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过程研究和集团分析

第二节　政治过程研究和集团分析

一、政治的·社会变化的影响

C·E·梅里厄姆在1903年公开刊行的《美国政治理论史》一书中曾经论及说“与其他所有的政治理论完全一样，美国的政治思想如果同那些巨大的历史运动相隔绝，即同那些被其他政治理论不断议论着的有机部分相分离，则会变得完全不具备任何重要性”^[18]。换句话说，对于政治理论而言，是经常受制于色彩浓郁的时代影响之下，且被时代所投影的。政治理论就是处于这一文脉之上并且无从逃避地由此来固定和确立自己的位置的。实际上，为美国所拥有的新型政治学的发展，是与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到20世纪初期为止的这一时间段里的美国大规模的政治变化和社会变化相关联并且互动的。以这样的变化为背景从而得以展开的不是别的，就是革新主义运动，现代政治学的发展渐渐表现为革新主义运动的政治学而受到注目，不能说没有其原因。

顺便说一下，美国于这一时期里首先是在其国家构成自身方面发生的极大变化。也就是说，在1888年还只是由三十八个州所构成的美国，到1889年就新增加了蒙大拿、华盛顿、北达科他、南达科他等四州，1890年又增加了怀俄明和爱达荷两个州，1896年是犹他州，1907年是俄克拉何马州，到1912年加上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两个州一共拥有了四十八个州。并且从1881年到1890年为止的这十年之间有五百二十五万移民渡美，从1891年到1900年的这十年之间也有三百六十九万移民蜂拥而来^[19]，而美国的总人口也从1880年的五千零一十六万增加到1900年的七千六百万人，到1920年达到了一亿零五百七十一万人。也就是说从1880年到1920年这四十年间，美国的总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

这一期间美国的城市化程度也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1890年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数的28%，到1900年达到了40%，进而到1920年城市的人口就超过了农村，占据了美国总人口的51%。这一时期，对于这样的事态推移有着最为典型经历的城市即为芝加哥市，1840年只有四千四百七十人的芝加哥市，到了1860年其人口也只不过才仅只超过十万人，但是到了1880年就超过了五十万人，到1900年便达到了一百七十万人，进而到1920年便一跃上升到二百七十万人^[20]。

在这样大规模的政治的、社会的变化之下，旧有的政治学失去的自然是其在对应上的关联性，而在面对时代课题方面其在效果上的应答能力也为之减退当然是无可回避的。新型政治学就是在这样的事态之中试图对所谓的政治学的再生提出挑战的。戴维特·瓦尔德（Dwight Waldo）于下述的指摘里面，所关联的就是这一点。

在美国的历史上，从1890年到1914年的这一时期里，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诸制度得到了净化，所经历的是面向改革方向的极其兴旺的改革主义经验。这一经历是基于对暴露时代以及高速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在同重大的弊端以及缺陷之间的隔阂所进行的指摘和揭露，使美国人民的良心不断受到刺激的所谓的对丑恶现象加以曝光的时代。受革新主义的精神所驱使，政治学者们，对19世纪于政治研究方法上的抽象性以及脱离实际的研究态度进行了反击。他们着手调查、大肆暴露，并且从校园里走了出去，直接闯入到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把政治研究从观念朝实际方面做了本质上的调整^[21]。

二、威尔逊＝洛厄尔的视点

囿于这样的时代文脉之中不断发展而成的现代政治学，根据政治的现实主义研究而当然带有其自己的显著特征，并且显示出的也当然是从政治制度的形式主义研究转变为对政治过程研究所持的极强烈的特性。而在这一政治学转换的初期里，发挥了主导作用的恰恰是W·威尔逊和A·L·洛厄尔两人。

