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对口支援的绩效评估结果

根据上述绩效评估的基本框架，本书通过实地调研、访谈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同时借助中央和地方政府业已发布的统计数据和国内重要门户网站、报纸所做的对口支援报道，充分整合多方面信息，得到较为翔实的评估数据。

6.3.1　民族地区对口支援的规模

1979年民族地区对口支援制度正式确立以来，全国除台湾外的3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行政特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对口支援制度中来。其中不同时期对口支援少数民族8省区（包括新疆、内蒙古、西藏、广西、宁夏5个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青海3个民族省）的支援省市就有北京、上海、天津3个直辖市，江苏、山东等17个省，武汉、宁波等8个大中城市（参见表6-1）。

在援助资金的规模上，如粗略统计，仅1996年对口支援与扶贫开发工作结合以来，截至2011年，支援地区向少数民族8省区无偿捐献的财政资金和社会捐款就达245亿元，具体如下。

1.全国支援西藏

为了促进西藏的发展，至2015年，中央先后六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逐步加大对口支援力度。据统计，1994年以来，国家先后安排60多个中央国家机关、全国18个省（直辖市）和17个中央企业对口支援西藏，截至2008年年底，累计投入对口援藏资金达111.28亿元，安排6 050个对口援藏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12）。

2014年8月24日到25日，对口支援西藏工作20周年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了会议，并在讲话中强调，“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是新时期党的西藏工作方针的丰富和发展，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实践。20年来，承担对口支援任务的有关省市、中央部门和中央企业，从人力、物力、技术等方面全面开展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支持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维护了国家统一和西藏社会稳定，加强了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实践证明，对口援藏工作的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符合我国国情、西藏区情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好新形势下对口支援西藏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件大事（发展与稳定两件大事）、四个确保（确保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确保国家安全和西藏长治久安、确保各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确保生态环境良好）’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思想，坚持‘依法治藏、长期建藏、争取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充分认识和把握对口支援西藏工作的长期性、群众性、科学性，大力实施经济援藏、教育援藏、就业援藏、科技援藏、干部人才援藏，进一步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格局，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对口支援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要求、工作方法对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藏区也是适用的。要组织动员各方力量，不断提高对口支援四省藏区的工作水平，加快西藏和四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群众生产生活水平，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新华社，2014.8.26）。

2.全国支援新疆

从1997年首批援疆干部进疆，各支援省份已先后选派了六批共3 749名援疆干部。到2010年，各地累计向新疆无偿援助资金物资达43亿元，实施合作项目1 200多个，到位资金逾250亿元。通过援疆渠道，为新疆培训各类人员40多万人次（刘向晖，2011）。

3.福建支援宁夏

1996—2011年，福建省向宁夏提供援助资金6.6亿元，其中贫困地区发展资金2.64亿元，对口帮扶市县（区）援助2.69亿元，社会各界捐助折款1.32亿元；选派7批98名援宁干部到宁南山区挂职锻炼，接收宁夏贫困地区11批175名县乡领导干部到福建对口交流；各对口帮扶市县（区）在宁夏贫困地区修建良田22.9万亩，改造危房危窑1 900户，新建村级卫生室200多个，建设闽宁示范村124个；派遣支教教师786人，兴建、扩建学校201所，帮助4.1万名辍学儿童重返校园，救助贫困生3.5万人；福建为宁夏代培研究生138名，培训教师7 440多人次；修建、完善了一批水利水保设施、农村电网、广播电视、道路、饮水工程等，使近50万名群众受益（郑颖，2011.8.30）。

4.大连、青岛、宁波、深圳支援贵州

1996—2011年，大连、青岛、宁波、深圳4个计划单列市对贵州省贫困地区开展帮扶工作。15年里，4个城市共向贵州省无偿援助资金和物资共计21.03亿元，兴办了大量扶贫项目；共安排协作项目600多个，协议资金550亿元，项目涵盖工业、农业、商贸、旅游、文化等多个领域；为贵州省培训各级干部和农民10.18万人，选派229名干部到贵州省贫困地区挂职帮助工作；实施“东西支教工程”，组织中小学骨干教师380名、青年志愿者400多名到贵州省支教（李凯，2011.11.20）。

