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理解和解释理论

第二节　马克思的理解和解释理论

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所包含的理解和解释理论的主要内容如下：

1.实践活动是全部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基础。在几乎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狄尔泰和狄尔泰以前的诠释学的研究中，人们通常是以静观的态度来研究观念和文本的，即使探索观念、文本与人们的实际生活之间的联系，也没有把实际生活理解为实践活动。马克思对诠释学研究的第一个贡献是：把实践活动作为基础和前提引入了他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

首先，马克思指出，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都起源于实践。众所周知，任何理解活动要得以展开，至少需要以下三个条件：第一，理解者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第二，理解者具有健全的理智；第三，理解活动需要通过语言这一载体来进行。马克思告诉我们，这三个条件都是人类在实践活动，尤其是维持自己的生存的生产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因而人类的全部理解和解释活动都是紧紧地依附实践活动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然而，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随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的明确化和精细化，实践活动与理解、解释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一种普遍的错觉和颠倒渐渐形成了，即人们不但把观念和文本视为一个独立的世界，并力图以这个世界为基础和出发点去解释人类的实践活动。古典的诠释学未能摆脱这种错觉。正是马克思，通过对理解和解释活动的起源的澄明，把这种普遍性的错觉和颠倒又重新颠倒过来了。马克思写道：“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11]显而易见，马克思的论述为确立科学的理解和解释理论提供了正确的前提。

其次，马克思指出，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从内容上看都是指向实践活动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这样写道：“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2]显而易见，这段话包含着以下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一切观念、理论、文本，从内容上看，都是指向实践活动的，即使是神秘主义的东西，比如原始人普遍信奉的自然宗教、巫术和神话，乍看起来，它们与现实生活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它们也是以一定的实践活动为蓝本的。第二层意思是：后人要准确地理解前人留下的观念、理论和文本，必须先理解前人置身于其中的实践活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谈到下面这件轶事：瓦格纳在其《尼伯龙根之歌》的歌词中涉及对原始社会的描述时说：“谁曾听说哥哥抱着妹妹做新娘？”显然，瓦格纳是以现代社会的人的思维习惯去理解原始人的观念和习俗的，马克思对此批评道：“在原始时代，姊妹曾经是妻子，而这是合乎道德的”。^[13]这充分表明，任何准确的理解和解释活动都不能封闭在观念和文本自身中，而总是要先行地澄明它们和它们由之而来的实践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

再次，马克思指出，从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功能来看，它们总是服务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比如，从历史上看，差不多每一个阶级起来革命时，都会把本阶级的利益解释成全社会的普遍的利益，否则就不能动员全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起来参与该阶级的革命实践。所以，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个别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14]又如，宗教乃是人们对自身和世界的神秘的解释，宗教之所以产生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就是因为它具有许多重要的功能，其中最常见的功能就是慰藉人们在生存活动中所遭受到的苦难。中国人常常说“无事不登三宝殿”，而“三宝殿”指的是佛殿，所以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信仰佛教的功利性目的。中国人也常常有这样的错觉，以为西方人对基督教的信仰是超功利的，其实也未必如此。如德语形容词fromm，通常解释为“虔诚的”，而以此为字根衍出的名词Fromme却解释为“利益”，动词frommen则解释为“有利于”。事实上，fromm也可解释为“有益的”。从fromm这个形容词所拥有的“虔诚的”和“有利的”这两种不同的含义可以看出，归根结底，西方人对基督教的虔诚的态度也是受功利原则支配的。^[15]当然，马克思注重的是从政治上来揭示统治阶级维护宗教的功利性目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6]综上所述，马克思通过把实践概念引入诠释学而澄明了一切理解、解释活动的本体论前提。

2.历史性是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基本特征。在马克思看来，任何实践活动都是现实的人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所从事的活动，这种实践活动的历史性必然会导致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历史性。马克思说过：“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像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17]在马克思看来，不管理解者是否沉溺于这样的幻想，即认为他们的理解和解释活动是完全自由的，实际上他们总是受到自己的历史性的制约的，他们的理解和解释活动总是在确定的历史性铺设的地平线上展开的。正是从理解和解释的历史性出发，马克思进一步引申出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式由此而失去了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18]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马克思在这里试图加以否认的并不是各种意识形式发展的历史，而是要否认那种认为它们具有完全独立的历史的那种幻觉！在马克思看来，各种意识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具有的不同的内涵在根本上都是由该时代的实践活动的历史性所决定的。这就启示我们，在解读任何历史时期中出现的文本时，都不能停留在文本字面的含义上，而要善于发现该时期的实践活动通过理解、解释活动打在文本上的鲜活的印记。

第二，在物质实践活动中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其思想和观念也必定会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占支配地位。马克思写道：“例如，在某一国家里，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人们把分权当作‘永恒的规律’来谈论。”^[19]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提出了“权力诠释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现实地，而不是抽象地谈论理解和解释的历史性，我们就得承认权力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的根本性的作用。换言之，现实的诠释学本质上表现为权力诠释学。事实上，马克思远比尼采、福柯等哲学家更早地意识到权力与理解、解释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乃是隐藏在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背后的本质性的历史要素。

