取美国核机密的报道出现之后，越来越多的支持美中贸易的共和党人正在重新考虑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并且呼吁白宫也这样做。”^[83]其次，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轰炸中国大使馆引起了中国公众的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而这一抗议行动被美国的媒体描述成是中国激烈的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的反映，再加上右翼反华势力的炒作，反过来加强了美国朝野对中国的警惕和不信任感。再次，中国为庆祝建国50周年，在这年的10月1日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展示了中国国防现代化的成就。此举触动了美国右翼的神经，他们把中国所展示的先进的军事装备视作“中国威胁论”的证据，认为美国应更严肃地看待中国力量的增长，积极地采取应对措施。上述一系列事件促使美国的战略分析家们重新审视中国和美国的对华政策。保守派要求加强对华威慑。著名的保守派人士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指责说，“克林顿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已经蜕变成一厢情愿的自我欺骗和怯懦的绥靖怀柔，而且这一政策正在直接引向同北京的对抗。”他呼吁美国国会推动一系列强硬的对华措施，如阻止向中国转让任何属于高技术范围的新的军事技术；要求美国代表否决世界银行或亚洲开发银行向中国提供新贷款的议案，并拒绝接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中国关闭集中营、停止强制堕胎和停止对基督教徒、西藏人及不同政见分子的迫害之前”，暂停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如果中国不停止发展导弹力量的行动，美国将中断同中国的正常贸易等等^[84]。如果说布坎南反映的是极右翼的偏激的观点的话，那么美国主流的战略分析家们则主张以“新现实主义”思维处理对华关系。他们认为美国既要避免同中国发生冷战式的对抗，又要放弃致力于同中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过于乐观的目标；美国应在对华关系上更加重视安全利益，要加强对华战略防范和牵制。

在此背景下，美国知名的思想库兰德公司于1999年9月发表的一份题为《遏制接触中国》的研究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保守势力要求加强对华政策中的威慑成分的想法^[85]。该报告提出，由于存在着同中国在诸如台湾这样的问题上发生冲突的潜在可能性，由于北京可能会谋求霸权，作为一种“两头下注”的办法，美国应在以下三方面采取行动。首先，要避免任何直接帮助中国发展军事力量的事情，特别是中国获得和发展美国难以对付的武器系统；其次，敦促美国的盟友也不要直接地帮助中国发展其军事力量；然后，美国应谋求加强其自身和其东亚盟友的能力，以慑阻中国有可能发动的侵略。报告着重从两个方面为美国的决策者出谋划策。一是美国应如何塑造亚洲的安全环境，如加强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军事联系，鼓励东盟国家之间加强政治—军事合作，解决他们在南沙群岛和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推动俄日接近，包括解决北方领土问题，加强美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军事合作等。二是如何为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的中美军事冲突做准备，如加强美国同本地区的联合演习，确保使用一些国家的关键设施，在本地区预置战略储备，增强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等等。