5.上海支援云南

1996—2011年，上海市已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9.59亿元，帮助云南省40余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1996—2006年，上海与云南投入无偿帮扶资金8.47亿元，实施了以解决温饱、整村推进为主的帮扶项目1 561项；实施教育、卫生、文化等各类社会事业帮扶合作项目1 928项；其他无偿援助项目397项。新建希望学校、光彩学校454所，援建“一村一小”404所，帮助培训各类人才16.2万人次，输出安置劳务13 909名，社会捐赠4 000多万元，同时还捐赠各类救灾物资。两省市企事业单位累计实施各类经济合作项目610项，上海企业在云南累计投入经济合作资金24.74亿元，合作领域涉及技术开发、贸易转移、科技、环保、旅游、服务业等（上海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2007.9.21）。

6.广东支援广西

1996—2005年年底，广东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无偿援助广西资金（含物资）共计9.3亿元，其中政府拨款6亿元，社会捐款1.5亿元，捐物折款1.8亿元。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改善百色和河池两市少数民族聚居乡村的教育、交通、卫生、饮水等基础设施条件。其中4亿元用于大石山区异地安置点建设，共异地安置了河池、百色两市大石山区8万多名少数民族特困群众；1.6亿元用于改善民族地区学校的办学条件，援助建设了874所学校，培训了近800名校长和骨干教师，派出268名教师到广西222所学校支教，组织125所中小学和华南师范大学对口支援广西，帮助了7万多名贫困儿童和大批大、中学生完成学业；举办干部培训班42期，培训干部4 037人，其中70%是少数民族干部。此外，广东扩大了对广西的经贸协作领域，实施经贸协作项目3 078项，实际到位资金311.7亿元。通过政府组织和安排广西赴广东务工人员达115.35万人次（黄文生，2006）。

7.辽宁支援青海

1996—2011年，辽宁省无偿援助青海省各类资金和物资达4.637亿元，实施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800多个。15年间，两省合作在58个贫困村实施了整村推进项目，覆盖贫困户9 082户、42 759人；在6个县的7个贫困村实施了异地搬迁项目，搬迁安置227户、1 245人，实施“雨露计划”，开展了贫困地区劳动力技能培训，转移贫困劳动力25 941人；辽宁省共选派100名支教人员到青海省贫困地区开展支教活动，接纳安排青海省9批152名县处级干部和270名教育局长及教师在辽挂职锻炼和培训学习；辽宁还为青海省贫困地区培训卫生、教育、环保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500名（辛勤，2011）。

8.北京支援内蒙古

1996年9月，中央确定由北京对口帮扶内蒙古自治区。先后通过资金支援、结对帮扶、经济技术合作、无偿援助和签订区域合作框架等方式，由单纯的对口帮扶升级为复合型的对口帮扶合作（邓鹏云，2014）。根据《2001—2010年京蒙东西扶贫协作工作总结》［内扶办（2011）153号］公布，1996—2010年，北京市向内蒙古无偿援助扶贫资金和物资折款累计达6.6亿元，其中资金投入3.9亿元。从2006年开始，北京市无偿援助资金每年增加到了3 060万元，2007年新增生态建设专项资金1 000万元。这些资金和物资与我区贫困地区其他资金捆绑整合，共实施各类扶贫开发项目近千个，主要集中在种养业、生态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文化、教育、卫生、人才交流、科技培训等社会事业各个方面。

6.3.2　对作为受援方的民族地区的影响

1.经济影响

在发达省市的大力支援下，民族地区经济总量持续增加，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地方财政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进步。

（1）经济总量持续增加。对口支援实施以来，受援省份经济总量显著增加。青海省从1997年开始，生产总值增速开始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从2001年开始连续7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发展质量与效益逐步提升，进入持续、快速、稳定、健康的发展时期。1978年，青海省的生产总值只有15.54亿元，到2007年已增加到783.61亿元，三十年翻了5.66番，年均增长8.4%。人均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428元增加到2007年的14 257元，2007年比1978年增长5.8倍，年均增长6.8%（青海省人民政府，2008.10.14）。1978年，贵州省生产总值为46.62亿元，到2010年达到4 602.16亿元，增长近百倍，该省生产总值增长率从1979年到2010年平均为9.8%，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1个百分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9；陶谋立、朱新武，2011:8）。而广西、内蒙古、宁夏、西藏、新疆、云南6个地区在1979—2010年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图6-1所示）。

