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从提出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到反对它们

恩格斯说，在19世纪20年代，空想社会主义者“在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利用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反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及用资产阶级自己的武器来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1]。李嘉图的这些理论是对亚当·斯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而斯密的理论又是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理论的批判的结果。由于剩余价值事实上是价值的一部分，因此对价值的看法决定了对剩余价值的看法；由于剩余价值是抽象的，它总是具体地分割为利润、利息和地租，因此不能分别从利润、利息和地租去说明它们本身的产生和剩余价值的产生，而要从剩余价值的抽象形态去说明剩余价值的产生，然后说明它如何分割为利润、利息和地租。

最早对剩余价值进行考察的学派是重商主义。它大体上产生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在重商主义者看来，所谓价值就是金和银，也就是货币；商业利润是贱买贵卖的差额，是在流通中产生的，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剩余价值。他们当然知道，在一个国家中，贱买贵卖的结果，必然是一方占便宜，他方就吃亏，一方的剩余价值，就是他方的不足价值，总起来价值没有增加。因此，一国要增加价值，就要开采金和银，如果没有金、银矿可供开采，就要通过对外贸易的顺差，从国外输进金和银。其实，顺差也不能增加价值，因为顺差部分是出超的商品价值，是原来就有的，不是新增加的。总之，价值和剩余价值都不可能从流通中产生。重商主义的这种理论，只是人们认识剩余价值的前史。对于这种理论，反对封建主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持批判态度的，为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辩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不仅不批判，反而对之加以利用。

其次是重农主义。它产生在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并且一般说来，只能产生在当时法国这样一个小农占优势、工业和航海并不发达的国家。在重农主义看来，价值就是使用价值，因此，只有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大于生产这使用价值而消耗的使用价值，才意味着其在进行生产。它认为，工业和商业都是不生产的，只有农业才是生产的，因为农业生产的产物，比消耗的种子、肥料、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资料（即工资和利润）要多，这个余额就是纯产品，也就是地租。它不是劳动生产的，而是农业中特有的自然力生产的。其实，农业生产中消耗的和生产的使用价值在质上是不同的，因而在量上不能比较，不能从物质形态上考察纯产品。但由于农业中的种子、肥料、口粮、衣服也是农业生产的，所以笼统地也可以说，农业中生产的使用价值比消耗的使用价值大。这种理论显然不适用于工业和航海都发达的英国。重农主义的纯产品理论有正确之处：纯产品或地租确实是在生产中产生的，由于当时法国的农业资本家还参加体力劳动，利润和资本家的工资便结合在一起，被看成像工人工资一样，是生产上的消耗；但它也有错误，这就是把使用价值看成是价值，以致认为工业不能产生剩余价值，农业中的剩余价值是自然生产的。既然只有农业生产剩余价值，一切赋税都应由土地所有者负担，都应出自地租——重农主义就这样反对封建主义。

斯密是产业革命前夕的英国古典派经济学家。他既反对重商主义的价值观，也反对重农主义的价值观，认为价值不是金银本身，也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一般劳动。他明确地提出生产商品投下的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并认为小生产者生产商品投下的劳动形成的价值，便是其工资。但是，他又认为，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权产生后，工人创造的价值便要扣出两部分来，分别成为资本家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因而这个扣除部分就是剩余价值。他认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工资是劳动的价值，由于有了这个扣除部分，工资便小于劳动创造的价值，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他认为，从这时起，价值便改为由交换商品支配的劳动决定，这劳动包括工资、利润和地租。这是错误的生产费用论。他认为这三者由于供求关系的影响，在自由竞争充分展开条件下，有一种自然率，这时由这三者构成的是区别于市场价格的自然价格。这是错误的供求论。如果追问一句，这三者的源泉是什么，他便回答说：劳动创造工资、资本创造利润、土地创造地租。这是错误的生产三要素论。正确的理论应表述为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分解为三种收入，现在则反过来认为价值是由三种有其泉源的收入构成的。这样一来，商品价值中的旧价值即C的存在就无法说明。斯密认为C说到底也是分解为V＋M的，这样他就混淆了生产物价值即C＋V＋M和价值生产物即V＋M。这就是错误的斯密教条。斯密是以其自然价格论，即要求自由竞争的充分展开，来反对封建主义和行会制度的。

