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两个阶段

与保护主义的两个阶段坐落在“强政府”的象限中不同，新自由主义的两个阶段位于“弱政府”的象限中（如图7－1所示）。所谓“弱政府”并非政府不作为、少作为，或者政府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大，而是相对于资本的强势来说，政府在市场监管和金融管制方面、在社会福利的提供方面、在阶级形成和阶级关系的协调方面和在对社会剩余的再分配等方面，呈现出弱势。换言之，政府转换了角色，从原先的民族企业的保护者、市场的管理者、劳资双方的中间人，转变为大资本的代言人、市场的工具、工会运动的镇压者；从原先的提供卫生、教育、福利、交通等公共产品，推动劳动及社会的再生产，转变为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服务市场或在危机发生时直接“注资”私人资本，在资本的生产和积累过程中发挥作用。

在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阶段，美国政府对资本，尤其是对大资本、跨国资本俯首帖耳。为了跨国资本的全球利益，美国政府放弃了过去所推行的以单个国家为基础的发展主义规划，转而向世界输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国际金融垄断组织的要求下，美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国际基金货币组织等一起，向全球强制推行“华盛顿共识”。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这一恣意横行的经济自由一体化发展模式才开始有所收敛。因而，以2008年为界，新自由主义的积累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自1973年至2008年。这一阶段又分两步（如图7－1）。第一步是为医治“滞胀”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全面推行，时间跨度是从1973年滞胀危机一直持续到1995年《反广场协议》的签订。

这一期间，政府—市场的资本积累机制是：政府通过工业部门的去规制化，为企业家解脱枷锁，带来企业创新的加速；政府通过对工会运动的打压，瓦解工会组织，使得劳动力市场更富有弹性；政府通过税收的削减政策，刺激投资和增加对劳动力的使用；政府通过对金融市场放松干预，使得资本配置变得更加廉价和富有效率；政府通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连续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使之高达两位数），并在1985年通过《广场协议》要求美元对日本和欧洲货币进行主动性贬值，使得本国制造业和工业品出口的竞争力大大增加。

这些经济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但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也不断遭遇矛盾：实体经济领域出现了利润率长期停滞或下降，劳动强度不断增加、劳资关系出现紧张，实体资本只有进入金融领域才能获得盈利机会；金融活动增加了企业的流动资金和活力，也吸走了企业的再投资愿望和创新能力，并形成了资本积累模式对流动性增长的依赖。因而，1995年的《反广场协定》签订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拐点。

第二步是金融化积累与美国的“新经济”繁荣和衰退，时间跨度是自1995年到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

这一期间，政府—市场的资本积累机制是：美联储采取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格林斯潘的“股市凯恩斯主义”或“资产价格凯恩斯主义”推动下，保持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借助大公司和富裕家庭增加私人预算赤字，使它们的支出大于收入而刺激需求扩大；公司和个人手中股票价值或者其他资产价值的上升造成账面财富增加，从而鼓励人们赤字消费，以保持投资和消费需求两旺、消解制造业部门面临的竞争及其出口和利润率下降的重压。在财政政策方面，克林顿政府致力于平衡预算，削减政府支出，使得巨额财政赤字一度为零。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持续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金融资本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在金融化的推动下，美国经济从1991年4月复苏，开始了长达120个月的“新经济”繁荣。^[48]从表面上看，整个90年代是美国经济的一个强有力的扩张期，产出、投资、生产率和就业率均得到了相对稳定的增长。然而这场长达十年的“新经济”繁荣，是建立在全球经济这个“大蛋糕”的增长停滞之上，尤其是建立在七国集团的制造业和非农部门的利润率持续下降的基础上。90年代上半期，美国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它的主要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的国家利益而换得的，它大大得益于1985年《广场协定》中美元对欧洲和日本主要货币进行主动性贬值的约定。90年代下半期——以1995年《反广场协定》允许德国、日本等大量资金进入美国货币市场为拐点，美国实体经济的复苏已是强弩之末，它的繁荣与世界经济衰退的大环境极不协调，背后是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重重矛盾。通过金融化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与美元的国际价值尺度职能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强，2000年以后，美国经济逐渐步入了具有高度利息率弹性、风险极高的“庞齐金融”，金融危机已经到了火山爆发的前夜。

第二阶段，自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至今。始于华尔街的2008年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引起世界经济衰退和欧债危机，美元—华尔街体系受到重创。为了挽救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的持续衰退。

2009年2月，奥巴马政府发起第一批刺激经济计划7870亿美元（以后追加到8410亿美元），3月美联储开始第一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印3000亿美元，总共动用了1．75万亿美元增购国债；2010年9月，政府发起第二批刺激经济计划3500亿美元（以后追加到8410亿美元），11月美联储开始第二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印6000亿美元，继续增购国债；2010年10月，政府发起2011—2012年全民减税计划8580亿美元；2011年9月，政府发起第三批刺激经济计划4470亿美元，并将该行为命名为“美国就业法案”，同月美联储启动“扭转操作”，抛售短期国债、购买长期国债，以压低长期利率为萧条中的美国经济注入活力。

从2009年下半年起，美国经济开始缓慢复苏，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第一，经济内生动力不足，政府驱动性复苏困难重重。尽管政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对复苏起了很大作用，但边际效用在递减，消费和投资需求仍然不旺。在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右翼势力抬头。主张保守经济政策的茶党重整旗鼓，要求政府进一步减小规模、缩减开支、降低税收、弱化监管；而在国会中已占多数的共和党也拒绝与民主党合作，不但阻挠奥巴马第三批刺激经济计划的“美国就业法案”的实施，甚至使得2014年度美国财政预算无法通过，致使联邦政府非核心部门自2013年10月1日起被迫关门长达16天之久。第二，复苏虽然在持续，但始终不够强劲，且时好时坏不稳定；行业复苏不平衡，服务业复苏快于制造业，但几乎所有行业都在复苏；由于宏观上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的下降也就缓慢，而且未充分就业数据远远大于完全失业率，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准普遍下降，社会收入的两极分化进一步拉大。

面对大量注资救市后出现的债务危机，西方国家的政府普遍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以货币宽松为主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给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但并未给实体经济带来所期望的影响。如果说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扬汤止沸”的话，那么紧缩的财政政策则相当于“饮鸩止渴”。由于新自由主义把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归因于政府福利支出太高导致的财政赤字，因而继续提出了降低政府支出的对策，而且财政支出的削减主要针对福利支出部分，这导致中低收入阶层本来就很困难的生活境况更加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