（2）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各支援省市在对口支援过程中，通过项目援助等方式为民族地区输血、造血，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和合作办厂等为民族地区工业化发展作出突出贡献。1996年始对口支援加大力度以后，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有了深刻变化。第一产业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比重明显提高，第三产业也有较大提升。以宁夏为例，1995年，第一产业占该省生产总值的20.2%，到2010年，该比例降为9.4%，降低了10.8个百分点（贾红邦、梅廷彦，2011:9）；与此同时，第二、三产业都有大幅上升（如图6-2所示）。又以云南为例，1995—2010年，该省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了10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比重提高了10.2个百分点（云南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2011:8），其中受援地区旅游产业的增长就得到了支援省份的大力支持（如图6-3所示）。

图6-1　受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1979—2010年）

（3）地方财政实力不断增强。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增强了地方财政收支能力，1996—2010年，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支的平均增长速度高于全部地方财政收支。1996—2010年，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18.7%，财政支出年平均增长21.1%；2001—2010年，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21.2%，财政支出年平均增长24.5%，同时段都高于全国地方财政收支增长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9）。具体到8个民族省区的情况，1996—2000年，青海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14.0%，财政支出年均增长18.9%。1979—2010年，贵州省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14.1%，一般预算支出年均增长16.5%；新疆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2%，一般预算支出年均增长15.5%；内蒙古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18.9%，财政支出年均增长16.2%；宁夏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12.9%，财政支出年均增长15.4%；云南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17.6%，财政支出年均增长16.9%。其中五个地区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图6-4所示）。

图6-2　宁夏回族自治区1995年和2010年产业结构对比

图6-3　云南省1995年和2010年产业结构对比

图6-4　五地区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与全国对比（1979—2010年）

（4）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口支援实施以来，受援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迅速增长。2011年统计数据显示，内蒙古、广西、云南三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内地31省区中跻身前15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12）。以内蒙古为例，1978年，该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1元，2010年为17 698元，是1978年的59倍，而全国平均水平则是55倍，可见内蒙古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甚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78年，内蒙古地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131元，而2010年为5 530元（内蒙古统计局，2011:8），是1978年的42倍，接近全国43倍的平均水平。就8个受援省份来说，贵州、云南和内蒙古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倍数高于或接近全国平均增长倍数；内蒙古、宁夏、新疆的农牧民（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倍数接近全国平均增长倍数（如图6-5所示）。

图6-5　八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倍数（1978—2010年）

卫生条件方面，三十多年来，民族自治地方拥有医院和卫生院数量、病床张数以及卫生技术人员都有明显增长，为少数民族群众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医疗条件。2010年，贵州省有医院、卫生院2 005个，床位数9.75万张，执业医师4.22万人（陶谋立、朱新武，2011:8）；西藏有医院、卫生院773个，床位数8 439张，卫生技术人员9 983人（西藏自治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西藏调查总队，2011:6）；青海省有卫生机构734个，床位数2.01万张，卫生技术人员2.39万人（青海统计局，2011:9）；云南省有卫生机构9 699个，卫生技术人员14.17万人，床位15.71万张（云南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队，2011:8）；广西有卫生机构10 341个，卫生技术人员18.57万人，床位13.39万张（广西统计局，2011:9）。从增长率来看，内蒙古、宁夏、西藏三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图6-6所示）。

图6-6　三地区卫生条件年均增长率与全国对比（1979—2010年）

在此基础上，少数民族人口快速增加，到2010年，少数民族总人口达到8 852万。1979—201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回族人口平均增长2.2%，而同期总人口增长率为1.8%。另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有13个少数民族的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全国71.4岁的平均水平，7个高于汉族73.34岁的平均水平。新疆被国际自然医学会列为世界上四个长寿地区之一，每百万人口百岁老人数居全国之冠。西藏人均预期寿命由1951年的35.5岁增加到67岁，有80～99岁的老人13 581人，有百岁以上老人62人，成为中国人均百岁老人最多的省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12）。

