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经验解释

第二节　经济发展与结构变动中的服务业：理论与经验解释

将服务业放在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以及结构变动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是很多西方经济学家甚至一些社会学家所热衷的工作。本节将重点介绍一些代表性研究。

一、配第—克拉克定理

该定理的基本思想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就业人口首先由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转移，接着向第三次产业转移；劳动力在产业间重新分布，第一次产业所占比重逐步减少，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依次增加。

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被马克思誉为“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的威廉·配第（W．Petty）。早在17世纪，配第就发现，人均国民收入的不同关键在于产业结构不同，而在不同产业中从事工作的劳动者获得的人均收入是不同的。他将英国农民的收入同船员的收入进行比较，发现船员的收入要比农民的收入高4倍。他认为不同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不同的关键在于各国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就业率各不相同。“工业的收益比农业多得多，而商业的收益又比工业多得多。”^[16]

20世纪40年代，克拉克（Clark）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17]，搜集和整理了20多个国家的各部门劳动力投入和总产出的时间数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计和研究，提出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分布的结构变化理论。克拉克发现一国之内从事三次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变动而变动：农业劳动力急剧下降（从最不发达时的80%下降到最发达时的7%—8%），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与经济增长同步，但通常在接近40%时便稳定下来，而第三次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则不断增长。克拉克的研究是对配第的发现的进一步验证，从而形成了被文献称为的“配第—克拉克定理”。

这一定理作为有关经济发展同产业结构变动之间关系的经验性总结，不仅可以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得到证实，而且还可以从目前各个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现状中得到印证。越是发达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越高，产业结构中第一次产业所占的份额越少，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所占份额越高，反之则反是。因此，“配第—克拉克定理”基本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和规律。

二、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18]

经济发展阶段论的早期研究者有李嘉图和马克思。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阶段论被用于早期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罗斯托（Rostow）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受到历史学派、制度学派以及熊彼特理论的影响，也有凯恩斯经济学的痕迹。他根据经济史的一些事实，提出了经济发展五个阶段的理论，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准备条件阶段、起飞阶段、成熟社会和高消费社会（见图3-2）。

在第一个阶段即“传统社会”，生产的扩张主要靠人口和土地的增长。在生产结构方面，受到生产力的限制，人们的生产活动集中于农业部门。“为起飞准备条件阶段”是一个转型阶段。在经济上逐步表现出社会商业化的趋势，如金融市场的出现和发展、商业化的经济活动、对交通和通信投资的出现和扩大。但由于处于转型期，传统社会的制度刚性仍然很大，很容易形成二元经济格局。在“起飞阶段”，现代部门开始增长，传统产业如农业也经历商业化进而产业化，成为现代农业。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起飞成功的关键。从“为起飞准备条件阶段”开始，占劳动人口大多数的农业劳动力向工业、交通、贸易和现代服务业转移。“成熟社会”是一个更长的发展阶段，此时的基本社会政治和文化结构是稳定的，变化的主要动因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主导产业的变化。在“高消费阶段”，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大部分人的基本衣食住行完全得到满足，二是人口高度城市化、就业劳动力高度“白领化”（即主要从事服务工作）。此时的社会就变成了一个高度福利化社会。

图3-2　罗斯托的经济发展五阶段

三、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理论^[19]

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是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独享第三届诺奖），长期致力于各国经济统计资料的收集、整理、比较和分析，并以此解释各国经济增长的特点等问题。

库兹涅茨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突出地表现为人均产值的持续增长、人口的加速增长以及生产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而结构变化的总趋势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工业化、城市化和需求结构变化。所以现代经济增长实际上就是经济结构的全面变化过程。现代经济增长不仅仅是一场工业革命，而且也是农业革命以及以交通通信为代表的服务业革命。在就业方面，农业及有关行业的比重呈大幅度下降态势，工业部门略有上升，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在产值方面，从发展的早期到后期，农业（不包括矿产业）的比重下降30%多；工业（包括矿产业和交通通信业）的比重上升20%—30%；到发展后期，农业比重在10%左右，工业比重为40%—50%，而服务业比重的变动没有共同的明显趋势。因此，对于服务业来说，其占劳动力比重的绝对或相对上升显著高于其占总产值的比重的上升，也就是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低于其他生产部门。

