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理念与儒家思想及和谐世界理念之关系

叶　江^[1]

在当前国际体系发生重大转型中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全球治理理念是一种崭新的思想，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冷战终结之后;而作为亚洲智慧的重要体现，且至今依然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儒家思想则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虽然这两者之间远隔千年但却有着明显的相合之处，尽管两者并不能简单地合二为一。本文为此将考察分析全球治理理念的缘起及其内涵以及该理念与中国儒家政治思想之间的切合点，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索与中国儒家政治思想紧密关联的“和谐世界”理念与“全球治理”理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重点讨论这两种理念对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的否定，以求从亚洲智慧的视角透视全球治理和把握全球治理的发展方向。

一、全球治理理念的内涵

毫无疑问，全球治理理念的内涵是基于“治理”(governance)理念，而“治理是一项将人类行为引向集体行动的社会功能，这样的集体行动能导致对社会有利无害的结局。人类建立治理体系是为了解决一系列社会需求。这些需求包括提供公共物品，避免公害物品，外部效应内部化，人权保护。”^[2]更为具体一些的说法，“治理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个人的——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各种相互冲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调和并采取合作行动。这个过程包括授予公认的团体或权力机关强制执行的权力以及达成得到人民或团体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协议。”^[3]

全球治理理念是从全球层面扩展上述治理理念的内涵，即为应对当前全球化世界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以及在国际体系发生重大转型之际，用一种新的全球视野来观察世界，在全球的层面采取集体行动，推进国际制度的变革，并形成一种能联合所有不同文化、政治、宗教和哲学背景的人们的全球核心价值，包括:尊重生命、自由、正义、平等、人道、正直等。全球治理就是促进世界各国和人民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保障生命安全;实现平等对待;拥有获得美好生活和给自己提供福利的机会;通过和平的方式保存差异;参与各个层面的治理;能对重大的不公正进行自由和公平的请愿;有平等使用信息的权利;能平等使用全球公有物等。”^[4]与此同时，不论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体，乃至单个的个人都要共同承担下述的责任:“为共同的利益作贡献;考虑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安全与福利所造成的影响;促进平等，包括性别平等;通过追求可持续发展和维护全球公有物，保护未来一代又一代人的利益;保护人类文化和知识遗产;在治理中成为积极的参与者以及为消除腐败而努力。”^[5]

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在其著名的两个世界理论(two wor1ds of wor1d po1itics)中提出:“世界事务可以被概念化成通过一个二分体系管理——它可以被称为世界政治的两个世界——其一是长期以来支配事件进程的国家及国家政府的国家间体系，其二是由各种类型的其他集团组成的多元中心体系……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全球治理体系”^[6]。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David He1d)则指出，为了在世界政治中实现更多的责任、民主和社会公正，应该提倡一种世界主义的全球治理形式:“全球治理不仅意味着正式的制度和组织——国家机构、政府间合作等——制定(或不制定)和维持管理世界秩序的规则和规范，而且意味着所有的其他组织和压力团体——从多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到众多的非政府组织——都追求对跨国规则和权威体系产生影响的目标和对象”^[7]。利昂·戈登克(Leon Gordenker)和托马斯·韦斯(Thomas G.Weiss)认为，全球治理“是对国家无力单独解决的政治和社会议题做出更有序和更可靠反应的努力。”^[8]

因此，全球治理理论的基本理念的内涵主要涵盖下述三个方面的内容:

(1)用全球视野，而不是单从国家的视角，甚至也不是仅从国际层面来观察世界，并形成一种能联合所有不同文化、政治、宗教和哲学背景人们的全球核心价值;

(2)全球体系中的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采取集体行动，对国家无力单独解决的全球性、区域性、乃至国内和地方性的问题做出积极反应，努力在全球、区域、国家、乃至地方层面积极提供各种公共物品，避免公害物品，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