2.政治影响

（1）民族团结得到加强。对口支援大大增强了民族地区各民族群众战胜贫困的能力和信心。对口支援可以使少数民族群众认识到，面对贫困，他们不是孤军奋战，而是有发达省市的支援，这使得他们极大地增强了战胜贫困、走向富裕的能力和信心。经济发达地区与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结成相对稳定的帮扶关系，有利于打破历史环境造成的民族之间的隔阂，增进各民族成员的交流互动。对口支援增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尤其是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交往、沟通，可以加深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巩固我国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巩固了民族团结的局面。

（2）民族政策执行效度得到提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针对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国家出台了众多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方针政策，对口支援是其中重要的政策之一，其他大到民族区域自治小到计划生育政策优惠，这些举措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在区域发展上，国家出台东西对口扶贫协作、西部大开发等全局性政策，这些政策通过发达地区对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得到进一步贯彻和执行。

（3）基层政府自治得到发展。对口支援的直接实施需要各级政府的分工协作和密切配合，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基层地方政府。各级地方政府为了争取对口支援名额、配合支援方开展项目建设、完成对口支援的任务，这其中对基层政府的宏观把握能力、政策制定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都提出了新要求，基层政府的自治能力因此得到发展，客观上从上级政府和中央政府争取到了更多的自主权，权力要在运用中发挥效力。我国一向强调民族区域自治，对口支援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基层政府自治的发展。

（4）传统政治生态得到改良。政治生态关系到地区政府的治理能力。在发展过程中，民族地区的传统政治生态中存在一些不良因素，比如一些决策者还受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模式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等、靠、要”的思想，力求稳定、怕担风险，对民营经济的推动发展还不够，官本位思想还较重，基层公务员服务精神比较缺乏。而对口支援通过干部交流为民族地区的政治生态带来新的元素，民族地区决策者自力更生的信心得到增强，在东部发达地区的带动下，创新精神得到提升，民族地区的干部拓宽了视野，“等、靠、要”的思想得到了部分改变。民族地区干部、基层公务员到发达地区参加培训、挂职锻炼，有助于他们积极改善领导方式和服务质量。以上海对口支援工作为例，在培训交流、挂职锻炼上，上海与对口省份取得了不少成绩。2001—2005年，上海支援云南过程中，上海出访144批1 761人，云南来访168批2 056人，选派赴云南挂职干部3批47名，云南方面到上海培训875人次。2005年7月到2008年7月，上海支援阿克苏过程中，阿克苏到上海考察访问90批833人次，到上海培训87批1 439人次^[1]。

（5）民族地区在中央的地位得到提高。我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治权力和资源受到中央的严格管控，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在中央的地位高低影响到地方政府运用政策手段发展经济社会的能力。对口支援三十多年来，中央对民族地区愈发重视，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区域自治到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央对民族地区的特殊转移支付政策，再到具有横向财政平衡色彩的对口支援制度，民族地区的治理能力得到加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民族地区在中央的影响和地位随之提高。

3.文化影响

（1）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得到发展。教育关系到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源质量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对口支援三十多年来，发达地区对民族地区的教育支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支援方以教育项目的形式帮助受援方去完善学校、图书馆等基础设施；另一个是发达地区与民族地区之间各级学校之间建立对口支援关系，主要提供教育师资、理念、技术和方法的支持。

学生数量方面，以贵州为例，1978年，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有1.33万人，2010年这一数字达到32.22万，年均增长10.5%；普通中学人数为137.17万人，2010年达到275.68万，年均增长2.2%；小学人数年均增长0.1%（陶谋立、朱新武，2011:8）。再以宁夏为例，1979—2010年，该地区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数年均增长11.1%，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数年均增长9.8%，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年均增长2.1%，小学在校学生数年均增长0.2%（贾红邦、梅廷彦，2011:9）。可以看到，相对于中等教育和小学教育，民族地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增长最为迅速。

师资方面，以新疆为例，1978年，普通高等学校有专任教师2 458人，到2010年，专任教师达到16 506人，年均增长6.1%；中等学校专任教师由1978年的44 417人增加为2010年的128 306人，年均增长3.4%，小学专任教师年均增长1.5%（金建新，2011:8）；三类专任教师年均增长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图6-7所示）。民族地区教育资源的丰富、人才的增加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图6-7　三地区专任教师增长率与全国对比（1979—2010年）