兰德公司这份报告对克林顿政府亚太安全政策的实际影响如何不得而知，但如果考察一下20世纪最后几年美国地区安全政策的动向，就不难看出它在很大程度上与该报告的思路相吻合。首先，美国谋求加强同亚太国家的军事关系，推动这些国家彼此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军事联系。在调整和加强美日、美韩、美澳安全同盟关系的基础上，美国将眼光投向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美军在90年代初不得不撤出在菲律宾的两个军事基地后，失去了在东南亚的战略据点，一直在寻找机会重返该地区。1998年，美国防部长科恩两次访问东南亚，一再表示美国需要在东南亚得到港口使用、后勤支持和训练机会，希望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和防务合作对话。这年1月，美国与新加坡达成一项军事协定，新加坡将允许美国军舰自由使用将于2000年投入使用的“樟宜军港”；2月，美国和菲律宾草签《部队访问协议》；8月，科恩与印尼协商了继续进行部队补给合作的问题。2000年3月，科恩访问越南，希望与越南建立军事关系，美国多次与越南磋商，希望使用金兰湾海军基地。在访问越南期间，科恩还公开呼吁东盟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建立针对中国的统一战线。在中亚，美国主要以北约为框架开展与中亚国家的军事合作，通过扩大与中亚国家的高层军事往来，签订防务合作协定，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等，实现对中亚的军事渗透。1998年，美军第82空降师500名官兵以参加北约“中亚维和”军事演习的名义在哈萨克斯坦空降，第一次踏上了觊觎已久的中亚腹地。在南亚，美国虽然在1998年印度核爆炸后对其进行了谴责和制裁，但出于自身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考虑，很快就开始调整对印政策。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美国相信一个力量不断上升的、视中国为“潜在的主要威胁”的印度能够成为亚洲平衡、牵制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2000年初，美国防部长科恩先后访问了印度、越南、日本等国，外界普遍认为，他不仅是为克林顿访问南亚打前站，更重要的是体现了美国在亚洲各地区积极活动，多角度发挥美国在地区事务中的领导作用，从而起到在中国周边构筑“警戒线”的战略目的。2000年3月，克林顿总统访问了印度，双方确认致力于建设一种“持久的、政治上有建设性、经济上有成果的”新型伙伴关系。克林顿的印度之行标志着美印关系走出了冷战所留下的阴影，向着为共同的战略利益而构建的“地区伙伴关系”迈进。舆论认为，克林顿此次访印确实反映了美国正在构筑针对中国的“警戒线”，而印度和日本分别是这个警戒线的最西端和最东端^[86]。

另一方面，美国也在大力推动盟国之间的军事合作，使其在本地区的军事同盟向北约模式靠拢。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安排一向是双边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国利用盟国的力量来服务于它在本地区的战略目的的能力。自90年代中后期起，美国开始推动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盟国间的合作。1996年初，美日韩举行第一轮三边不定期安全磋商。1999年2月底，三国在夏威夷成立三边协调和监督小组，把从前的三边磋商正式化，定期协调对朝鲜的政策。1998年10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期间，与日方商定两国举行定期安全与防务磋商。1999年8月，韩日两国海军第一次举行了海上搜索和救援的联合演习。华盛顿还希望澳大利亚加强与美国的东亚盟国之间的军事合作。为了促进地区多边防务网的形成，五角大楼决定在亚太地区建立由各盟国分享的防务信息中心，简化对这些国家转让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审批程序。

美国强化同亚太国家的军事纽带，推动这些国家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军事联系，当然并不全是针对中国而来，而是有着更广的地区战略意图。但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地区安全网的形成，无疑会加强美国地区安全中的主导地位，大大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增强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压力。而美军重返东南亚的结果，使得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基地配置更趋“合理”，在我国周边形成一个完整的“岛屿锁链”。这些基地设施不但能为美军提供战争补给，还可作为发起军事进攻的前进阵地。

90年代后期美国亚太安全政策的另一个动向就是美国军事活动和军事部署的加强。配合美军重返东南亚的努力，美军在该地区的活动不断增强。仅1998年，美军就与东南亚国家举行各类军事演习30余次，规模较大的有美新泰“对抗虎”演习，美泰“金色眼镜蛇”演习以及美泰马新文“卡拉特”演习等。1999年，美国在亚太地区组织、策划、参与的联合军事演习频率之高、涉及国家之多、规模之大，为冷战结束后所少见。这年2月，美日联合举行军事演习；6月底，美国与马来西亚在马六甲海峡举行海军联合军事演习；7月，美国与新加坡在南海海域举行海军联合演习，美国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联合演习；7月中旬至8月中旬，美国和泰国举行空军联合演习，同时，驻冲绳美军和韩国海军举行登陆演习；8月，美国和韩国又举行代号为“乙支焦点透镜”的联合军事演习；10月，美国在日本列岛及周边海域举行一系列演习；美军同时又与韩国举行了代号为“秃鹫”的联合军事演习；11月至12月，美日分别在日本北海道举行空降和物资空投演习，在日本东北地区举行实弹射击训练。美军在本地区频繁的军事演习，强化了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凸显了美国对地区安全事务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美国在亚太地区举行的军事演习虽然数量很多，但演习地域却非常集中，一个是在朝鲜半岛及其周边海域，另一个是在南海海域。这表明美国在保持对朝鲜的军事威慑的同时，逐步将亚太战略重心南移和西扩，加大对台湾和南海两个热点问题的干预力度，加强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和牵制。