斯密的继承者李嘉图是英国产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他坚持斯密的生产商品投下的劳动决定价值的正确原理，反对交换商品支配的劳动决定价值的错误原理。但他又接受事实上由后者演化而来的自然价格论，即认为由自然的或平均的利润率构成的自然价格，就是价值，并在这基础上接受斯密教条。在这里他和斯密的争论只是：斯密认为价值由收入构成，李嘉图认为收入由价值分解而来，但同样否认有C的存在。从价值分解为收入的原理出发，李嘉图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资增大，利润便减小，反之亦然；农业地租不过是农业资本之间的超额利润。从自然价格等于价值的原理出发，李嘉图便看不到农产品的生产价格是低于价值的，其中的差额可以转化为绝对地租，所以他只承认级差地租，否认绝对地租。李嘉图认为，资本主义耕种土地是从优到劣，粮食价格和货币工资提高，利润减小，地租增大，这本是自然规律，是无可奈何的，但如果有一种人为的方法助长粮价上涨，损害利润，于发展生产不利，这种方法便应废止。1815年英国酝酿修订的限制国外廉价粮食进口的谷物法，就是这种人为方法。李嘉图就这样以其理论反对封建主义的尾巴。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事实上在分配领域上揭示了工人与资本家、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是对立的。

恩格斯指出，李嘉图学派有两大难关：第一，劳动创造价值，工人出卖劳动，得到其劳动创造的价值，这样，利润即剩余价值就没有源泉。斯密遇到这个问题，无法解释。李嘉图因接受自然价格论，便蒙混过关了。第二，劳动创造价值，等量资本在相同时间内支配的活劳动不同，便应有不同的价值和利润，但为什么有平均的利润。斯密因提出自然价格论，也蒙混过关了。李嘉图明显地觉得这是个问题，但由于混淆了自然价格（即生产价格）和价值，不但无法解释，反而认为，除劳动外，两种商品使用的资本构成不同、上市经历的时间不同，以及在上述两种不同下工资的变动（其反面是利润的相反的变动），都使价值（其实是生产价格）发生变动。这就等于承认，劳动价值理论是错误的。很明显，不提出劳动力成为商品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这两个难关是无法通过的，而要提出这两种理论，又是缺乏历史观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可能做到的。此外，法英资产阶级终于取得政权后，就转而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了。这表明，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再也不能在资产阶级界限内发展了。

其实，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不久，法国庸俗经济学家鼻祖萨伊就已经嗅觉灵敏地感到，无产阶级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便在19世纪初提出了反对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三位一体公式：劳动创造并得到工资，资本创造并得到利润，土地创造并得到地租。其错误是把使用价值或财富或效用说成是价值，然后利用了斯密的生产要素论。

与李嘉图同时的英国庸俗经济学家鼻祖马尔萨斯，是为了地主、贵族、僧侣的利益，维护谷物法，而反对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他极力攻击李嘉图学派的两大难关，认为利润是卖价高于成本的差额，即贵卖的结果。很明显，资本家之间不能由贵卖获利；资本家虽可贵卖给工人，而工人不能报复，但工人以其工资只能买资本家商品的一部分，其余部分便不能出售；资本家只能贵卖给地主、贵族、僧侣，他们只消费不生产，只购买不出售，他们以特权取得收入，他们的收入即地租越高，需求越强，资本家卖价便越高，利润就越大。结论是谷物法万万不能废除。这事实上是斯密的交换商品支配的劳动决定价值这错误原理的翻版。问题在于：地主们的收入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从资本家的口袋里分去的，这样资本家再以贵卖办法把它骗回来，这怎能是产生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方法？

在回答李嘉图的论敌对李嘉图学派两大难关的攻击时，李嘉图的门徒完全背离了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对第一难关，老穆勒（詹姆士·穆勒）说，新产生的价值由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竞争，即由供求关系分割为利润和工资。那末，工人供给什么呢？供给劳动！供给劳动就是出卖劳动。这就是斯密遇到的那个问题。对第二难关，麦克洛库赫说，不论资本构成怎样不同，由于机械、牲畜和工人都同样劳动，都形成价值；老穆勒说，不论商品上市时间怎样不同，如新酒窖藏陈酒，由于新酒相当于一部机器，它能在生产陈酒中增加陈酒的价值：这样，等量资本在相同时间内，便生产相同的价值，有相同的利润。这是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空想社会主义者中的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利用李嘉图的理论，攻击资本主义生产。美国庸俗经济学家凯里和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巴斯夏起来反对李嘉图，并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凯里认为李嘉图的理论是煽动阶级仇恨的理论，甚至指控李嘉图是共产主义之父。他们都利用了斯密教条的错误，即在混淆C＋V＋M和V＋M的基础上，混淆利润率即M÷（C＋V）和剩余价值率即M÷V，然后将利润率的下降趋势，说成是剩余价值率的下降趋势，用以证明随着生产发展，工人占有的份额在日益增加，李嘉图认为阶级利益对立是错误的。