（2）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得到进一步发掘。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多个少数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各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历史上，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往往只是被统治者作为观赏之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文化发展迅速，其中对口支援的作用不可忽视。广东省在援疆中借助广东省打造“文化大省”的有利时机，提出并实施了“文化援疆”的构想。通过组织文艺工作者、企业家到新疆采风、考察，随团采访的各大媒体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进行了深度报道。2004年9月，广东省11家电视台在哈密举行“走进哈密”实地采访活动。两地高层次的文化艺术交流和多渠道的宣传报道，吸引了更多的广东各界人士关注哈密，支持哈密，极大地提升了哈密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上海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设立了阿克苏文化展演周，将大型歌舞《龟兹1001》等推向国内外演出交易商，具有民族特色的歌舞走上国际舞台，民族特色文化投身到文化产业中，为民族文化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2]。

（3）少数民族文化生活得到丰富。宗教生活是少数民族的重要文化生活。我国各少数民族几乎都有宗教信仰，在人口较多的蒙、藏、回等民族的日常生活中，佛教和伊斯兰教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对口支援在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的基础上，为民族地区群众建设、发展了更加多样化的文化生活。文化出版方面，以西藏为例，1978—2010年，地区图书、杂志和报纸的出版数量由2 667万册、7万册、306万册增长到14 023万册、161万册、1 446万册，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3%、10.1%、5.0%（西藏自治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西藏调查总队，2011:8）。这种显著增长与对口支援对民族地区的投入是密切相关的。又以民族地区广播电视覆盖率为例，1978年云南省广播覆盖率为30%，电视覆盖率为17%，而2010年，这两项数字分别达到了95.4%和96.4%（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2011:8），跨越性的广播、电视覆盖率提高给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文化生活带来更多福利。

通过帮助发展民族地区文化事业、支持民族地区建设文化生活设施以及互派文化宣传队伍组织文艺演出等形式，民族地区逐渐享受到与发达地区相近的文化娱乐生活。2005—2008年，上海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项目总计125个，资金16 576万元，其中建设地区博物馆、捐赠彩电、开展阿克苏宣传周等文化事业项目有15个，资金3 256万元，占总资金的19.7%^[3]。2012年，河北省在援疆工作中启动了“春雨工程——河北文化志愿者边疆行”活动，其中包括博物馆策划指导及人员培训、“走进太行——河北省优秀摄影作品展”以及组织文化馆（站）长及骨干人员赴石家庄市培训^[4]，为丰富新疆巴州的文化生活提供助力。

6.3.3　对作为支援方的发达地区的影响

1.经济影响

从经济影响来看，发达地区同样离不开民族地区和发展中地区。具体而言，民族地区和发展中地区是发达地区的大后方。

（1）加快了发达地区产业升级步伐。通过并购和参股西部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实现了低成本的规模扩张。利用自身的知名品牌和先进技术，发达地区企业通过融合西部被并购企业的资产，不仅降低了在西部新建一个生产企业需要的资金投入和运营风险，也借助在原材料产地生产，不仅降低原材料的采购价格，并且节约了产品销售过程中的运输费用，极大地降低物流成本，从而提升了企业的竞争能力。通过梯度转移，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因此得以调整。发达地区不断把纺织、服装、家电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转移到民族地区，同时把营销、研发等知识密集型行业留在内部，缓解内销产品饱和压力的同时，促使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最后，由点带面地推动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

（2）缓解了发达地区生活资料短缺。民族地区多数地处边陲，面积广袤，资源丰富。东西对口支援合作以后，对口地区之间的支援关系不断从单边支援到互帮互助再到互利合作。民族地区对发达地区的帮助的表现之一就是生活资料的优先供应。内蒙古在电力供应和副食品等其他物资供应方面给予了北京大力支持。1993—1995年，北京市、电力部与内蒙古自治区三方联合办电，至1995年年底为北京提供电力达90万千瓦·时，即每4个电灯中有一个用的是内蒙古送来的电（李国萍、张国文，2009.10.12）。同时，北京还在内蒙古建立了牛、羊基地和长期的供销渠道，大大丰富了首都人民的“菜篮子”。北京与内蒙古在长期的对口支援中双双受益。上海对口支援新疆阿克苏已经超过15年，阿克苏是“西气东输”一个非常重要的源头，上海目前使用的天然气正是阿克苏支持提供的^[5]。

