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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价值理论

时间:2022-03-0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和供求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供求价值论是与劳动价值论相对立的主张。亚当·斯密建立了劳动价值论,这是他对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然而,中国最早系统介绍斯密经济学说的严复和梁启超接受的却是效用价值论和供求价值论。在货币的流通手段、价值尺度、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四种基本职能中,梁启超认为最主要的是价值尺度,这无疑是正确的。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价值理论_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在梁启超论述经济问题的文章中,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把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学说视为经济学“公例”或“原则”,并以这些所谓的“公例”为尺度来评述中国的经济现象。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和供求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供求价值论是与劳动价值论相对立的主张。亚当·斯密建立了劳动价值论,这是他对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然而,中国最早系统介绍斯密经济学说的严复和梁启超接受的却是效用价值论和供求价值论。

严复在劳动价值论这个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上,没有接受亚当·斯密经济学说的科学成分,而全盘成袭了庸俗经济学家的“供求价值论”。他批评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说:“斯密氏以产物之功力为物之真值,值之高下视功力之难易多少为差,其言虽近理,然智者千虑之一失也。盖物无定值,而纯视供求二者相剂之间。供少求多,难得则贵;供多求少,易得则残。方其难得,不必功力多;方其易有,不必功力少也。一亩之地,处僻邑边鄙,价数金而莫售,及在都会之中,虽万金而争买,此岂有功力之异邪?一树之果,向阳者以甘大而得善价,背日者以小酢而人弃之,此岂又有功力之异耶?力之异邪?故值者直也,两相当之名而对待之数也。以功力言,则物物所独具,而无随时高下之殊矣。”[51]

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严复的价值观点:他认为“物无定值”,不能用功力(劳动)来决定物的价值。因为物物都花费了劳动,而所花费的劳动在一定时间内是固定的,不会随时有高低的变化。如果价值由劳动决定,那么,怎样说明物价的“随时高下”呢?另外,如果说劳动决定价值,那么同是一块土地,并没有劳动的差异,为什么偏僻的地方和城市的土地的价格又大不相同呢?同是一树果子,为什么向阳的与背阴的又价格不一样呢?这些都不能用劳动来说明。

显然,严复混淆了价值与价格的区别。在他的观念中,价值也就是价格。他对劳动相同的东西,而价格却大有差距的表面现象无法解释,从而不同意斯密所主张的“以人功为物价之本”[52],也就是不同意劳动是价格的基础。他不懂得因供求关系而“随时高下”的,是商品的价格,而不是价值,也不理解“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甚至“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53]。所以他看到某些表面现象,就否定了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是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否定了这一点,就否定了古典经济学”[54]。对于严复的错误结论,叶世昌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商品的内在价值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的抽象。这种抽象‘以一个十分发达的实在劳动种类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种类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55],中国还不具备这个前提,因此也难以理解这个抽象。商品价格反映价值,但又要随供求关系的影响而变动。有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却可以成为商品而具有价格。价格和价值的不一致,使严复感到劳动价值论说不通,因而干脆用供求关系来解释关于商品价格的一切”。[56]

显然,当时的梁启超也无法摆脱这种局限。

梁启超肯定了斯密关于劳动价值的理论,但他对价值问题的理解同样是混乱的。在更多的问题上,他是接受了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用价值论和供求价值论,他几乎以供求论来解释一切经济范畴和经济现象,如价格、货币、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

在论述公债时,梁启超一再说:“天下之物,惟有效用者为能有价值,此生计学上一大原则也。锦绣虽美,以入裸国,莫之或顾。脍炙虽甘,以入斋乡,则望而却走矣。凡百品物,莫不有然。公债也者,一种之有价证券,而今日文明国生计社会中一日不可离之物品也,故东西各国之民视若布帛菽粟。苟其无之,则其生计社会,须臾不能自存也。”[57]“凡物必由效用,然后价值乃生,此生计学上大原则也。狐裘虽美,持以入热带群岛,则无人过问。宋板书诚精,持以入蟹文诸国,则一文不售。何也?以其无用也。无用则无价值,无价值则不能为生计上交易流通之一物品。”据此,梁启超进一步断定,“欧美、日本诸国之公债,实生计界交易流通之一物品也”,“固其商民之视公债,如布帛、菽粟之不可一日离”[58]

在论述货币现象时,梁启超也以效用价值理论来解释货币存在的条件。认为货币的效用在于“易中之物”的社会使用价值。他说:“银也者,寒不可农,饥不可食者也。惟因其有易中之力,故相率而宝之,使其易中力全灭,则与土石何异。即不全灭而低减,至于失前此之价值,则亦与铜铁何异?”[59]认为货币因为充当了交换媒介,对人有效用所以才有价值,如果失去了这个效用就会没有价值或降低价值。这种价值观是不正确的。[60]商品的价值是由它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货币也是商品,正是因为它有价值才可以充当交换媒介,而不是它可以充当交换媒介才有价值。

梁启超的价值观还受到了供求价值论的影响。他说:“夫物价之理,不外缘供求之剂以为差率,供过求则时价落,求过供则时价腾,百物皆然,而货币亦不能外者也。”[61]货币价值也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涨落,“一国货币太多,则价必日落,不独银币为然也,即金币亦有然”[62]。我们知道,劳动价值论并不否认供求关系,供求关系的确对价格的变动有重要的影响。但是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围绕价值随供求关系而上下波动,使价格与价值发生偏离。“供求价值论”永远无法说明当市场上供求平衡时,商品的价值由什么来决定。

梁启超不了解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供求价值论之间的本质。与此相联系,他不能区分价值和价格两个概念,也不懂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在他那里,价格与价值是混用的。我们从梁启超论述货币的职能时,比较清除地看出这一点。他对货币的职能进行了分析:“货币之职务有四:一曰交易之媒介,二曰价值之尺度,三曰支应之标准,四曰价格之储藏。”[63]“货币之职务四,曰交易媒介,曰价格尺度,曰借贷用具,曰价值蓄藏。”[64]无论是哪种表述方式,都不能科学地表述货币的职能。在货币的流通手段、价值尺度、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四种基本职能中,梁启超认为最主要的是价值尺度,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在表述时却说:“货币最要之职务”,在于“价格尺度”,“凡一切物价皆比于货币以为标准焉。夫必先自有其一定之价格,然后能为一切价格之尺度,此不易之理也”。[65]在这里,“价值”与“价格”,“价值尺度”与“价格尺度”等经济学范畴混杂使用,恰恰说明梁启超在价值论问题上含混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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