随着对亚洲安全关注的明显提升，美国开始加强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部署，着力将关岛打造成美国进军亚太的基地。关岛位于太平洋西部马里亚纳群岛南端，东距夏威夷5 300公里，北距日本2 500公里，西距中国台湾省2 500公里，靠近多条海上国际运输航线，扼守美国宣布要控制的全球16个航道咽喉中的4个，是美军亚太二线基地的中心枢纽。美军在关岛驻有3大基地——安德森空军基地、阿加尼亚海军航空站和阿普拉核潜艇基地。从2000年开始，美军在关岛部署了一系列“杀手武器”。2000年8月初，美国空军向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部署了64枚先进的AGM-86型空射巡航导弹，这是美国首次在本土以外部署巡航导弹；2000年10月，美国海军的一个调查小组专程前往关岛基地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将3艘核动力攻击潜艇部署在关岛的可能性；同年11月9日，美国陆军宣布将一批CH-60型重型运输直升机部署到关岛的安德森基地；此外，美海军还考虑在不久的将来在关岛部署3艘大型两栖战舰，其中每艘战舰都可搭载近2 000人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其兵力足足相当于半个陆战师；2000年11月27日，美国空军宣布，将在太平洋的关岛、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等地建立4个战略轰炸机的海外中继站。

美国加强在关岛的战略部署的背景是，美国军方认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步伐加快，超出美方的预期，而台湾岛内政局的变化使两岸冲突的可能性增大，这意味着美国在今后10年内将有可能卷入一场台海战争，因此美国必须加紧准备。事实上，看一下美国在关岛部署的武器的性能，就可知美国军方的意图所在。AGM-86C型空射巡航导弹主要由B-52G型轰炸机搭载，飞行时速为八百公里。换算一下，B-52战机从关岛起飞后两小时空射AGM-86C，能在一个小时内打到中国大陆领土。AGM-86C巡航导弹以攻击重要战略设施为主，包括发电厂、输电设施和军用通信场站等。在近十年美军参与的各项大型战役中，该型导弹均扮演第一波攻势的主力，突袭对方神经中枢系统，让对方的雷达通讯功能丧失而陷入“盲聋”被动状态，展现“远程精确打击”的威力。美军在关岛部署的“洛杉矶”级攻击型核潜艇，其远程反潜导弹能接近二百公里、反舰导弹能接近五百公里，并能对二千五百公里外实施陆地攻击。亚太一旦有事，攻击型核潜艇从关岛出击，两天内可潜航至菲律宾外缘。其部署用意显然是想及时支持驻日美军，除保护第七舰队航母战斗群的安全，必要时亦可对中方实施大纵深精确打击。美国海军计划在关岛部署的三艘大型两栖战舰，其中“塔拉瓦”级两栖战舰可运载三千名海军陆战队，并能起降约四十架战机，状似一艘中型航空母舰，是美军吨位最大的两栖攻击舰。鉴于两栖战舰具有强大突破和快速部署的能力，美军在关岛做出如是部署，则是企图对解放军对台进行登岛作战产生震慑力。至于在关岛部署的B-2A隐形战略轰炸机，则善于攻击重要指挥据点和机场跑道，以阻止对方飞机起飞应战。美军把它部署在关岛，显然是企图在首波攻势中压制中国的指管通情系统和机场，让中国先进战机飞不起来^[87]。美国在关岛的这一系列军事部署，意在大大提升对中国的战略威慑，增强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使中国为慑阻“台独”势力而进行的军事准备受到很大牵制。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思维的日趋保守，美国政策精英们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加强越来越持消极的看法，千方百计要迟滞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步伐，这也是美国亚太安全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新动向。1989年“六四”事件后，西方国家对华实施制裁，不向中国出售和转让先进的军事装备和技术。在此情况下，俄罗斯和以色列成为中国军事采购的两大供货商。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国防现代化的推进，竭力阻挠他们同中国的军事合作。一度闹得纷纷扬扬的空中预警机事件就是一例。早在1996年，中国就和以色列洽谈以方向中国提供“法尔康”空中预警系统的交易。当时以色列曾向美国通报过此事，说明它拟向中国出售的预警系统并没有牵涉到美国明文禁止向第三国转让的秘密技术。美方在此后的三年里也都没有表示过异议。然而到了1999年下半年，在“考克斯报告”出台、美国反华气氛狂热的背景下，美国国会开始介入此事，蛮横阻挠以色列同中国开展此项合作。为迫使以色列就范，美国国会还将此事同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挂钩。众议院负责监督对外援助的拨款小组负责人、共和党议员桑尼・卡拉汉（Sonny Callahan）提议，如果以色列卖给中国一架预警机（每架约2.5亿美元），美国就从军援中扣掉2.5亿美元，卖多少架就扣掉多少个2.5亿美元。后来，美国国会甚至威胁要完全取消对以军援。在国会的压力下，克林顿政府也积极跟进，克林顿总统、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国防部长科恩都公开表态，反对以色列与中国的这一合作。科恩在2000年4月访问耶路撒冷时，甚至当着以色列总理巴拉克的面公开批评此项交易。美国所宣称的理由是，如果中国获得这一空中预警系统，将打破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实际上，美方担心的是，如果在台湾海峡爆发一场军事冲突，而美国又卷入其中的话，中国空中预警机首先引导攻击的目标很可能就是美国的飞机和航母。有鉴于此，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向以色列施压，最终迫使以方于2000年7月宣布取消同中国的这一合作项目。美国如此公开地阻挠他国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实属罕见，这一事件表明，在世纪之交，美国全方位地加强了对华战略防范与牵制。