(3)在国家、市场和社会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全球化环境中，虽然国家依然还是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但是，国家机构、国际政府间组织、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社会运动乃至个人都成为推进国际制度积极变革的主体，而不断发生变革的国际制度则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良治(或善治good governance)的重要载体，从而推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世界政治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促使外部效应内部化，推进民主、社会正义和人权保护。

从上述全球治理理念的内涵，不同的研究全球治理问题的学者给出了诸多全球治理的定义。比如罗西瑙强调全球治理是“通过运用控制手段追求具有跨国影响之目标的所有人类活动层面——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体系”^[9]。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小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则认为:“全球治理是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当代国际体系中“正式和非正式的指导并限制一个团体集体行动的程序和机制。”^[10]劳伦斯·芬克尔斯坦(Law rence Finke1stein)认为，“全球治理是对超越国家边界的关系进行治理的无主权权威活动”^[11]。这些不同的定义或是强调全球治理是一套跨国规则体系，或是突出全球治理是集体行动程序和机制，或是认定全球治理是一种跨国治理的活动，但是其中的共性则在于肯定全球治理是当代国际体系中多元行为体共同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性问题的集体行动。

二、全球治理理念缘起的时代背景

全球治理理念的缘起及其发展具有明显的时代背景，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尤其是冷战终结之后不断深入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导致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市场，而这样的全球性市场需要世界性的管理和协调。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进程中，当国家的领土疆界与全球性市场产生矛盾、当跨国私人资本与跨国公民社会形成冲突时，全球性市场的推动者——跨国公司、国家利益的守护者——国家，以及这两者利益的协调者或挑战者——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社会运动就需要通过一种新型的国际公共事务管理模式来协调各方的利益、寻求某种无序中的有序，于是全球治理理念便开始形成。这也就是说，全球治理的理念实际上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紧密相关，而关于全球化的争论则是“全球治理理论兴起的一个重要根源”^[12]。

(二)冷战终结的影响

全球治理理念的出台与冷战的终结紧密相关。在冷战高峰时期，国际政治的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盛极一时，它相当有力地解释了东西方之间激烈对抗的国家利益根源。之后，虽然新自由制度主义试图从国家间的不对称相互依存的角度解释无政府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但是新现实主义则通过运用对国际体系结构的理论分析，把国家和以大国为主体的国际体系诸概念普遍化。冷战的终结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形成明显的挑战，因为几乎没有哪个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准确地预见了世界政治的内在发展趋势，即预测到冷战的“突然”终结。这使得相当部分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者由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转向寻求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理念——全球治理。而在操作层面则形成了诸如全球治理委员会这样的跨国机构将全球治理的理念付诸实践并且同时推动全球治理理论的形成。

(三)全球性问题不断凸显的巨大推动

所谓全球性问题，就是指当代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超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问题^[13]。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南北问题、战争与和平、生态失衡、粮食危机、资源短缺、人口问题、难民、毒品、艾滋病、国际人权与民族主义、国际恐怖主义等等都属于全球问题。这些问题无论从规模、波及范围还是影响后果上来说都具有全球性，它们的解决途径与国际社会整体联系在一起，因而也就有了全球意义。全球性问题的性质决定了它们的解决需要的不是单边而是多边的联合行动，不是单方面的个体决策而是更多的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全球公共政策、规划和综合治理。全球性问题的凸显需要某种新型的国际关系理论来指导全球层面的治理，于是全球治理理念便“应运而生”。

(四)非国家行为体兴起的促进

长期以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国家一直是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行为体，但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跨国公司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各种新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大量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兴起，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体迅速增多，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各种社会运动力量等日益扮演着令人关注的角色。由于跨国社会运动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蓬勃发展以及全球市民社会的崛起，国际体系中各个行为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已产生明显的改变，从地方、国家、区域到全球层面的公共事务管理也随之发生重大的变化。全球治理理念的理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国际体系因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而发生重大变化这样的客观事实之上。

