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人大理论研究的学术化水平

这些年来，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我国的政治制度改革稳步推进，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也不断健全和完善，体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与此相应，人大理论研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各地人大工作中出现的实践创新和工作亮点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讨论和总结；人大制度实际运行中遇到的多种疑惑和问题得到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和探讨；人大制度历史发展中的实践探索和丰富经验得到了认真的梳理和提炼；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立法、决定重大事项、监督、选举和人事任免职权及实际操作中的法律与实务问题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出现了一批具有一定思想深度和理论含量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坚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制度自信、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指导我们坚持做好人大工作具有良好的作用。

反思这些年来我们的人大理论研究，其主要的局限和问题也是比较明显的。

第一，理论研究和工作宣传混同，限制了理论研究的思维空间。理论的功能在于对实践的解释与预见、规范与引导、批判与创新，而工作宣传的功能主要在于提高认识、统一思想、鼓舞人心、凝聚力量、推动实践。由于二者的功能不同，二者所秉持的原则也就不同，理论研究无禁区，工作宣传有纪律。理论研究要提倡的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也就是要有自由宽松的环境条件和政治氛围，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大胆质疑，独立思考和研究各种问题，突破各种束缚思想的主观教条，提出富有创见性的理论和观点。而工作宣传则必须考虑社会和政治效果，应当坚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因此必须坚守政策法律底线和纪律要求。有鉴于此，就有必要明确区分二者的不同功能和原则界限。而在人大理论研究中，我们往往误把对人大工作宣传的纪律性要求也用来框范理论研究，这就使人大理论研究受到了局限，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被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了，一些应该深入思考和讨论的问题被简单化地、武断地处理了，一些应当理直气壮予以强调和发挥的观点也被说得软弱无力。这样的作茧自缚，使人大理论研究视野封闭，思路狭窄，思想僵化，方法保守，思考探索的领域不宽、深度不够。

第二，学术成分比较稀薄，感性经验的东西缺少理性的抽象和提炼。首先，理论研究的学术化，最主要的体现是对现实问题的准确把握。我们的人大理论研究缺少对人大制度实践中最根本、最主要的现实问题进行准确把握的理论自觉，没有意识到去深刻地、不懈地追问人大制度作为我国的特色民主制度面临什么样的现实问题，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改革何以可能等这些根本性的现实问题。其次，理论研究的学术化，体现在形成基本的概念框架和话语系统。我们的人大理论研究，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概念框架和话语体系，经验性的名词多于明晰的概念和范畴，政策性的、意识形态性的术语多于理论性的命题，主观性的独断多于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实证分析，更遑论能够形成相互自洽的理论体系了，这就削弱了人大理论本身应有的逻辑力量和说服力。其三，理论研究的学术化，体现在理论形态的客观实在性上。理论研究中，只有经过哲学的反思与过滤，研究对象的本质性、深刻性才能够即刻显现出来。我们很少在人大理论研究中看到哲学思维、批判性思维的运用。由于研究方法上的欠缺，人大理论对于实践问题的把握大多处于感性经验的层次上，深入不到研究对象本质性的维度，使人大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客观知识的成分少，而主观精神的东西比较多，导致人大理论学术层次不高。

第三，人大理论研究存在明显的琐细化倾向，缺少宏观上的总体性把握。我们的人大理论研究，比较多的是以人大制度设计和运行中的某一个局部、某一个环节、某一个问题，或者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和工作内容的某一个方面、某一个职能、某一个细节或某一个现象，孤立地开展一些专题性、碎片化的分析研究，不注意从研究对象本身的辩证联系和辩证运动中去发现和研究问题，错失了发现重大问题的可能和契机，使人大理论研究缺少一以贯之的东西和宏观性的理论视野。比如，对于监督法规定的七种人大常委会实施监督的程序方式，常见的是对这七种监督程序（方式）及其某个问题孤立地进行个别的研究，却没有见到如何理解这七种监督程序（方式）的实质性联系，如何形成从知悉政情、合法性审查到处置决断的完整周延的程序链条，即从柔性到刚性严厉性渐次加强的程序进程中去总体上把握人大监督的研究方法。再如，对于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我们总是责怪“一府两院”及其有关部门对代表意见建议办理工作重视不够、办理落实不力、办理落实率低，而很少从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的实际内容的办理可能性与计划、财政预算的审议与批准二者的联系中，去深入地思考代表意见建议有没有可实施性。孤立的、片面化的思维方式，使人大理论研究往往走偏，其理论思考的实际价值也就降低了。