台湾问题始终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重要一环，也是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杀手锏”。美国对华战略思维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在对台政策上反映出来。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台湾问题在中国的统一日程上变得紧迫起来，北京加大了对台湾促谈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大陆也在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以慑阻岛内日益嚣张的“台独”势力。这使得美国的保守派们极为不安。他们担心中国的强大，更不愿意看到中国的统一，在他们看来，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将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甚至全球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如果美国不能有效地阻止中国的崛起，它至少可以通过打“台湾牌”阻止中国实现统一。当克林顿总统在1998年夏访华期间阐述美国对台政策的“三不”立场，一批自由派的前政府官员和学者因担心台海局势失控而导致中美冲突，积极在两岸之间促谈斡旋的同时，保守派的学者、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们则在推动克林顿政府加强同台湾的关系，进一步密切美台军事合作。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南希・塔克（Nancy Tucker）在1998年11月就美国对台政策提出如下建议^[88]：

（1）美不应假设“统一”是解决台海冲突的适当结果，而应以“和平”为其中心目标，两岸最终达成的结果是统是独还是维持现状都没太大关系；

（2）美在台海问题上维持“模糊战略”仍是美最保险和最明智的策略；

（3）美不应在两岸之间调停，也不应以牺牲台湾利益来改进同中国的关系，同时鼓励中国表现出大度和自信以允许台湾先加入世贸组织；

（4）美应持续对北京和台湾施压，警告北京不要动武，台北不得采取不负责任的冒进行动；

（5）美应同时与北京和台北维持交往关系，不但美台军方应加强接触，台北与北京之间的军方也应建立“透明化”与“信心建立”的机制；

（6）无论如何，美都须继续对台军售，包括满足台硬件和软件方面的需求；

（7）美应保持现行的鼓励两岸对话的政策，但其目标应是促进双方了解，而不是迫使台北接受北京的条件以达成他们不愿接受的协定。

塔克的上述建议反映了保守派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主张，即美国在两岸问题上关心的不是“统一”而是“和平”，美国不应为了同中国发展关系而牺牲台湾的利益，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应继续向台湾提供军事支持。在中美元首互访、两国关系出现进一步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的背景下，塔克抛出上述政策建议，表明保守派迫不及待要对克林顿的对华政策进行“矫正”，以防止美国在两岸问题上进一步向中国大陆倾斜。