自从马克思在批判英国古典学派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使空想社会主义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并以此指导共产主义运动以来，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便大肆攻击马克思这些理论。这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

首先起来在方法论和理论上攻击马克思的是奥地利学派，又称主观学派或边际效用学派，代表人物是维也纳大学教授庞巴维克。他认为，马克思既然说价值的实体是相交换的商品中共有的、而又非两个商品本身的第三物，即抽象劳动，那末按此逻辑，这个第三物为何不可以是效用呢。这是错误的，由于商品价值反映生产者的社会关系，这第三物只能是社会的，而不能是自然的，或个人主观的。庞巴维克深知客观效用论如萨伊的价值论是站不住脚的，便转向主观效用价值论，亦即边际效用价值论。他认为，商品价值取决于人们对其最后一个单位的主观评价，商品超过一定数量后，其数量越多，人们对其最后一个单位的主观评价越低。这无法解释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对货币评价不同，但为什么要以同样价格购买面包。在边际效用论基础上，他又提出补全财富价值论和归属论来反对剩余价值理论。所谓补全财富，即指要联合使用才有效用的财富，如针和线，笔和墨。假设它们联合使用的效用为100，二者总价值便为100。如它们都有替代品，而且效用即价值较小，如分别为40和50，那末其总价值即为90。假如其中有一个如后者没有替代品，那末其价值等于原总价值100减去替代品的价值40，即等于60。他认为生产三要素就是补全财富，资本、土地是没有替代品的，劳动则有替代品，因此在总价值中扣除掉替代品劳动的价值后，余下来的就属于不能替代的资本和土地，分别成为企业收入和地租。这种归属论是萨伊的生产要素论的翻版。

美国庸俗经济学家克拉克将生产要素论和边际效用论结合起来，提出边际生产率论来反对马克思的理论。生产要素论虽然认为价值是生产三要素创造的，但是并不能回答每种要素创造的价值量如何决定的问题。为此，克拉克分别假定两个要素不变，增加另一要素，其产量增加部分便是这增加的要素创造的。不过，他认为这样一来，三要素比例遭破坏，每增加一个要素即边际要素，其产量便是递减的，由此决定，该要素分配到的收入是递减的。他由此说明工资取决于劳动边际生产率。他以图示作说明如下：假设资本数量不变，劳动逐渐增加，以AD线表示，AB为第一劳动单位的产量，A 1 B1为第二劳动单位的产量，DC为边际劳动的产量。从C画一线平行于AD，与AB相交于E。由此他就认为，既然劳动边际生产率为DC，而劳动是可以替代的，那末全体工人工资便都取决于DC，总工资为AECD。余额BEC则为利润。假设资本增加，劳动不变，则右图也可以用来说明利润；只是这时总利润为AECD，而BEC则为工资。由于土地有限，他就不能用增加土地的办法来测定土地边际生产率，并由此决定地租。于是，他就认为土地和劳动共同生产产品，既然劳动边际生产率是降低的，上图中的BEC便是土地生产的，成为地租。这些错误说到底是把使用价值说成了价值。

现代庸俗经济学鼻祖英国的马歇尔集所有庸俗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之大成，来反对马克思的理论。他以均衡价格来代替价值。所谓均衡价格，就是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相均衡时的价格。从这一点看，这就是错误的供求价值论。但他认为需求价格是消费者为购买一定量商品所愿支付的价格，购买者如是工业资本家，需求价格仍以此为依据，消费者志愿支付的价格由商品的边际效用决定；供给价格是人们供给一定商品所要索取的价格，由生产费用构成，它分为真实生产费用和货币生产费用两种，前者指的是牺牲和节欲，后者指的是为此而支付的货币额，其大小由供求关系决定。他的国民红利分配论是以均衡价格论为基础的。均衡价格既然是相均衡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供给价格是由生产费用构成的，而生产费用又由各种生产要素，即为劳动的牺牲和资本的节欲支付的货币或价格构成，那末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的价格或报酬，就成为他们的收入即工资和利息。马歇尔认为，土地是自然产生的，土地的边际利用和有利利用之间，有一个产量上的差额，就是地租。这种生产三要素论，没有办法说明企业收入是怎样产生的。因此，马歇尔将三要素变为四要素，增加一个资本家的管理或组织这种劳动，企业收入就是其报酬。但这又无法说明企业收入为何不与“劳动”成比例，而与资本成比例。马歇尔是个过渡性的人物，他既是原有庸俗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又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学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