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的“四个全面”战略与国际治理的中国方案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当今世界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道路国家均面临的突出问题。环顾世界，不少发展中国家独立以后由于缺乏治国理政经验，又盲目引进西方对抗式政党和民主制度，再加上外部势力的挑拨和干涉，内部出现四分五裂的状态，没有基本的政治秩序，内部相互仇恨，民生堪忧，看了让人痛心。同样，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国家治理体系改革和治理绩效完善问题，改革不力，则很可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从高收入国家沦落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可以说，世界主要国家都处于国家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的竞赛之中，哪一个大国能在这轮治理能力竞赛中脱颖而出，就可能成为21世纪世界的引领者。

国际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紧密相关，大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必然包含其参与国际治理的内涵，同时，国际治理体系又受到各国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影响，两者是互联互动、叠加影响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关系领域的治理体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任何国家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绩效的作用力在变强。当前国际治理体系处于旧的机制不管用、不能用、不顶用，而新的机制又有待建立的阶段。国际治理体系的失衡和失序对各国内部治理体系往往会形成很大的冲击效应，推进公正、合理、平衡、有序的国际治理体系的建立日益成为当前国际体系改革的重要任务。因此，任何有力、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都需要将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统筹兼顾起来，而不是分割对立起来，为此才能为世界治理提供更好的可行的方案。

中国国家治理的“四个全面”战略的提出与中国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参与国际治理体系建设，体现了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的统筹兼顾。在与欧洲大陆的全球治理方案、英美的普世价值方案的竞争比较中，我们需要深入认识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国内国际双层治理模式的特点和优势。

从国家治理所要实现的目标看，就覆盖领域和惠及人群而言，要把一个人口比美国、欧盟、日本加起来还要多的大国带入全面小康，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业。更重要的是，这一了不起的进程没有像过去一些大国那样走对外侵略扩张道路来完成，而是通过内部制度创新以及与外部世界合作共赢方式来实现的。纵观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很少有一个大国在其崛起和现代化过程中，没有参与过对外侵略、殖民或者扩张。这种将自身现代化建立在他者痛苦基础上的现代化道路，是你输我赢的，必然遭受到抵制和反抗；将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别国不安全甚至是损害别国安全的基础上，或者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安全而大部分国家不安全，这种国际安全治理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将自身文明凌驾在他人之上或者建立在贬低甚至妖魔化别种文明基础上，更不合乎文明包容互鉴中升级发展的规律。人类确实需要探讨一种各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又对他者无害，且在发展过程中主动追求与他者合作共赢的国家治理和国际治理模式，从而为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时代提供新的可行的解决方案。

从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层面来看，中国国家治理与国际治理是合作协调而不是对立冲突的模式，这种模式为全球化时代治理模式变革提供了一条出路和选择。

比较中国国家治理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国构建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外交布局，针对国内的治理模式与针对国家间关系的治理模式存在合作协调而不是对立冲突的特点。当前国际治理碰到的一个制度设计上的困境，在于国际治理同国内治理在制度上经常出现冲突，从而导致国际治理协议由于受阻于国内政治而难以实施，或者国内治理方案由于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效应大打折扣。究其原因，与不少国家内部制度设计追求竞争性政党制度和对抗式民主制度有关，这类制度倾向于在对抗的两端中寻求治理之道，但是一旦失衡，既导致对国际合作协议的否决，且很容易产生排外主义、保护主义；同时，竞争和对抗的选举政治下，该种制度很容易鼓励而不是节制向外转嫁国内压力的政策行为，纵容了以邻为壑的政策，不利于国际合作。

在当今世界较为普遍地陷入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对立冲突的状态下，中国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合作协调模式的优点和优势在竞争中显现出来。中国并不否定且尊重其他国家已经选择的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但其他国家也需要适应中国合作协调的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模式。从制度设计上，中国民主政治中的政党制度和协商民主有效克服了对立式政党制度和对抗式选票民主制度的弱点，前者有助于从全局角度统筹协调各方力量，而竞争性政党制度和对抗式民主政治往往倾向于从局部和利益集团政治角度看待问题，由此对国际治理产生的后果是，国际治理协议和绩效经常受制于对抗式民主政治制度下国内政治对国际合作协议的否决，从而造成国内政治与国际治理处于冲突状态，因为国内政治因素而影响了国际共同议题的处理和解决。这种现象在较好地将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统筹兼顾的国家则不太可能发生，在全面、历史、统筹、共赢、共生的思维和制度设计支配下，由于重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和协调，在治理问题上注重将中国自身的命运、利益和责任，与世界上更多国家及其人民的命运、利益和责任结合起来，将自身的发展战略与对方的发展战略衔接和对接起来，将中国发展的机遇转化为世界的机遇，以及把世界的机遇转化为中国的机遇，在国际合作协议的国内执行上，不太会受到如对抗式民主制度下的国内一些力量的阻碍，从而更加有助于国际合作的扩大，为克服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之道。

【注释】

[1]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2]《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第1版。

[3]《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第1版。

[4]《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第1版。

[5]《习近平作全面深化改革〈决定〉说明》，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第4版。

[7]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6月29日，第2版。

[8]《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第1版。

[9]《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第1版。

[10]习近平：《在荷兰海牙核安全峰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3月25日，第2版。

[11]习近平：《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49页。

[12]习近平：《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49页。

[13]习近平：《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99页。

[14]《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第1版。

[15]《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载《人民日报》2014年4月16日，第1版。

[16]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演讲中提出区域合作的“五通”理念，也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参见习近平：《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89—290页。2014年11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的讲话中，“五通”的表述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参见习近平：《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9日，第2版。

[17]哈萨克斯坦谚语。参见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第2版。

[18]清代魏源语。参见习近平：《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15页。

[19]《求是》杂志2015年第2期的评论员文章，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原则和理念概括为：第一，要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我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第二，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第三，要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第四，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第五，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第六，要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坚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参见《求是》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