与保守派的学者们积极地就台湾问题“建言献策”的努力相呼应，作为亲台势力大本营的美国国会也空前活跃地介入对台政策，狂热地鼓吹加强对台湾的军事支持，提升美台关系。国会在1999财政年度的“拨款法案”中要求国防部长“详细介绍台湾海峡的安全形势”，根据这一要求，美国国防部在1999年2月发表了《台湾海峡安全形势报告》。报告中关于中国大陆军事现代化的部分被国会用来鼓吹“中国威胁论”，为加强美国对台军售推波助澜。1999年春，美国参众两院的亲台势力推出了《台湾安全加强法》，要求加强美台军事交流，建立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和台湾军事指挥部门之间的直接通讯联系，向台湾出售战区导弹防御设备、早期预警资讯、柴油动力潜艇、“宙斯盾”驱逐舰等。这是1979年《与台湾关系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再次企图以国内立法的形式通过有关加强美台军事联系的法案。虽然这个法案最终因参议院未能通过而夭折，但国会在该法案出台前后的鼓噪、媒体和一些保守的思想库的炒作、国会和行政部门围绕这个问题所展开的讨价还价，促使克林顿政府加强了对台湾的军事支持的力度。1999年4月，克林顿政府决定向台湾出售远程预警雷达，并同意售台新型的“爱国者-3”型导弹，以提升台湾的防空能力。克林顿政府还决定从1999年起，逐年对台湾三军的作战能力进行评估，以作为美国对台军售的重要依据。1999年9月，美国防部派遣了一个名为“联合防空”的评估小组赴台，以评估台湾的防空和导弹防御的需要，该小组在返美后提交的考察报告中指出了台湾在防务上所面临的诸多问题。2000年9月，一个由美军太平洋舰队军官组成的评估小组在考察台湾海军后向克林顿政府建议，台湾海军需要“宙斯盾”雷达系统、基德级驱逐舰、潜水艇、反潜水下声纳系统和P-3反潜巡逻机等。2001年1月，美国防部军事小组视察了台军的指挥和控制系统、空军装备以及应对第一次打击的防御能力^[89]。美国军方这样系统而全面地对台湾的军事能力进行评估，这在中美建交后还是首次，它不仅反映了美国对台海两岸军事力量变化的关切，更预示着美国将在对台军事支持方面采取更加大胆的步骤。

世纪之交，随着美国对华战略思维的保守化，随着美国朝野重新加强对台湾的战略重要性的认识，美国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举措也变得十分敏感。2000年2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的白皮书，系统地向国际社会阐述了中国政府有关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立场和政策，和对在两岸关系、国际社会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若干问题的态度和主张。这份白皮书选择在台湾地区即将进行领导人选举之前发表，就是要表达中国政府和人民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决心。白皮书强调中国政府仍然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不变，仍然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统一，同时针对李登辉的“两国论”和“台独”势力的嚣张发出了警告：“如果出现台湾被以任何名义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大事变，如果出现外国侵占台湾，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中国政府只能被迫采取一切可能的断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白皮书提出的对台动武的第三个如果——“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首次出现在中国政府的公开文件中。这份白皮书的发表，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顾问斯坦伯格、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分别约见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就白皮书的内容、发表时机表达美方的关切。美国驻华使馆也根据华盛顿的指示向中国外交部了解白皮书发表的背景，表达美方的立场。克林顿总统在24日对美国企业家发表的演说中表示：“美将继续反对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手段，也将继续明确表示两岸之间的问题必须和平解决，并且获得台湾人民的同意。”这是美国总统在公开讲话中首次把“获得台湾人民同意”列为两岸和平解决分歧的附带前提^[90]。这显然是对中方白皮书有关内容的一种牵制。美国国会的亲台势力更是一片鼓噪。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台湾安全加强法案》的始作俑者之一的汤姆・迪莱（Tom Delay）声称，白皮书“在我看来将只会进一步让国会相信：台湾需要美国无保留地全力支持”。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以亲台著称的本杰明・吉尔曼（Benjamin Gilman）在一份声明中威胁说：“我对中国向（中国）台湾发出的最新威胁深表忧虑……我们需要对北京采取更强有力的态度”。参议院外委会成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也表示，中国在白皮书中对（中国）台湾发出的警告是“不可接受的”，政府有责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确保中国“不误解我们的立场”。^[91]正是在这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气氛中，克林顿政府做出了向台湾出售“鹰”式防空导弹和改良型空中监视雷达的决定，并在3月8日宣布了这两项军售。考虑到3月18日的台湾选举，美国此时此刻采取这一行动所要传递的政治信息是不言而喻的。表面上看，美国是在支持台湾的民主，实际上，美国要使两岸继续保持分裂状态，这符合美国的对华战略和亚太地区战略。

