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平政策”到“大社会计划”

罗斯福“新政”以后，凯恩斯主义在全球盛行，促使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重新考量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乃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也促使美国的经济学家们认真回应时代的变化，通过反省自身的新古典理论并改造凯恩斯经济学，他们发展出了“新古典综合”理论。如道格拉斯·多德所说：“1945年传遍全球的东西，也正是资本主义苟延残喘的基础……资本主义找到了自我救赎的途径。只有一个国家具有行动的活力与规模，找到了出路，那就是美国。”^[57]战后，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理论为美国政府持续积极地实施“精调”（fine－turning）政策奠定了基调。所谓“精调”，即在维护罗斯福“新政”的基础上，继续实施国内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积极改善。

“公平政策”（Fair Deal），是哈里·杜鲁门总统对其战后国内改善计划的称谓。杜鲁门除了对外确立强硬的冷战立场外，在国内政策方面力推保障公平的经济机会和社会稳定。针对大量军人战后返回家园的现实情况，杜鲁门政府通过了《退伍军人权利法》（G．I．Bill），为退伍军人购买住房提供担保贷款及资助他们职业培训和大学教育，并在战争一结束就向国会提出了21点咨文。21点咨文又称“21点战后复兴计划”，是杜鲁门一揽子“公平政策”的集中表达。该计划旨在扩大社会保险范围、充分就业计划，制定永久公平的就业法案，保护公民免受不公平的雇用待遇，提高最低工资，增加失业救济，提供住房补助，建造公共住宅和清除贫民窟等。21点咨文遭到国会内力图削减开支和减税的共和党人的激烈反对，致使杜鲁门“公平政策”推行艰难。1946年，汽车、钢铁和电气行业的460万工人罢工，杜鲁门出面干预，一度疏远了工会和劳工。但随着“公平政策”的推行和他在1948年下令禁止联邦招聘中的种族歧视、终止军队中的隔离制度等做法，杜鲁门重振了原有的新政联合力量，保住了劳工、农民和非裔选民的选票，终于在1949年赢得总统连任。

到杜鲁门1953年卸任时，他的“公平政策”成败参半：一方面，最低工资得到提高，社会安全福利保障得以扩大，住房计划取得一些成就，给美国人民带来更高水平的富足生活，让更多人跻身中产阶级；但另一方面，全国医疗保险、教育援助措施、农业补贴改革和民权法案议程等，没有获得国会通过。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继杜鲁门之后担任总统，他接受了“新政”所确立的政府责任基本构架，但力求限制各项计划和开支。他将自己的方略称作“有活力的保守主义”（dynamic conservatism）或“现代共和主义”（modern Republicanism），按照他的解释，即“对事关资金的事务奉行保守主义，对事关人的事务奉行自由主义”^[58]。与杜鲁门相比，艾森豪威尔实行的是有节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他不愿推动朝向任何一方向的根本变革。为平衡多年的赤字预算，他削减了农业补贴，对工会运动略有限制；为刺激经济活力，他将海上油田的控制权由联邦政府转给各州，并提倡私人发展电力。这些做法基本符合总体繁荣的20世纪50年代精神。

约翰·肯尼迪1962年当选总统时正值美国民权运动和各种社会运动^[59]愈演愈烈之际。肯尼迪提出“新疆界”（New Frontier）的纲领性口号，号召美国人民勇敢面对“未知的科学与空间领域、未解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未征服的无知与偏见、尚无答案的贫困与生产过剩问题等”^[60]。肯尼迪政府继续推行大政府计划，将“新政”以来的社会改革推向新高潮。他除了向国会提交新民权法案，旨在推行公共场所的种族融合之外，还提出增加教育资助、为老年人提供健康保险和创立一个新的城市事务部门（Department of Urban Affairs）等许多社会改善方案。但直到1963年遇刺身亡，这些提案——无论是民权法案还是公共教育资助提案和老年人保健计划——仍在搁置中。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继位后决心完成他的未竟事业。

约翰逊总统用“大社会”（Great Society）一词来形容他的一整套国内经济社会计划，“向贫困开战”（War on Poverty）是“大社会”计划的中心使命。约翰逊上任第一年，关于减税和保障民权的两项议案就获得通过。减税刺激了经济，具有历史性意义的1964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 Act）旨在消除因种族、肤色、宗教和国籍背景所产生的一切歧视。1964年，约翰逊成立经济机会办公室（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为贫困人口提供培训的机会，并设立各类社区行动机构，在“参与性民主制度”理念的指引下让贫困人口在住房、健康和教育计划中享有发言权；8月，《经济机会法》获得通过。约翰逊继续推进《社会保险法》的修订，1965国会通过了针对65岁以上老年人的健康保险计划《医疗照顾》（Medicare）和针对贫困人口的医疗补助计划《医疗辅助》（Medicaid）。约翰逊还为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小学和中学教育提供了联邦补助（这本是州和地方政府的职责），该政策基于一个州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人数向州提供资金。

“大社会”计划的一些其他立法和政策也对美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1965年推出一项为城市贫困人口提供租金补贴的新的住房法案，并设立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同年，国会废止了具有歧视性质的1924年移民国籍配额制度，从而引发新一轮移民潮，其中大部分来自南亚、东亚和拉丁美洲；1965年联邦政府还建立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s for the Arts）和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s for the Humanities），为艺术家和学者提供资助，鼓励他们的艺术和学术创作；1966年，约翰逊签署了两项运输法案，分别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经费成立安全项目和制定关于家用汽车和轮胎的联邦安全标准。

“大社会”计划是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的最大一批立法活动。但早在1966年初，由于共和党和保守派民主党的双重反对，对这项计划的支持就开始被削弱。约翰逊的一些政策未达到预期效果，另一些计划未获得足够资金。不过“向贫困开战”的中心使命成效显著：“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社会贫富差距也显著缩小，丰裕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据统计，1964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有3610万人，到1969年降至2410万人，即从占美国全部人口的19%降至12%。同时，美国的失业人数也大为减少，1966—1969年，美国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以下。^[61]

在战后美国政府持续二十多年的“精调”政策作用下，美国社会保持了稳定和繁荣，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可自己是中产阶级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