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

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的分析，包括纵向的社会形态的历史更替和横向的对具体的社会形态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在对纵向的社会形态的历史更替的研究中，马克思采用的是从个别—一般—个别的研究方法。即先立足于分析西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进而研究西欧整体的社会历史演进的规律，尤其是对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的生产方式的研究，为进一步科学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来源奠定基础。随着东方社会各种历史事件的出现，马克思为探索人类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规律，加强了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形成了一些新的关于人类社会形态历史更替的论断。在其晚年，又针对俄国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客观辩证的个案分析。

从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文本论述来看，其思想是一个逐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个多维性的理论。本文对其中的主体部分“五形态说”、“三形态说”和对落后国家道路发展的探索进行探讨。

4.1.1.1　“五形态说”的争议及其方法论启示

所谓的“五形态说”主要来源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文字，即“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的几个时代”^[1]。由此可见，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为标志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分为四大形态，加之这里没有被提及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统称为“五形态”，即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中的五种形态。

国内主张“五形态说”的学者大都受到列宁和斯大林文本的影响。列宁在1919年，《论国家》的演讲中指出：“世界各国所有一切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发展，是这样向我们表明这种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常规性和次序的：起初是无阶级的社会——父权制原始社会，即没有贵族的原始社会，然后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即奴隶占有制社会。……在历史上继这种形式之后的是一种形式，即农奴制。……后来，在农奴制社会内，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随着货币流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即资本家阶级。”^[2]加之已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构成了“五形态说”。

而明确提出“五形态说”的则是斯大林。1938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明确地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在历史上的变化和发展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也相应地变化和发展。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3]而且在斯大林看来，这五个社会发展阶段是单线循序演进的。即“原始公社制度恰恰被奴隶占有制所代替，奴隶占有制度被封建制度所代替，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而不是被其他某种制度所代替。”^[4]从此以后，“五形态说”就开始被当成历史更替学说的权威理论而为人们广泛接受。

斯大林的“五形态说”的历史观造成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上的矛盾与冲突，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践的探索，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开始反思“五形态说”，同时也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立足于人的发展基础上的“三形态说”。在国内，段中桥、赵家祥和奚兆永关于马克思是否存在“五形态说”进行了文本的争论^[5]。

在此争论之后，学术界很多人，对“五形态说”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说明，靳辉明的研究指出：“五形态说”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是一个不断完善的科学理论，但在运用“五形态说”对社会历史进行个案分析的时候，要注意把握其中的辩证关系即“客观规律性与历史选择性的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渐进性与跳跃性的统一；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6] 庞卓恒亦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多次提出过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论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列举那些形态和更迭顺序都只是作为‘大体上’讲的历史例证，用以说明人类社会形态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普遍规律，绝不是要认定其中每个形态和更迭顺序都是各个民族‘普遍必经’的阶段，绝不是要描绘那样一个‘一般发展道路’的公式。他始终强调的是，各个民族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是共同的，但具体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是千差万别的”。^[7] 这一点尤其突出地体现在马克思晚年对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论述之中。

通过“五形态说”的马克思经典文本和学者们的争论来看，马克思对社会形态历史更替形态的论证，主要是基于生产关系的变化，是以所有制的形式来划分社会形态。这一点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表现，即以从立足于生产力水平和交往方式之上的生产关系的变化来划分社会形态。亦正因为此，区别于唯心史观，马克思明确地提出“经济的社会形态”意义非凡。其意味着研究历史、社会形态方法论上的变化，即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之上的社会经济基础出发，而不是人的意识中去观察人类的社会形态及其历史更替。这一点贯穿于马克思整体文本中。无论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社会分工的发展状况出发考察的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几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及对共产主义社会的预见性分析；还是《哲学贫困》中立足于社会技术形态的发展上所论述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8] 还是以上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经典文本，均意在表明唯物史观对“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科学理解——从生产力、分工、交往、所有制等经济基础范畴去解读社会结构和解析社会形态的历史更替，从而剖析出社会形态“合规律性”的，如自然史般的客观性，并为科学地解读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这个“个别”直至人类社会性的“一般”打下基础。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以生产关系的变化为基础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一般发展规律，并不排除特殊的存在，相反普遍的规律正是存在于各种特殊的具体的历史发展个案中的。正如列宁所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9]因此，人类的社会形态及其历史更替尽管是一个类似“自然史”一样的客观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更替，但是本身却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这就为我们认识一个具体国家的社会形态提供了方法论根据。