三、中国儒家思想与建设“和谐世界”理念的形成

与全球治理的理念相比较，中国儒家思想的历史则要古老的多。但是，有意思的是，由中国先哲孔子于两千多年前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与仅有20年稍多一些历史的全球治理理念有不少相合之处，其重要的表现就在于目前已经成为指导中国外交政策的“和谐世界”新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深受孔子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建设和谐世界理念的本源来自堪称集亚洲智慧大成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

毫无疑问，形成于古代中国春秋时期的孔子儒家思想是一种直至今天依然对中国乃至亚洲具有影响力的世界观，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学术传统，甚至还可被认为是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是非常入世而非出世的学说，并且在很大的程度上，传统的中国文化认同是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之上的。尽管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不一致，中国的儒家思想不是一种宗教，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却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精神生活具有深刻的影响力。孔子的儒家思想不仅给中国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教育实践乃至家庭生活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而且在近代西方列强扩张至东亚地区之前，曾经主导着东亚各国文化和政治的发展。

对中国乃至东亚政治文化形成持久影响的孔夫子儒学思想主要反映在《论语》以及后来孟子的一系列发展性论述之中。其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一、人性本善;二、天下一家;三、德治为先;四、和而不同;五、协和万邦。孔子的一系列重要的语录如:“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均表述了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孔子的著名弟子有子则更为明确地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然而，自近代以降，对中国乃至东亚政治文化具有主导性影响力的孔子人学思想，受到西方入侵东方的深刻影响。众所周知，1500年之后，尤其是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列强凭借着船坚炮利及资本主义的精神，在世界各地到处扩张，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4]马克思这里所言的资产阶级源自于西方，且西方的资产阶级正是通过代表他们利益的国家向全世界扩张的过程中到处建立联系。毫无疑问，东亚区域也就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所控制的列强的世界性扩张中被卷入源自于西方的现代国际体系。自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扩张至东亚之后，孔夫子的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东亚文明面临巨大的挑战，西方的思想、政治、文化对东亚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其中中国的政治文化也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但是，孔子的儒家思想还是艰难地生存了下来，并且在当今不断全球化的国际大环境下还有某种复苏的势头，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近年来中国所提出的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其本源就是来自传统中国的人学思想。更值得注意的是，源自传统儒学思想的建设和谐世界理念与当今全球化世界中的全球治理理念有着很大的相合之处。

“和谐世界”理念弘扬的是人性本善、天下一家、德治为先、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儒家思想文化。根据孔子的儒家思想，国家并非最高政治形态，集合万邦社稷的天下才是，而天下的任何国家和社会只有实施仁善德治而非强权暴政才能正常、稳定、和平地持久生存。古代东亚的朝贡体系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天下观和德治理念基础之上的。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孔子就用天下一家的大一统观来修订儒家的经典之一《春秋》，因此钱穆先生称《春秋》为“一部诸夏的国际史，亦可称为乃是那时的一部天下史或称世界史。”^[15]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就是强调任何层级的政治家，即从官员到王都要以道德理念进行统治。对照一下前文对全球治理理念内涵所做的概括，孔子的儒家思想中的天下观、德治理念与之有着明显的相合。

然而，对我们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今天中国所提出的建设“和谐世界”理念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几乎是一脉相承的。在很大程度上“和谐世界”理念强调的是天下一家，和谐共处，并且十分重视以德治人、以德治国、乃至以德治世界。另一方面，“和谐世界”还与传统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在德治的基础上实现“和合”、“中和”、“协和”及“和而不同”相一致。这也就是说，建设和谐世界需要根据儒家的思想，在具体的政治和社会实践中既要践行“礼之用，和为贵”，又要做到“君子和而不同”。由此，“和谐世界”实际上就是传承了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乃至东亚的政治文化中天下一家、德治为先，并且承认差异性和多元性，强调合作、包容与协调。于是，从传统中华儒家文化演化而来的“建设和谐世界”理念，就必然如同胡锦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亲仁善邻，讲究和睦相处。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中始终秉承‘强不执弱’、‘富不辱贫’的精神，主张‘协和万邦’。中国人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主张百家优长、兼及八方精义。”^[16]