第三，近代社会的生产劳动表现为异化劳动，异化这种历史特征也必然赋予近代社会以来的各种理解和解释活动以深刻的影响。我们知道，这种影响的最普遍、最本质的表现形式是商品拜物教。对此，马克思说：“这种拜物教把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获得的社会的经济的性质，变为一种自然的、由这些物的物质本性产生的性质。”^[20]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不乏真知灼见，可是当它们从总体上解读资本主义经济这一文本时，却始终无法摆脱拜物教的影响，从而认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乃是一种自然的、永恒的方式。马克思从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出发，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起因：“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21]这就为准确的理解和解释活动澄清了思想前提。完全可以说，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是对一切抽象态度的摈弃，其宗旨是凸显出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的不可超越的历史维度。

3.意识形态批判是正确地进入诠释学循环的道路。诠释学循环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但其核心内容则是：文本期待解释者做出客观的解释，但任何解释者在解释文本之前已有先入之见，这种先入之见是由理解的历史性所造成的，是任何理解者都无法回避的。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地论述诠释学的循环问题，但他既然对理解的历史性做出了极为深刻的论述，自然蕴含着对诠释学循环的认可。马克思的贡献在于，他把思考的重点始终放在如何正确地反思理解的历史性上，这就为正确地进入诠释学循环指明了道路。

这条道路就是意识形态批判的道路。在马克思看来，一定时期的意识形态构成该时期的理解和解释活动的总体背景，换言之，构成了理解者和解释者的先入之见的基础和源泉。因此，当理解者和解释者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意识形态缺乏深入的反思和批判性的理解时，是不可能正确地进入诠释学循环的。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之所以未能在理解和解释世界时提供新的识见，就是因为他们始终未能摆脱以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为代表的现代意识形态的影响。

那么，理解者和解释者究竟有没有可能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跳出意识形态”^[22]呢？我们的回答是：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退回到生存实践活动的地平线上去，确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23]相反，如果理解和解释活动完全撇开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反思，而是将自己局限在单纯文本或思想观念的范围内，理解者和解释者也就不可能“跳出意识形态”，以正确的立场和方式进入诠释学循环。

4.对语言独立王国的解构。人所共知，语言是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媒介，古典诠释学和当代诠释学(所谓“语言学转向”)的一个通病是把语言视为独立王国，从而把全部理解和解释活动都封闭在这个独立的王国之中。

马克思在推进诠释学理论发展方面的卓越贡献之一是揭示了语言在人类生存实践活动中的起源。在《评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马克思指出：“这种语言上的名称，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通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变成经验的东西，也就是反映出，一定的外界物是为了满足已经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的人(这是从存在语言这一点必然得出的假设)的需要服务的。”^[24]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哲学的产生和哲学家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不断地使语言神秘化，语言仿佛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它与人类生存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显得晦暗不明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25]这就从根本上解构了把语言视为独立王国的普遍的幻觉，从而把诠释学从封闭化的、神秘的语言世界中解救出来，并促使人们去探讨语言在经验世界中之所指，即认识语言的实践功能。不管语言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显得多么重要，它毕竟是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之手放出来的一架竹制的风筝。举例来说，在汉语中，“男”字意指在田里劳动的人；“物”字以“牛”为偏旁。光这两个字就已经形象地勾勒出古代中国农耕社会的生存实践活动的画面。这就告诉我们，把语言、观念、思想、文本独立化，必定会把全部理解和解释活动导入误区。

5.新的诠释方法的引入。从诠释学的发展历史来看，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不仅意味着本体论上的革命，同时也意味着方法论上的改弦更辙。如果说，古典诠释学在方法上更注重对语言、语法和文本的总体结构的研究，那么，马克思在方法上则更注重对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前提进行研究。

马克思的诠释学方法主要可以归结为两条：第一条是还原法。这种方法实际上肯定了两种文本的存在。一种是有待于理解和解释的观念上的文本；另一种是现实生活意义上的文本，亦即是观念文本所意指的生存实践活动本身。第二种文本是隐藏在第一种文本之后的。还原法就是从第一种文本追溯到第二种文本，也就是从观念世界下降到现实世界，通过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找到理解观念世界的钥匙。它从一开始就把理解和解释活动视为非封闭的、开放性的活动。它启示我们，唯有走出观念的文本，才能真正地理解观念的文本。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26]所以，不管观念的文本是如何颠倒、离奇、荒谬，还原法始终是有效的。这种还原法在历史学的诠释学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能使历史学家根据流传下来的文本，复制出文本所意向的、早已湮没无闻的实践生活方式。比如，摩尔根从流传下来的亲属称谓方式还原出早期人类社会的结构等。第二条是考古法。马克思早就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27]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理解方式，并不像古典诠释学者所强调的那样，通过对理解者的历史性的消除(实际上是永远消除不了的)，达到对以前文本的客观的理解，相反，只有在理解者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的本质达到批判的理解的基础上，他才能真正客观地理解以前的文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告诉我们：“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28]这种方法也是敞开的，它所着眼的不是作为理解对象的文本，而是整个理解活动的前提，即理解者对自己的历史性的批判性的认识。只有在逻辑上先行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以前的文本的客观的理解和解释才真正是可能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诠释学把实践概念引入到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基础的层面上，从而完成了诠释学发展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即不是从观念的文本出发来理解并解释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相反，是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并解释一切观念的文本。这实际上先于海德格尔而澄清了诠释学发展的本体论前提。事实上，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为我们昭示出诠释学发展的根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