为因应中国的崛起，克林顿政府逐渐形成了“接触加防范”的两手战略。在克林顿政府的第二任期内，美国加强了对华接触的力度。政治上，以中美首脑互访为标志，两国关系实现了重新正常化；经济上，随着中美结束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和美国国会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的议案，两国经贸关系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安全上，克林顿政府在一段时间里积极发展两军交往，谋求中国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以及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合作，希望中美发展某种形式的安全伙伴关系，使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地区和全球安全秩序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两国安全关系一度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发展势头。但是由于美国国内右翼反华势力的压力，由于美国对华战略思维的保守化，在克林顿执政的最后两年里，美国亚太安全政策加大了对华防范和威慑的力度。在“接触加防范”的政策天平上，美国对华政策在安全领域显著地向后者倾斜。实际上，在保守政治势力猖獗的背景下，以新自由主义为基本理念的整个对华政策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随着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到来，要求大幅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的呼声不绝于耳，中美关系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令人不安的局面。

【注释】

[1]James Walsh，“Thunder out of China，”Time，April 12，1993，pp.2 2-27.

[2]Robert Sutter and Shirley Kan，“China As a Security Concern in Asia：Perceptions，Assessment，and U.S.Options，”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RS）Report，December 22，1994，pp.2-3.

[3]Denny Roy，“Hegemon on the Horizon？”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1，Summer 1994，pp.14 9-168；David Shambaugh，“Growing Strong：China's Challenge to Asian Security，”Survival，Vol.36，No.2，Summer 1994，pp.4 359；Larry M.Wortzel，“China Pursues Traditional Great-Power Status，”Orbis，Spring 1994，pp.15 7-175.

[4]Harry Harding，“U.S.-China Relations in 1995：How Fragile，How Enduring？”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American Economic Relations，sponsored by the Center for Asian Pacific Studies，Lingnan College，Hong Kong，June 2 123，1995，pp.1 112.

[5]Scott Kennedy，China Cross Talk，New York：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3，p.162.

[6]Zalmay Khalilzad，Strategic A ppraisal，Rand，1996，p.212.

[7]Karl W.Eikenberry，“Does China Threaten Asia-Pacific Regional Stability？”Parameters，Spring 1995，pp.9 697.

[8]Zalmay Khalilzad，Strategic A ppraisal，pp.21 1212，217.

[9]James Shinn，Weaving the Net：Conditional Engagement with China，New Yor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1996，p.7.

[10]Robert Sutter and Shirley Kan，“China As a Security Concern in Asia：Perceptions，Assessment，and U.S.Options.”

[11]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p.15.

[12]Robert Sutter and Shirley Kan，“China As a Security Concern in Asia：Perceptions，Assessment，and U.S.Options，”p.3.

[13]“佩里说接触既不是遏制也不是绥靖”，美新署华盛顿1995年10月30日电。

[14]Robert Suettinger，“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Though Engagement，”In Richard Hass and Meghan O'Sullivan，eds.，Honey and Vinegar，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0，pp.2 425.

[15]约瑟夫・奈1995年10月11日在参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华盛顿1995年10月11日电；Robert Suettinger，“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Though Engagement，”p.25.

[16]James Shinn，Weaving the Net：Conditional Engagement with China，pp.12 5126；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著：《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第116页。

[17]Robert Sutter and Shirley Kan，“China As a Security Concern in Asia：Perceptions，Assessment，and U.S.Options，”pp.2 526；Karl W.Eikenberry，“Does China Threaten Asia-Pacific Regional Stability？”Parameters，Spring 1995，pp.9 697.