第四，人大理论研究与人大工作实践脱节，人大制度改革创新及人大工作实践缺少丰厚的理论滋养。人大工作实践的背后，其实是受一定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前提支配的。理论前提和认识上的误区，必然导致实际工作中的偏差。比如，在人大选举和任免工作中，由于对选票实际蕴含的意义认识上的偏差，许多人包括候选人在内往往认为，赞成票比例越高越好，而没有从认识上廓清赞成票蕴含意义的复杂性。实际上，从理论上廓清思想前提问题，对理性地做好人大实际工作至关重要。我们的人大理论研究对实际工作中根本性的问题把握不准，而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技术性、细节性的问题上，给实际工作中迫切的现实问题提供不出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即使是人大理论研究中出现的有一定见地和价值的思考成果，也缺少应有的重视和推介，对实际工作发挥不了作用和影响，研究成果和理论观点只在少数理论工作者或思考者的“小圈子”内自娱自乐、自我消遣和欣赏，有限的理论资源得不到及时的开发和利用，对人大实际工作起不到滋养。人大工作的探索和创新空间之广，与在这种广阔背景下实际上的长期无所适从和停滞形成鲜明对照。

基于以上对人大理论研究现状和实际水平之分析，我们有必要对人大理论研究的作用和意义作进一步的再认识。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开掘和强调：

（一）人大理论研究赋予人大工作以意义和价值。由于目前人大理论缺少客观知识的有力支撑，加之人大理论研究的水平和所涉问题领域所限，人大工作的实际意义和价值没有得到理论上的充分阐释。同时由于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行使法定职权上不能尽如人意，如选举和任免工作有形式无内容，监督工作疲软乏力，代表作用不能有效发挥等问题，使人们对人大工作颇多微词。作为人大工作者，尽管我们处于职业感情可以对“橡皮图章”“第二老干局”之类的说法予以辩解和反驳，但这确实掩盖不了人大工作缺力度、缺创新、缺实效的现实。年复一年基本相似的工作内容，程式化的话语环境和工作节奏，消解了人们对人大工作意义和价值的认知，使得长期在人大机关工作的从业者，失去了对人大工作的职业激情和思考兴趣。凡此种种，都亟待人大理论研究重新赋予人大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并以新的理解。

（二）人大理论研究给人大制度改革以勇气和自信。这几年，人大制度改革和工作创新虽有一些进展，但多属细节之变，比较重大的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基本上没有触及，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人大理论研究没有在这方面取得大家一致比较认同的成果，没有给大刀阔斧进行制度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可行性提供可靠的根据和不容辩驳的说服力，没有给制度改革提供可供选择的方案和路径，应当说是很重要的原因。因此之故，人大制度的实际运作就只能在墨守成规中维持，或者在细节之变上做文章。改革的决心和勇气来自制度运行本身所蕴含的矛盾和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之严峻，来自理论研究对矛盾和问题的深刻揭示，而改革的底气和自信则来自对解决重大体制问题拥有了成熟的方案和可行的路径。这些都是人大理论研究面临的紧迫任务。

（三）人大理论研究敞开人大工作创新的各种可能。在人大制度运行和人大工作中，我们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认同性的思维方式，即对现有的制度和做法是一致认同的。在大家一致认同的氛围中，发现真正重大的矛盾和问题是比较困难的。正是这样的思维方式把我们塑造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理论是时代精神的直接体现。而哲学思维的本性是反思和批判的，反思和批判的思维方式，能够使原有的制度本身蕴含的内在矛盾和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凸现出来，使大家习以为常或者已经麻木的神经敏感起来，使僵化的思想和习惯性做法的弊病充分暴露出来，使大家的创造性智慧迸发出来。在人大理论研究中注重运用哲学思维，可以为人大制度改革和工作创新打开思考空间、敞开多种可能。

提高人大理论研究的学术化水平，是人大制度改革与创新的需要。人大制度改革与创新，也需要高水平的人大理论研究成果的支撑。人大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应当责无旁贷地肩负起这个责任，坚持以宏观性的视野，深入思考人大制度的现实问题，运用反思批判的思维方式，提高人大理论研究的学术含量，创造出一批反映时代精神的人大理论成果，使人大制度改革创新成为有思想的实践，使人大理论研究成为有实践的思想。

（石永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