4.1.1.2　“三形态说”带来的方法论启示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提出“三大社会形式”或“三大阶段”的论说。他说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10]这是马克思“三形态说”的经典文本。

较之“五形态说”中，马克思立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科学理解——从生产力、分工、交往、所有制等经济基础范畴去解读社会结构和解析社会形态的历史更替来看，“三形态说”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主体性发展为参照坐标，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社会形态在人的主体性发展状态上，总体描述为“人的依赖性”的社会形态。由此可见，在“人的依赖性”的第一形态中，又存在着几种“经济的社会形态”。同理推知，在三大社会形态中，都可以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且其在人的主体性发展坐标上具有一定的共性。因此，“三社会形态”是对人类历史的又一种划分，在这种划分中，每一个大的社会形态中，都可能由于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而存在多种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在第一种社会形态中，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而现在的历史则足以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是可以并存于第二大社会形态之中的，这就为科学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形态奠定了理论基础。

深入剖析马克思对这三大社会形态的描述可见，生产的是使用价值还是价值、交换是以物品的方式还是以商品的方式、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的依赖关系”还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划分三大社会形态的标准。即可得出这样的逻辑：生产的是使用价值——交换的是物品——人的依赖关系是人类社会形态的第一大阶段；生产的是价值——交换的是商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人类社会形态的第二大形态；生产的是产品——交换的是产品——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人类社会形态的第三大形态。同时前一社会形态为后一社会形态奠定客观的历史物质基础。

由此可见，在“三形态说”中，马克思虽然立足点在于人的主体性的发展，但同样立足于生产、交换的客观发展，实现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物质因素与人的主体因素的辩证统一，同时较之于“五形态说”很明显的更加全面和辩证，并带有一定的价值期许和导向作用，实现了客观事实性与价值导向性的辩证统一。从“三形态说”可见，分析一种社会形态在社会历史中的定位要将其诸如生产、交换、分工、所有制形式等物质因素的作用及人的主体性因素联合起来辩证地去分析和评价。这是“三形态说”给我们带来的方法论启示。

4.1.1.3　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思考带来的方法论启示

由于俄国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论争，马克思将目光定格在俄国社会发展的道路上，并进一步思考了人类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的相关思想为我们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提供了启示。

马克思在深入了解俄国的具体国情后，断然否决了机械套用唯物史观在社会形态的历史更替上的历史必然性观点，而是呈现出对历史主体选择性、对具体国家社会形态发展的跳跃性的关注。为此，他于1877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针对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对唯物史观和《资本论》的曲解，严正地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11]马克思明确指出，在《资本论》过程中对资本主义产生过程的概述是“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12]的，断然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从这里足见，我们应该以辩证的思维去看待具体国家社会形态的历史更替，而不是认为人类历史是单线式循序发展的。

对于俄国农村公社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时，马克思分析道：“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么，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俄国公社的情况同西欧原始公社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13]只有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在“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条件下，俄国农村公社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才有可能实现。由此可见，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指出像俄国那样具有“东方社会”特征——“一种或多或少集权的专制制度凌驾于公社之上”——的国家，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前提是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全部成就和无产阶级革命。即通过世界交往横向地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以完成自身原本该在纵向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生产力水平，并同时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以有条件地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从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俄国和我国的历史发展证明，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是没办法跨越的，要么通过纵向历史发展的积累，走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循序渐进，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要么在世界历史中，通过横向交往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为自己服务，从而实行跨越式的发展。由此可见，落后国家可以跨越的是所有制形态，但代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技术形态和经济形态是没办法跨越的。落后国家如果要建立较为先进的所有制形态，则必须在世界历史中，通过横向交往借鉴来实现其原本应该纵向积累的技术形态和经济形态的发展。正如有学者所论：“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而结合；一定的生产力的水平也并非必须在单一的社会形态内部方能实现，而可以借助交往和交往的不同形式来实现生产力水平的跨越式发展。”^[14]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是经济的客观必然性和历史主体选择性的辩证统一，是经济发展的历史客观性与人的主体性发展的历史主体性的辩证统一，是客观事实性与价值导向性的辩证统一。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是以多样性的社会形态更替为存在样态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客观规律性与历史选择性、渐进性与跳跃性的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