[18]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著，隋丽君、张胜平、任美芬译：《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182页；Charles Krauthammer，“Why We Must Contain China，”Time，Vol.146，No.5（July 31，1995），p.72.

[19]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著：《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第104页。

[20]Hans Binnendijk and Ronald N.Montaperto，Strategic Trends in China，Washington DC：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1998，p.51；“佩里阐述美国同中国接触的政策”，新华社《参考资料》1995年11月3日，第4页。

[21]U.S.Department of Defense，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November 1998，p.30.

[22]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著：《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第106页。

[23]“佩里说接触既不是遏制也不是绥靖”，美新署华盛顿1995年10月30日电；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著：《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第107—108页。

[24]温斯顿・洛德1993年11月5日在《世界联播》节目中的谈话，美国新闻署1993年11月5日电。

[25]Kerry Dumbaugh，“China-U.S.Relations，”CRS（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Issue Brief，January 11，1994.

[26]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著：《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第95页。

[27]王耀东：“迟浩田与佩里会谈”，《文汇报》1996年12月11日；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著：《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第101—102页。

[28]Robert L.Suettinger，Beyond Tiananmen，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3，p.209.

[29]刘连第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1993—2000年大事纵览》，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470页。

[3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外交：199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724页。

[31]刘连第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1993—2000年大事纵览》，第545页。

[32]《中美两国元首关于南亚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外交：199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758页。

[33]《中美联合声明》，参见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国际形势年鉴：1998》，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1页。

[34]Stanley Roth，“U.S.Policy Towards China，”USIS Foreign Policy Backgrounder，June 12，1998，p.6.

[35]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著：《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第103、108页。

[36]刘连第：《中美关系的轨迹》，第518—519页；作者1999年7月采访美国国防部前中国处处长兰迪・希莱沃（Randy Shriver）的谈话纪要。

[37]James Mann，About Face，New York：Vintage Books，1998，pp.32 3-324；Robert L.Suettinger，Beyond Tiananmen，2003，pp.21 2-217.

[38]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页。

[39]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07页。

[40]“克林顿称我举行军事演习是向美台发出政治信息”，新华社华盛顿1995年12月12日电。

[41]Robert L.Suettinger，Beyond Tiananmen，pp.247，249.

[42]香港皇家气象观测站的记录显示，该时期台湾东部海域并没有出现迫使美国航母战斗群改道的“热带风暴”的迹象。参见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747页。

[43]刘连第：《中美关系的轨迹》，第485—486页。

[44]“美国时刻注视着北京进行任何军事调动的情况”，香港《东方快讯》1996年2月24日。

[45]Robert L.Suettinger，Beyond Tiananmen，p.251.

[46]刘连第：《中美关系的轨迹》，第102页。

[47]Robert L.Suettinger，Beyond Tiananmen，p.250.

[48]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著：《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第94页。

[49]同上书，第97—98页。

[50]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著：《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第98页。

[51]同上书，第98—99页；Robert L.Suettinger，Beyond Tiananmen，p.255；罗伯特・罗斯：“武力的限度：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第88页。

[52]刘连第：《中美关系的轨迹》，第103页。

[53]Robert L.Suettinger，Beyond Tiananmen，pp.25 6-257；刘连第：《中美关系的轨迹》，第486—487页。

[54]“美国在台湾选举结束后重申‘一个中国’政策”，美联社华盛顿1996年3月25日电。

[55]Robert L.Suettinger，Beyond Tiananmen，pp.25 7-258.

[56]查尔斯・阿尔丁杰：“五角大楼推迟中国国防部长的访问”，路透社华盛顿1996年3月22日电。

[57]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著：《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第100页。

[58]Robert L.Suettinger，Beyond Tiananmen，p.254.

[59]孙扬明、周德惠、陈英姿：“两岸军事台湾处劣势——专访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莱克”，台湾《联合报》2001年2月16日第13版。

[60]吴心伯：“评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复旦学报》，1997年第2期，第53—57页；吴心伯：“克林顿政府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载谢希德、倪世雄主编：《曲折的历程——中美建交2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6—87页。

[61]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Redressing the Balance：A merican Engagement with Asia，1996，Multilingual Asian Edition，p.41.