四、否定强权政治是“全球治理”与“和谐世界”的共同特点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已经明显地看到，全球治理的理念虽然形成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但是却与两千多年之前形成的，且对传统的中国和东亚文化产生主导性影响的孔夫子儒家思想有着相当的相合之处。同时，今天中国所提出的“和谐世界”的理念十分明显是对传统中国儒家思想的传承，由此，“全球治理”理念与“和谐世界”理念自然就有了相互的联系，而其中最为重要的联系就在于两者都在当代的国际政治中否定强权政治。以下我们将就“全球治理”与“和谐世界”理念对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的否定做分析，从而更进一步地探析全球治理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之间的关系。

强权政治(Power Po1itics)或曰权力政治是西方传统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理论与实践。根据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拥有主权的国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其中大国则扮演着决定国际体系走向的主要角色，因为大国对国际政治所发生的变故影响最大。在这样的国际体系中，由于国际事务在本质上都是冲突的，因此大国的行为本原或是追逐权力、保持权力和炫耀权力，或是为了生存和安全而需要拥有权力，同时因为国际体系是一个始终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体系，所以国家间利益冲突不可避免，而国家必然自助，政治事务的最后仲裁者就是权力，军事权力则构成国家权力的核心^[17]。长期以来，西方大国就是根据国际政治现实主义这样的逻辑来处理国际事务的，从早期西方列强利用船坚炮利向全世界拓展殖民地，到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性战争，乃至20世纪下半叶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核威慑与核对峙，都是现实主义强权政治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具体表现。然而，随着冷战的终结，在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过程中，强权政治的理论和实践越来越受到质疑和否定，其中“全球治理”和“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所做的贡献十分突出。

(一)“全球治理”理念对强权政治的否定

在相当的程度上，发端于冷战终结后的“全球治理”的理念，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否定和超越传统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强权政治理念。首先，“全球治理”理念承认迄今为止国家，尤其是大国依然是当代国际体系中主要的行为体，并且各国之间、当然更重要的是大国之间的协议与惯例是全球治理形成的重要基础。这就明显地显示出，在对待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对待大国关系方面，“全球治理”理念与强权政治理念的根本性差异。与现实主义强权政治的理论与实践不同，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并不专注于国家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权力斗争与权力平衡，而是强调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在全球公民道德和规范基础上进行协调与合作。这就意味着“全球治理”的理念从根本上否定传统国际关系中“权力出真理”的强权政治逻辑，并以正义和道德取代权力作为全球治理过程中处理大国关系的基础与标准。就如全球治理委员会所提出的那样:“要提高全球治理的质量，最为需要的，一是可以在全球之家中指导我们行动的全球公民道德，一是具备这种道德的领导阶层。我们呼吁共同信守全体人类都接受的核心价值，包括对生命、自由、正义和公平的尊重，相互的尊重、爱心和正直。”^[18]

其次，与现实主义的强权政治理念不同，“全球治理”理念在承认国际体系中国家依然具有统治能力的同时，还更为注重当代国际体系中各种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全球治理”的理念强调，在全球化环境下，国际体系中参与国际事务乃至决定国际体系走向的行为体已不仅仅只有国家，跨国公司、国际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包括国际的和地方的非政府组织)等都成为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行为体，因此“我们不能再把国际事务管理看作是一种国家间的行为，而是应该当作一场发生在各种各样的参与者之间的磋商及互动。”^[19]如果说过去由于国家间尤其是大国间的互动决定着国际体系的走向，因而现实主义强调权力尤其是军事权力的决定性作用尚有一定的说服力的话，那么随着参与国际事务的行为体的增加，并且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并非运用传统的权力(军事力量)来影响国际体系的走向，现实主义的强权政治理论必然面临“全球治理”理念的巨大挑战与否定。

