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始终保持着严肃科学的态度。早在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年代里,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阶级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的总体分析,指明了未来社会的一般特征。随着对资本主义社会剖析的深入和对工人运动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有两个重大事件使他们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预见有了新的突破。一是《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完成,实际上已包含了未来新社会将出现不同发展阶段的思想,为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巴黎公社又提供了可供研究的实际材料。正是在这基础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关于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学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首先,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发展阶段作了科学的划分。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探讨了未来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他设想:“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28],并且指出,彻底扬弃私有制“实际上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29]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事实上已划分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只是,以前所作的划分,都还缺乏准确的用语和确定的理论形式。《哥达纲领批判》制定了科学的范畴,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社会发展分为三个历史时期:(1)“长久的阵痛”,由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即过渡时期;(2)“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3)“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从而,完成了未来社会的发展阶段的科学划分。
其次,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还具体地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两个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他指出,经过“长久的阵痛”,即经过由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30]他着重指出,在消费资料的分配领域,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只能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原则。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特征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其所,按需分配!”[31]
最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还探讨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国家制度的演进问题。马克思指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而不是什么自由的人民国家。而过渡时期结束后未来社会的国家制度问题,他们没有作出具体的分析,但是指出了演进的方向和进行探讨的原则。第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将有别于无产阶级专政;第二,在未来社会的国家制度下,某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将会保留下来;第三,对这个问题应当采取科学态度,严格依照实践提供的材料进行探索,在书斋里作概念游戏,是“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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