威尔逊政治学上的立场，在其于1887年发表的论文《行政的研究》里已经表现得极其明确了。在该一论文里威尔逊主张“美国的政治学者们，把自己的一部分时间和注意力从传统的法学的、哲学的研究转向于现实之中，与正在运作着的政府相关的实际问题”^[22]，进而作为美国政治学会第六代会长而在1910年举行的以《法律和事实》为题的会长讲演里，对政治学的任务加以了明确，论证说“把经验的传授移植到意识领域里来，使实际的目的加以变换，再行不断讨论，然后加以筛选，最后作为法律在给其以明确的有形过程中进行正确而详细的观察”^[23]，使政治学的任务变得更加明了。

不用说，《联邦议会政治论》毫无疑问正是产生于类似这样的针对性问题见解而成的威尔逊学说，也就是说，该著作所写的“可以把联邦议会看做是联邦制的最核心最卓越的势力，对联邦议会所进行的所有说明”“有着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使联邦政治的实际状况明确起来的这样一种意图”^[24]，美国的联邦议会中的主要决定点只有在联邦议会的委员会里才可以找到，委员会可以称之为“小立法部”（little legislatures）^[25]。在这里特别值得注目的是威尔逊把目光完全朝向了针对美国联邦议会的院外活动担当者的活动，并大声唤起人们对院外活动担当者的影响力与委员会的行为方式之间的关联的注意。威尔逊就此进一步议论说：

院外活动者的力量当然不是全能的，但无疑委员会制给了他们很大的方便。他们最成功的就是接近重要的分配金钱的委员会，从而得到很多的合适的机会。国会全体涉及广泛的领域，对于实行他们的计划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有限的，他们就可以有机会接近。……外部人员对于委员会成员的接触是容易的，这样就有可能对几乎所有的立法领域施加违法的影响力。

与威尔逊出生于同一年（1856年），并且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段里踏上了学术界的威尔逊的前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A·L·洛厄尔的政治学，在其特性上，基本来说与威尔逊的政治学有着非常显著的类似点。正如已经触及的那样，在《政治论集》的开头之处，早就对“在实际中活动着的政府进行分析”的重要性做了表述的洛厄尔，在1909年举行的美国政治学会的会长讲演里对该一见解做了重复，力劝政治学者必须面向的、关心的应该是政治装置以及制度“于现实中的运作”，而不是“对该运作加以推理”^[26]。

立于这一立场上的洛厄尔特别寄予了关心的内容之一即是对政党的研究。洛厄尔在1897年于哈佛大学就任讲师之际在其担当的科目“现代政府论”里，就附有“现行政治制度和政党的影响”这一副标题^[27]，在《欧洲大陆的政府和政党》里，在对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形式的政治制度加以论述的同时，亦基于各式各样的国度里的制度关联，就其将作什么样的运作进行了分析。顺便说一下，洛厄尔在关于政党研究的意义这一点上，在该著作里做了如下的论述。

最近，在围绕着政党的是与非的问题上，其讨论表现得是非常活跃的。但是如果从科学的眼光来加以看待，所有这些与对关于风向和潮汐的问题加以提问是极其相像的。在现实当中，政党是一个事实，作为这样的一个事物，政党的现象就必须加以研究。进而，抽象地对政党的是非品头评足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其结果完全根据政党在进行活动之际适应四周的状况而形成的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一个事实来对政党的现象加以考虑，对此进行详细而周密程度上的分析，还处于远未被接收的程度上^[28]。

洛厄尔的另外一个关心的研究对象，是舆论。在1909年于约翰·霍普金兹大学所做的讲义，而且在这之后于1913年公开发表的《舆论和民众政治》一书里，根据“穿越形式，对存在于形式背后的最最重要的诸种势力加以观察”，所表明的意图是把“对基于舆论的政治事务及其现象加以调整”作为对民主政治的各种问题的解释^[29]。并且，作为洛厄尔在该著作里所论及的主题，是舆论的本质，是作为舆论承担者的政党的机能，是包含了作为舆论的表现手段而直接参加的各种方法（公民提案，公民投票等）的舆论的理论和实际，以及居于该理论和实际之中的诸问题。