再次，“全球治理”理念强调国际事务的管理从传统的统治向治理转化。随着国家之外的非国家行为体积极地参与全球层面的治理，以强制性权力为基础的国家统治权威虽然不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悄然地发生变化，不再能完全单独地主导国际关系的发展走向，而以认同和自愿为基础的治理权威逐渐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在国内层面，治理是经济、政治和行政权威在各个层面对一个国家的事务进行的管理。它包括公民和社团表达其利益，行使他/她们的法律权力，履行义务，并协调其差异的不同机制、过程和制度。而在国际层面，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拥有主权的国家，也可以是私人机构(如跨国公司)和公民社会(如非政府组织)。与统治的过程不同，治理不是依靠强权在无序的国际体系中追求均势，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能通过利益的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来追求无序中的有序。虽然在当代国际体系中，治理的过程并不否定国家以及国家权力的作用，但是却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国家尤其是大国权力主要是军事权力的影响力，因此“全球治理”的理念实际上是对现实主义强权政治理念的超越。

最后，“全球治理”的理念强调国际制度在当代国际事务中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全球治理”的理念，国际制度决定了国际体系中许多角色在治理结构中的安排，设定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在治理过程中能够扮演何种角色。一般认为国际制度是“一系列约束行为、塑好预期、规定角色的规则”^[20]。国际制度包括三方面内容:正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惯例^[21]。其中“国际机制”是指在国际关系特定问题领域里行为体愿望汇聚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22]“相比于我们认同的简单模型，真正的制度通常都是更为复杂的，而且无疑国际机制的发展构成了国际层面上的一股创新性力量。但是比较合适的看法还是应该将机制看作是为了应对当今社会(国家依然是主要行为体，核心公共权威仍旧不存在)治理需要的制度性安排^[23]。根据现实主义强权政治的基本逻辑，在无序的国际体系中大国的悲剧就在于无法超越大国间追逐权力而导致的“安全困境”，然而从“全球治理”理念的视角出发，通过国际制度的调节，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安全困境”是可以被超越的^[24]。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强权政治理念也因此就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治理”理念所否定。

(二)“建设和谐世界”理念对强权政治的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否定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强权政治理念方面，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紧密相关的“和谐世界”理念与“全球治理”理念具有很大的共识，颇具异曲同工的效果。不仅如此，“和谐世界”理念对强权政治的理论与实践的否定在很大的程度上更为系统和全面。

第一，“和谐世界”理念强调“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这显然明确地否定了强权政治理念的权力至上、弱肉强食的逻辑。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就是坚持天下一家，国家不分大小，拥有权力的多寡，都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国际事务。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一方面是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25];另一方面则也意味着顺应国际体系变化的潮流，认同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将国际体系视为一开放的，不论是政府机构还是非政府机构或是私营机构都能成为管理国际政治事务的主体。这一切无疑是对现实主义强权政治的根本否定。

第二，“和谐世界”理念坚持“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很明显，这与传统现实主义所强调的“输—赢”或“零和”博弈不同，而是努力推动所有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的国家或公司通过“双赢”或“共赢”博弈，都能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得益。更重要的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能更好地抑制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间恶性的经济竞争，促进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探索各种合作之路，有效地通过国际经济机制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G8+5、G20等不仅在世界经济发展平稳的时期，而且在世界经济面临各种巨大挑战的时候，如世界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等，积极调整各国的经济政策，从而避免运用本国的经济权力采取以邻为壑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由此可见，“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具有明显的否定经济民族主义的内涵，而众所周知，经济民族主义就是现实主义在经济领域内的具体表现。

第三，“和谐世界”理念提倡“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在当代国际体系中，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具有不同文化、不同文明背景及不同历史的国家，不应计较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和文明的差别，而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而不同，扩大共同利益的会合点，在对话与合作中加深双方的信任和了解，协商解决分歧。这就意味着，“建设和谐世界”就是反对任何国家依赖自身的强权将自己的价值观和制度强行推广至其他国家，同时强调以德治替代强权政治。

