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外交的理论支撑及其现实背景

一、转型外交的理论支撑及其现实背景

转型外交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新趋向，有深刻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民主和平论”与“新帝国论”是其最主要的两大理论支柱，它们在赖斯的演讲中有多次体现。赖斯指出：“在全球化时代加速到来和科技信息革命迅猛发展的今天，美国不能独善其身，美国的安全、世界的和平有赖于在世界范围内推进自由与民主进程。”^[1]这体现了“民主和平论”的核心观点，即民主制度是实现世界和平的根本手段，已确立民主制度的国家应勇于担当历史所赋予的责任，积极向非民主国家传播民主精神，在必要时不应回避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有义务将美国的民主理念向世界进行推广，并最终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赖斯在演讲中还认为：“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大国的挑战，而是来自失败国家。虚弱、贫穷的失败国家由于无法实现有效的治理，不仅导致了人道主义灾难，而且容易成为滋生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的‘温床’。”^[2]这彰显了“新帝国论”的影响，“新帝国论”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前现代国家”，它是当今世界动乱和威胁的主要来源。第二种是那些仍然保持常规国家行为的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第三种就是“后现代国家”，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威胁。“后现代国家”在处理与“前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的关系时，要以“丛林法则”作为指导，采用殖民政策。“世界的稳定与和平需要有一个接受人权和全球价值观的新型的帝国”。^[3]为实现这一远大的理想，美国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按照它自己的设想重新塑造地球上的国家。

转型外交是适应“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需要进行转型的产物，有其出台的特殊现实背景。从国际局势来看，一方面，美国在伊拉克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之中，使布什政府认识到仅凭美国的硬权力优势，一味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不仅不能很好地实现美国的利益、增进美国的安全，而且会适得其反，产生“弹簧效应”，美国越是动用武力对他国进行打击，越是引来他国的激烈反抗，使美国的安全遭受更大的威胁。正如伊肯伯里所指出的：“布什政府寻求在全世界应对新的威胁，但全世界却公开质疑美国所领导的全球秩序的合法性。”^[4]另一方面，独联体国家中亲西方的反对派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的“颜色革命”则通过和平选举的模式，实现了“民主的变革与推广”，增强了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与控制。这一正一反的事例使布什政府认识到必须采取更为综合的手段加强对世界的控制。就国内情况来说，一方面美国国内反战浪潮持续高涨，另一方面来自民主党的批评也日益尖锐，迫使布什政府必须对美国的外交战略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