那么，为什么服务业吸纳的劳动力越来越多，而同时劳动生产率却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呢？库兹涅茨解释道：第一，工业化生产对服务的中间需求在扩大。商品生产的区域性集中所导致的产品地方化，迫使生产不顾最终消费者的地域性分散和需求时间的差别而以一定的节奏进行。此时，服务（比如商业、金融服务业等）在集中固定的生产和分散变动的需求之间所起的桥梁作用就明显加强了。第二，现代经济增长的步伐更为强调国家主权单位组织的重要性及对之的需求，主权国家单位作为执行经济活动所遵循的规则的制定者，作为一个裁判和作为基础设施的提供者，是极为重要的。政府服务的规模由此而扩大。第三，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服务的最终需求也会增加。比如对娱乐、教育消费的增加；消费者对耐用消费品使用的扩大会引起对劳动力密集型修理及相关服务行业需求的增加。

四、钱纳里等的“标准产业结构”理论^[20]

钱纳里（H．Chenery）是哈佛大学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他和塞尔奎因（M．Syrquin）等一起提出所谓的“标准产业结构模式”，即如果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资源禀赋和贸易结构的话，则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变动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工业化进程是产业结构转换的主要阶段。钱纳里将工业化定义为制造业份额从15%增加到36%的发展过程。但从一般均衡的观点看，工业化是整个经济系统的一个特征，在此系统中，初级产品生产份额的下降（由38%降至9%）由社会基础设施份额以及制造业份额的上升所弥补。以不变价格计算，服务业的份额几乎不变。

就劳动力转移而言，钱纳里发现，在典型就业模式中，工业就业的增加远远低于农业就业的减少，因此，劳动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之间。于是，钱纳里等提出了产业结构变化的三阶段动态发展模型，即第一阶段——初级产品生产阶段；第二阶段——工业化阶段；第三阶段——发达经济阶段。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分界线在标准模式下为400美元（1970），制造业对人均GNP增长的贡献首次超过农业。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分界线为4000美元，社会基础设施对人均GNP增长的贡献超过制造业。尽管服务业的增长贡献率一直是最大的，但变动十分平缓；制造业的贡献率则变化巨大，在工业化初期上升很快，到达峰值后很快下降。

不过值得重视的是，钱纳里等在发展“标准产业结构模式”理论的同时，也指出了产业结构变化模式的多样性。“然而，不同国家的结构转变决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因为结构转变要受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初始条件以及它所选择的发展政策的影响。”^[21]

五、贝尔的“后工业化社会”理论^[22]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是当代美国重要的学者与思想家。他在战后西方的社会学、未来学与发达资本主义研究诸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贝尔的著名的“后工业化社会”理论，批判吸收了凡勃伦的制度经济学、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国”概念^[23]。在承传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历史研究的某些基本概念的同时，贝尔却认为“具体资本主义”的现代发展已突破马克思关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依次更迭的“理论图式”；而科技发展和“中间阶级”（意指介于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的专家和白领）的壮大，将引导所有工业化国家向后工业化社会（post－industrialization）过渡。

在上述基本思想进路的指引下，贝尔详细阐述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三阶段理论。

前工业化社会。这种社会是围绕习惯、传统和权威构筑而成的农业社会；人们的生活像是与自然进行抗争的游戏；劳动者全凭体力和传统习惯在农业、矿业和渔业辛勤劳作，生活条件受诸如天气、土壤质量和水源等许多因素的限制；生活节奏由自然创造，工作脚步随季节而变动，产量低且技术含量低；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是大家庭。这种低下的生产力和众多人口导致严重的就业不足，即劳动力未被充分利用。许多人在服务业中寻找机会，但仅限于个人和家庭的范围。贝尔还具体指出：“1851年不列颠的人口普查显示，英国是一个以农业和家庭服务为最重要职业的国家……1850年美国就业人数为770万，其中农业490万，制造业和建筑业120万，家庭服务近100万。”目前，世界上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口仍处于前工业化社会。

工业化社会。工业化社会的主导性活动是物质产品生产，关注的焦点是降低成本和提高产量。能源和机器设备使每小时产量成倍增长并决定了工作的性质。劳动分工法则创造出重复性工作和半熟练工。工作在工厂这样的人工环境中完成，工作人员整日与机器打交道，生活变成了一场对抗“人造自然”（包括城市、工厂、住宅等）的游戏。生活节奏与机器的步调一致，每日都有严格的工作时间和时钟控制。

工业化社会是充满时间表的社会，时间的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生活水准由物质产品的数量衡量，协调物质产品生产和分销的复杂性导致大型官僚等级组织的形成。在这些组织中，成员的角色分明，运作趋于非人性化，人被当作物来对待^[24]。个人是社会生活的单元，社会被认为是在市场上作出的所有决策的总和。当然，工业化社会的无情压力被工会力量部分抵消。