第四，“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尊崇“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这样的思想明显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强调“安全困境”难以超越不同，认为可以通过相互信任和加强合作来超越“安全困境”。在具体的操作上就是“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这也就是说，“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认为通过国际制度可以抑制现实主义强权政治所常常导致的恶性军备竞赛，并由此而避免通过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保障世界和平和稳定。

第五，“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主张“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这样的主张是从全人类的视角而不仅仅是从一个国家的视角来看待全球的环境问题，超越了现实主义仅强调国家的权力来处理诸如环境和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非政府行为体，全球公民社会参与国际事务尤其是全球环保事务的重要性。

总之，不论是“全球治理”还是“和谐世界”理念都是从全球化所导致的当代国际体系巨大变化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与传统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强权政治理念完全不同的参与国际事务的原则与立场，只是“和谐世界”理念更具有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根基，也是亚洲智慧的明显反映，更容易为中国及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所接受。因此，中国在参与当今全球化世界中的全球治理过程中，需要提出更为适宜中国乃至东亚践行并与传统中国儒家思想相联系的“和谐世界”理念，从而能更好地反对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且最终超越全球治理而向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方向迈进。

【注释】

[1]作者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

[2]Oran Young，“Arctic Governance in an Era of Transformative Change:Critica1Questions，Governance Princip1es，Ways Forward”，Report of the Arctic Governance Project，http://arcticgovernance.custompub1ish.com/arctic－governance－in－an－era－of－transformative－change－critica1－questions－governance－princip1es－ways－forward.4774756－156783.htm1.

[3]The Commission on G1oba1Governance，Our Global Neighbourhood—The Report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2－3.

[4]Ibid.，pp.56－57.

[5]Ibid.，p.57.

[6]俞可平:《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7]［英］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戴维·戈尔德布莱特和乔纳森·佩拉顿:《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8]Leon Gordenker and Thomas G.Weiss，“P1ura1ising G1oba1Governance:Ana1ytica1Approaches and Dimensions”，Third World Quarterly，Vo1.16，No.3，1995，p.357.

[9]James N.Rosenau，“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Global Governance，Vo1.1，No.1，1995，p.13.

[10]［美］约瑟夫·奈，约翰·唐纳胡主编:《全球化世界的治理》，王勇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11]Lawrence S.Finke1stein，“What is g1oba1governance”，Global Governance，Vo1.1，No.3，1995，p.369.

[12]［美］马丁·休伊森、蒂莫西·辛克莱:“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张胜军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有关全球化的学术争论与对全球治理理念的不同看法参见叶江:《大变局——冷战、全球化与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上海三联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全球治理与中国的大国战略转型》，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两书中的相关讨论。

[13]蔡拓等:《全球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6页。

[15]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第二章《春秋》，三联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

[16]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解放日报》2006年4月23日，第3版。

[17]有关西方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描述可参见［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时殷弘、林勇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美］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

[18]The Commission on G1oba1Governance，Our Global Neighbourhoo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48－49.

[19]M.S Smouts，“The Proper Use of Governance in Internationa1 re1ations”，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1998，115(1):17－28.

[20]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1 institutions:Two Approaches”，Internationa1 Studies Quarter1y 32(1988):pp.379－396.［Reprinted in Oran R.Young ed.，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Vo1ume I.Brookfie1d，Vermont:Edward E1gar Pub1ishing Co.，1996，pp.289－306.

[21]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p.3－4.

[22]Stephen Krasner，“Structura1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1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1.36，1982，p.186.

[23]Oran R.Young，“Regime theory and the quest for g1oba1 governance”in A1ice D.Ba and Matthew J.Hoffmann ed.，Contending Perspectives on Global Governance，London and New York:Rout1edge Tay1or＆Francis Group，2005，pp.90－91.

[24]有关“安全困境”与超越“安全困境”的学术讨论可参见叶江:“‘安全困境’析论——兼评先发制人战略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关系”，《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

[2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http://cpc.peop1e.com.cn/GB/64162/64168/106155/106156/6430009.ht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