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批判

二、新自由主义批判

2008年2月1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他的半月评论按语中宣称，2008年将是“自由主义全球化终结”的一年。⁽⁹⁾作为对这一观点的理论论证，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展开了新一轮的新自由主义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去新自由主义的可行性方案。

迈克尔·皮尔曼在《从封建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原始积累》一文中尝试对原始积累这一资本主义的核心概念进行梳理。

首先，他对比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原始积累的主要特征:在封建社会，原始积累主要集中于农业生产，为原始积累负主要责任的是封建领主个人，因而他不得不承担起劳动力生存需求的部分;相比较而言，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负主要责任的只有资本本身，资本家仅仅只是“资本的代理人”。因此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资本家并不打算接管劳动力的生存部分，劳动力自身不得不在资本主义生产之余维持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体系，从而对雇佣劳动生存部分起辅助补偿作用。

其次，皮尔曼指出了古典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当代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相同之处。他分析了古典的原始积累的三个层次:第一，原始积累是直接剥夺人们赖以生存的手段;第二，原始积累的目的是以强制的手段把所有的人都卷入雇佣劳动的体系之中;第三，原始积累控制着整个社会劳动的分工。他指出，这三个层面的情况虽然并非都存在于当代经济中，但是第一个层面的情况是显然存在的。比如，在美国，地方政府就已经开始利用征用权剥夺劳动者的土地，以供私人公司使用。再比如，跨国公司占用了大部分资源，如水、森林、土地等，甚至通过对基因码的私有化，占有食物的所有权。还有，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力图推进一种“所有制社会”，旨在使个体公民如同以往的无地农民一样，完全受劳动力市场的摆布。这些事实表明，现代的原始积累与古典的原始积累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要充分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就必须研究统治阶级在最初是如何运用原始积累的。这正是马克思曾经做过的工作。⁽¹⁰⁾

莫莉·斯科特·卡托在其新书《市场，非市场:建立后资本主义经济》⁽¹¹⁾中对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理论进行了批判。她提出，全球贫困以及气候变化都是美国式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对于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的必然恶果，因此，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建立一个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建立一个去美国资本主义的世界:在经济方面，她呼吁绿色经济，从而抵御“资本积累以及随之产生的帝国主义的扩散，价格的价值降低，反社会、反环境的巨头公司的存在”。为了治本需要，作者批判了资本主义将其新古典主义经济散播全球，她呼吁要抛弃传统经济理论中的自成一体的概念，如“完全(自由)竞争”和“理性经济人”等这些概念。在政治上，她倡导绿色政治，即为经济寻找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的土壤，换句话说，就是支持本土贸易，而对于海外，则只是寻求公平贸易与技术交流。那么，绿色政治是否给市场留有空间呢?莫莉·斯科特·卡托的回答是肯定的。她指出，市场应该只是绿色政治中的一部分，“一旦受到税收和条例的引导和约束，比如全球健康和安全标准以及资源税等的严格约束，市场可以作为一种分配机制进行运作”。⁽¹²⁾莫莉·斯科特·卡托的这些批判为进一步开始资本主义批判和建立新的经济秩序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实践层面上，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加强了对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世界各国的个案分析，其中最受关注的有拉美各国以及包括中国、日本等国在内的东亚各国。

拉美国家作为最早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地区，一直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的最主要对象。历史地看，拉美国家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实施初级产品出口型经济发展模式过程中，就形成了依靠引进的大量外资建设港口、铁路和公路等基础设施来拉动自身经济发展的模式，从而进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到了20世纪30年代，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拉美各国纷纷采取“进口替代”的工业发展模式，强化政府干预以及保护民族工业。在这个过程中，拉美各国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以及世界经济逐渐由国家垄断走向国际垄断、华盛顿共识的全面推行，使新自由主义逐渐从经济学理论领域一步跨入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主流价值领域，此时，正值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大批留美专家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并在拉美各国政府任职，于是，开始在本国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采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行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金融贸易自由化等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曾经推动了拉美的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它们在90年代获得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基础，但也逐渐暴露出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使得大量国有产业被少数个人和外国资本所控制;二是收入分配的不均衡，导致了人民生活的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困矛盾日益尖锐;三是国家由于过分让权而造成了政府职能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缺失。这三个方面使拉美国家在不断爆发的金融危机中陷入困境。1998年拉美国家通过了“圣地亚哥共识”，该共识强调要确立国家在社会中的作用，强调改革的目标应是尽量少地消耗社会成本，保证人人得益，提高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地位等。这几点明显地是对新自由主义奉行以资本积累为目的，全面占有资源、全面拓展市场、坚持市场为导向的宗旨的反驳，是拉美国家拒斥新自由主义的声音。这一声音得到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因此，近年来，巴西等拉美国家中反新自由主义的左翼势力相继赢得大选，民间的反新自由主义运动更是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近两年来，拉美国家在反思金融危机中开始了建立新秩序的工作，标志着拉美国家的反新自由主义浪潮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在如何建立新的秩序这一问题上，左翼阵营发生了分歧，形成了两大派立场:正面回应和消极拒斥。