（3）改善了发达地区劳动力紧缺状况。通过对口支援，大量的劳动力从西部欠发达地区流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一方面改善了发达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化了劳动力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增加了发达地区劳动力的供给，缓解了劳动力紧缺的压力，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2000—2005年，西部地区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比重高达80.1%；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跨省（直辖市）流入人口中，广东占28.6%、浙江占24%、江苏占11.1%、上海占8.8%、北京占7.9%，这五个省份跨省流入人口占全国总数的80.4%（如图6-8所示），有些省市的流动人口数量甚至超过了户籍人口数量（来建强，2010）。最典型是广东省，几千万的流动人口成了改革开放事业的直接参与者，为广东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可以说，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劳动力流动，因此，拥有富可敌国的财政实力后，东部地区省份不能忘记外来人口的奉献。

图6-8　2009年流入人口中各省接收的比例

2.政治影响

通过对口支援，发达地区政治生态上也潜移默化地发生了诸多微妙的变化。简而言之，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1）增加了发达地区干部的培养锻炼途径。选派干部到民族地区工作，是发达地区加强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的一条有效途径。上海市委在对口支援过程中强调有计划地安排青年干部到条件比较艰苦、环境比较复杂的地方去经受锻炼、磨炼意志、积累经验，把对口支援和帮扶地区作为上海培养中青年干部的基地。支援民族地区的干部经过磨炼，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群众观念增强，思想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有了提高。2005—2008年，上海第四批援疆干部中的11位同志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有1人被自治区党委、政府记为二等功，3人被自治区评为优秀援疆干部，52人被阿克苏地区记功、嘉奖和授予优秀援疆干部、优秀共产党员等地级优秀称号^[6]。

（2）发达地区政府获得了中央赞扬。对口支援是党中央、国务院主持领导、统筹协调的区域之间的互助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回应如何、参与如何以及完成效果如何都势必影响到地方政府在中央的地位。这种地位将影响到中央对地方宏观政策的调控力度、中央对地方领导班子的政绩考量，因此那些保质保量完成对口支援任务的省级政府能够得到中央在其他政策上的适度支持，省级政府的领导也能够因此获取更稳定的政治地位和更光明的政治前途。因此，各个地方在对口支援工作中也不断创新，期待更多肯定和表扬。例如，湖北省“616”对口支援工程^[7]得到国家部委及联合国有关领导和专家的高度评价。

3.文化影响

同样，发达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和交流合作也增加了地区人民的文化生活，概而言之，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发达地区的文化更趋多样化。发达地区的文化是较为多样化的，因为经济交流自然带动文化交流，发达地区之间、发达地区与外国都有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然而发达地区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这些地区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这就使得发达地区的文化在民族多样性上存在不足。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的互相交流必然促进民族之间的感情。因此，支援双方在对口支援过程中开展的各种文艺会演、文化交流活动和文化产业的最新发展都为发达地区了解、尊重和热爱民族文化提供了便利。民族文化的进入也为发达地区群众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乐趣。例如，作为中华文化的三大源头之一，草原文化和长江文化、黄河文化一样，都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中华民族许许多多文化传承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草原深处。草原也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因此，草原文化也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是影响综合国力消长的长期性、基础性、战略性要素。2011年10月8日至15日，内蒙古在北京举行“天堂草原——内蒙古北京文化艺术周”，不仅是内蒙古民族文化发展史上一次带有标志性和里程碑意义的文化行动，更是展示内蒙古民族文化大区建设系列成就的视觉盛宴，还是蒙汉等各族人民相互学习的一个平台，促使北京这一国际大都市的文化更加多样化。

（2）思想更具包容性。对口支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以及宗教信仰的了解和尊重。发达地区干部群众通过深入边疆参与对口支援，与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回到发达地区后及时宣传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品德，在发达地区不断提升少数民族的形象。另一方面，在接受不同类型的文化时，体现出经济发达省市的包容性品格，思想具有包容性将反过来促进发达地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再以上海新疆班为例，上海从2000年起开始招收内地新疆班，最初七宝中学年招收80名学生。2010年，上海已有交大附中等九所中学设有新疆高中班，上海市新疆高中班在校生总数已近3 000人（汪金生、孙亭友，2010），尽管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差异很大，这些学生跟上海学生共同学习、生活，彼此相处融洽，上海青少年的思想包容性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