[62]克里斯托弗1996年5月17日在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关于对华政策的演讲，新华社华盛顿1996年5月17日电。

[63]孙扬明：“佩里访台讯息‘响亮清楚’”，台湾《联合报》1998年1月26日第9版。

[64]Joseph Nye，“A Taiwan Deal，”Washington Post，March 8，1998，p.c7；“奈建议美再次明确‘一个中国’政策并明示不因台而对我动武”，《参考资料》1998年4月28日，第20页。

[65]李雪严：“李登辉布桩阻敌坚持两岸对抗”，香港《镜报月刊》1998年3月号，第77页。

[66]张所鹏：“美国两岸政策酝酿新方向”，台湾《中央日报》1999年3月27日第2版；冉亮：“美国政府中国专家：两岸中程协议是美政策一部分”，台湾《中国时报》1999年4月29日第14版。

[67]吉姆・曼：“美国暗中同台湾扩大军事关系”，《洛杉矶时报》1999年7月24日。

[68]Dennis V.Hickey，“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of 1996：implications for US security polic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9，No.7，1998，pp.41 1412.

[69]Shirley A.Kan，“Taiwan：Major US Arms Sales Since 1990，”CRS Report for Congress，updated February 5，2001.

[70]Richard D.Fisher and Stephen Yates，“China's Missile Diplomacy：A Test of American Resolve in Asia，”The Heritage Foundation，Backgrounder Update，No.269，March 12，1996.

[71]Dennis V.Hickey，“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of 1996：implications for US security policy，”pp.41 1-412.

[72]吉姆・曼：“对中国间谍活动的担心只会加深美国的怀疑”，《洛杉矶时报》1999年5月20日。

[73]罗伯特・罗斯：“武力的限度：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第90页。

[74]Robert L.Suettinger，Beyond Tiananmen，p.382；刘连第：《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63—264页。

[75]张惠英：“李登辉即兴演出，两国论天机乍泄”，《中国时报》2000年12月18日第3版。

[76]刘连第：《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72页。

[77]杰拉尔德・塞布、约翰・哈伍德：“右翼形形色色的派别联合起来使反对中国的贸易地位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华尔街日报》1997年6月10日。

[78]张睿壮：“布什对华政策中的‘蓝军’阴影”，《美国研究》，2002年第1期，第51页。

[79]罗斯・芒罗：“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由于优先中国而使盟国产生戒心”，《产经新闻》1998年6月8日；阿瑟・沃尔德伦：“与中国接触”，1998年5月14日在参院外委会听证会上的证词。

[80]Gerald F.Seib，“Another threat looms：China as a new demon，”Wall Street Journal，May 26，1999.

[81]吉姆・曼：“对中国间谍活动的担心只会加深美国的怀疑”，《洛杉矶时报》1999年5月20日。

[82]“四年防务评估报告”，1997年，参见周建明、张曙光著：《美国安全解读》，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页。

[83]南希・罗曼：“丑闻损害中美关系”，《华盛顿时报》1999年3月24日。

[84]帕特里克・布坎南：“美国是否应当中止同中国的‘战略接触’？”《洞察》周刊1999年8月16日。

[85]Zalmay Khalilzad，“Congage China，”Rand，Issue Paper，IP187，1999.

[86]乔・潘・库西：“向中国施加压力”，英国《情报文摘》2000年1月21日。

[87]亓乐义：“美加强西太平洋第二岛链军事部署”，《中国时报》2000年9月18日第14版；“美国在关岛布重兵”，《环球时报》2001年3月30日。

[88]李红旗：“美外交专家提出7项对台政策建议”，新华社华盛顿1998年11月26日电。

[89]Thomas Ricks，“Taiwan Seen as Vulnerable to Attack，”Washington Post，March 31，2000；Michael R.Gordon，“Secret U.S.Study Concludes Taiwan Needs New Arms，”New York Times，April 1，2001.

[90]刘连第：《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92页。

[91]斯蒂芬・穆夫森、海伦・迪尤尔：“五角大楼向中国发出警告”，《华盛顿邮报》2000年2月23日；美联社华盛顿2000年2月2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