消极拒斥派通常采取的立场是:一方面，全面抵制政党、国家和政治，通过对传统左翼、新自由主义国家以及政治实践的批判来为其辩护，固守他们的“社会运动的统一化”;另一方面，在对传统左翼的盲目经济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强调本土运动，并将本土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以期形成政治和国际影响力。

从第一个方面来看，全面抵制政党、国家和政治实际上是存在着很大的弊端的，因为这一立场是建立在“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对立的理论基础上的。在这一观点的影响下，这些学者更倾向于与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合作，而不接纳政党，以为政党只是属于公共社会领域。这种将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对立的观点正好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国家与私人对立的两极分化结构相吻合，从而使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陷入了困境。为了走出这一困境，巴西社会学家埃米尔·萨德尔重新阐发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他说:真正的两极分化实际上存在于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之间，新自由主义的任务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无限扩展市场关系，而在这一层面上，国家并不是争论两极中的一极。⁽¹³⁾为了达到“圣地亚哥共识”所倡导的深入民主化，消极拒斥派主张去市场化，把被新自由主义拱手让给市场的市民权利还给市民，把行为的空间限制为“社会的”而不是“政治的”，并且坚持“统一社会运动”的原则。

第二个方面是对传统左翼的盲目经济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本土化的推行。玻利维亚的新左翼对传统左翼的盲目经济主义展开了批判。他们指出，传统左翼只是将本土居民直接划分为农民，因为后者的谋生手段可以定义为小规模的农村生产，这样的经济主义剥夺了许多居民的身份。为此，他们提出了新的政治主题——推行本土运动。所谓本土运动，就是在结合其他社会力量的同时，进一步结合社会主义运动，以期在政治领域拥有更有效的行动。这一运动在拉美国家产生了实际的效果。埃沃·莫拉莱斯就是在这一运动中参与玻利维亚的选举并最终成为总统，而他又成功地防止了由法国公司所操纵的玻利维亚供水的私有化，并废止了之前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其他国家也有相类似的活动，这些都构成了拉美国家的去新自由主义化的运动。

虽然拉美各国已经逐渐走向去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但并未彻底改革其新自由主义体系，也未放弃自由贸易的模式。面对这一事实，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就新自由主义终结的时刻是否到来的问题产生了分歧:那些否认新自由主义终结时刻到来的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已经全面侵入社会的方方面面，使得其他因素得不到生长的空间，而对新自由主义批判又尚未成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理论体系用于指导实践，这些都使新自由主义远未到终结的时刻。所以，在当前，人们只能寄希望于对传统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某种超越，以寻求更为灵活的政策。那些肯定新自由主义终结时刻到来的学者则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抵制，许多国家的政府处于恢复国家调节和社会保障的压力之下。面对经济危机，美国政府在国内扩大不平等，在国外奉行单边主义，这些政策已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沃勒斯坦指出，美国在不断增加的外债压力下已经不再有能力为其经济和帝国主义的冒险活动融资，美元正面临着自由落体式的贬值，美元将不再是世界的储备货币。这些将使我们能够在今后的几年见证世界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一次大调整。从这一事实出发，这些学者指出，围绕全球社会变革的方向，全球范围内的阶级斗争高潮也将会出现。如果我们正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常态周期之中，那么在目前的不稳定和危机时期结束时，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全球范围内凯恩斯主义或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重新回归。经过了几个世纪的资本主义积累，全球环境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已不再有生态空间来进行另一次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扩张，留给我们的路只有两条:要么继续允许资本主义破坏环境，毁灭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要么废弃资本主义。为保护可持续性生态环境所进行的斗争必须与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斗争联合起来，只有如此，才能在符合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以满足人类需求为目的的生产基础之上来重建世界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过渡的新时代。⁽¹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