总之，贝尔所称的工业社会是一个由机器统治的社会，是一个技术化或工具理性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物质和市场被组织起来仅为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人类与“人造自然”作斗争。

后工业化社会。工业化社会的生活水准是由物质产品数量决定的，而后工业化社会关心的是生活质量，它由诸如健康、教育、娱乐等方面的服务水准决定。各种专业人士成为主导力量，信息成为压倒能源和体力的资源。生活变成“人与人之间斗争”的游戏。随着要求政治和社会权利的呼声不断提高，生活变得更为复杂。社会逐渐明白，个人的独立行为结合在一起可能产生波及每个人的大灾难，就像交通堵塞、环境污染波及每个人一样。社区而不是个人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

贝尔认为，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有多种方式。首先，为了支持工业化进程，服务业得到自然发展，比如交通运输和公用事业。由于生产过程中省工设备的引入，更多的工人开始从事诸如保养和维修类的非生产性劳动。其次，人口的增长和物质产品的大量消费促进了批发和零售业务的发展，银行、房地产及保险业也随之受益。最后，随着收入的提高，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比例下降，人们开始把剩余的钱用于耐用消费品和服务消费^[25]。

高等教育成为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条件，因为这种社会要求其成员具有职业技能或技术技能。另外，对更多服务和社会公正的要求也促进了政府的扩张。对环保的关注要求政府干预，同时也说明后工业化问题相互依赖甚至是全球性的特征。

贝尔强调指出，在三种社会中，服务业的发展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农业社会，服务业主要为个人服务和家庭服务；在工业化社会是以与商品生产有关的服务业如商业为主；在后工业化社会则是以知识型服务和公共服务为主。表3-1是有关三种社会的总体比较。

表3-1　贝尔三种社会的比较

＊注：贝尔的“后工业化社会”的人均GDP的起点为4000美元；钱纳里等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认为发达阶段的起点也是4000美元。这样，服务业第三个发展阶段的起点在5000美元左右。

六、“非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理论^[26]

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由于对技术和需求变化作出反应，各发达国家的工业经历了扩张和收缩的过程。而非工业化现象一般是指整个制造业部门的产出或就业的缩减。该术语最早是由印度的经济史学家提出的，用来讨论印度19世纪因为英国的殖民统治而遭受的非工业化损失，即在这段时期印度没有发展工业，制造业产出和就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都下降了。

发达国家的“非工业化”表现为以下4个方面的程式化事实：（1）在二战后的长期经济繁荣期（1945—1973）的头10年，几乎所有工业国的制造业就业比重都在上升；随后的10年升降不一；20世纪60年代中至70年代初，制造业就业比重开始缓慢下降；1973年以后，世界经济发展趋缓而使这一比重的下降加速^[27]。（2）二战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就业的绝对量是上升的；但1973—1983年，几乎所有工业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都出现绝对的下降。（3）在战后世界经济繁荣时期，在几乎所有的工业国，以不变价格衡量的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基本保持不变。（4）如果以当时价格计算，则各工业国的制造业占GDP比重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为什么像英国这样的北方工业国会出现非工业化呢？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对此问题的解答有以下两种观点。

（1）“剑桥学派”认为，就封闭的国内市场而言是不存在非工业化问题的；非工业化不是国内市场结构失衡问题，而是当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连接时出现的结构失衡问题。该学派所定义的均衡的结构是指：“在国际收支其他构成部分处于正常情况时，一个有效率的制造业不仅能够在短期而且也能够在长期以最低成本满足国内的消费者需求，同时还能出口足够的数量来满足进口需要。”^[28]因此，非工业化与国际收支是否因为制造业比重的大幅度下降而出现恶化有关。如果制造业比较优势消失后，其他部门如服务业的出口增加并足以弥补制造业下降导致的贸易逆差，那么就不存在“剑桥学派”所指的非工业化。

（2）北方工业国出现的非工业化是由于南方国家的工业化，特别是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巴西、墨西哥、印度等）的工业化所造成的。这种观点认为，整个工业产品的比较优势已经转向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资源因此在北方工业化国家从制造业部门转向其他经济部门，并通过跨国公司从北方转向南方。于是，北方国家的工会组织和企业集团把制造业就业的下降和总的失业增加归因于来自南方国家的廉价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竞争。但一些经验研究却发现，南方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对北方国家来说具有更多的“互补性”，而不是“竞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