三、本特莱＝比尔德的集团研究

就这样，恰如上述所言的那样在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头期的这一时间段里的政治过程研究之中，可以特别醒目地透视到的最显著发展的就是集团研究，而在就这一问题的提起方面发挥了先驱作用的正是A·F·本特莱和查尔斯·A·比尔德二人。

作为“集团理论之父”^[30]的本特莱的立足点，主要通过其在《政治的过程》一书里所论述到的“无论是怎样一种形式的社会生活，在关于该内容的研究方面最为重要的工作是对那些集团进行的分析。……如果能对集团作完整的解释，所有的问题势必可以随之被完全解释。我在使用所有这一用词的时候，是指我是不折不扣地言及了与之相关的几乎所有内容的”^[31]，以及在该书当中通过把旧有的政治学视为只不过是“对政治制度的最为表面的特征的完全是基于形式的研究”，并进而将基于这一研究方式的政治学批评为是“已经死了的政治学”（dead political science）^[32]等几个方面极为明快地显现出来。

概括来说，本特莱认为“在被称之为社会的这个社会体之中，除去构成了该社会的集团复合体之外，不存在其他任何内容”，“除去集团现象，政治现象也将不复存在”^[33]，而公共政策只不过是这些集团利益冲突、妥协的产物而已。

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史之中最为有名的插曲之一，恰是本特莱的这一著作没有被其同时代的政治学者所接收的这一事实。可以说该著作所面对的是同时代学者的无视和消极否定的评价，正是源于如此，本特莱受到政治学界的广泛注目，并作为“最为优秀的美国政治学者之一”^[34]而得到应有的评价的时候，已经是1950年代初期的“对本特莱的再发现”以后的事了。这之中，最早把《政治的过程》作以“于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树立起政治学方面发挥了启迪性先驱作用的著作”^[35]这一评价的，不是别人，正是比尔德。正如伯纳德·克里科（Bernard Crick）指出的，“比尔德不仅仅是立足于历史学和政治学领域之中的最新现实主义立场上的最初学者之一，同时也是最初的普及者中的一分子”^[36]那样，比尔德于政治学上的立场，在特征上是现实主义的，对在政治学领域里占据位置的、“毫无价值可言的形式主义”（barren formalism）^[37]进行批判的基点上，比尔德和本特莱所共有的是同一趋向。在1908年2月于哥伦比亚大学所进行的讲演里，比尔德在触及这一政治学观的时候，做过以下的表述。

政治研究者的任务不是对制度以及对与此相关的理论加以赞扬或者进行非难，而是要对这些制度和理论进行理解并进而加以说明。有基于此，按照科学的目的，该一任务必须同神学、伦理学以及爱国心切断并使之分离^[38]。

罗伯特·M·克兰登（Robert M.Crunden）评价说，“该讲义之中所包含的应该是比尔德对伯吉斯和形式主义的政治学所发出的冷笑”^[39]，同时，在本特莱的著作被刊行的那一年所教授的讲义里面，也能找到“本特莱为人极其机智，有着在对极富说服力的政治学者进行批判方面足以引起共鸣”^[40]能力的这类字句内容。

并且，在立于这样见地的时候，来自于比尔德的有着极为重要意味的内容而占据当然位置的则是集团理论。也就是说，根据比尔德的理论，“政府实际上到底做了一些什么，并不是以有关政府的最为合适的机能为理论基础，在这一时间点上，实际上是以对政府正在进行管理调节的并且是由人所组成的集团的意志为基础的，或者可以说是通过努力对政府加以管理和调节各个集团之间的纠葛进而得以确立的均衡为基础的。”^[41]

1916年，以在阿马斯特大学教授的讲义为基础的《政治的经济基础》一书，虽然同样是以“集团利益形成了寄身于理论和实际之中的政治本质”^[42]这一命题的解说为目的，但进而针对这一命题的解释从与美国宪法的成立过程相关之处入手进行检证，是于1913年刊行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在该书里面，比尔德企图论证的中心内容是美国宪法在金融、有价证券、制造业、贸易及海运的四个利益集团的影响之下，作为上述这些各种各样利益的妥协产物才得以形成的这样一种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