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党—国家”体制的治理逻辑

国家的治理结构与形态取决于时空等综合要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国家治理模式决定其政治运行特定的优势、负荷、困难和挑战。国家治理模式不是任意选择的，常与国家的历史演变有着明显的路径依赖关系，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基础、转型条件与现实需要三者共同决定当前的结构形态。中国国家治理涉及三大主要内容：一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一般性规律与发展特点；二是社会主义因素及其形成的政治体制对中国国家治理的约束；三是传统文化因素对中国国家治理的影响、转化与继承。探讨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时，这三大因素形成一种复杂的结构性约束路径。未来中国国家治理如何转型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政党—国家”体制的结构性依赖特征的影响和支配。

中国传统的政党—国家体制源于革命的行动和逻辑。从制度学习的来源方面看，这种传统的政党—国家体制与对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模仿和借鉴有很大关系。在苏联式的国家体制中，国家被建构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权威与权力的政党领导下的“道德—政治”全能主义型的控制体系，通过控制与支配市场、国家、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生存与发展资源，形成以政党领导为中心的一套国家治理模式的支持性结构。“政党科层、国家科层、国有经济以及结构内可供攫取和分配的资源、政党科层与国家科层包括经济之间的互联线、可用于更深地融入该结构的结构性反馈”[10]，这种政党领导国家的政治逻辑在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中主要生成四类嵌入的结构关系[11]：与国家系统的“政策领导”或“执行合一”关系；与社会领域的“有限控制”与“选择适应”关系；与市场经济（主要指国有企业）的“人事嵌入”与“权力支配”关系；对价值体系的“大众引导”与“选择收缩”关系。

相当长时期内，这种政党与不同领域之间嵌入式的支配关系，是决定中国国家治理的结构性基础与体制性因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国家治理行为与模式的改革则是对这一体制进行变革与优化，尤其是拓展到执政党内部的改革。政党执政重新制度化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政治方面进行“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体制”的政治建设计划[12]，这个过程分别在国家发展模式以及行为方式方面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类“发展型政体”[13]。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产生新的社会阶层，中国共产党通过适度开放意识形态领域和增加体制的包容性，与社会经济领域中的特定群体进行持续的沟通融合，个人与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国家体制表达利益诉求和在公共政策导向中形成特定的政治偏好，有限度地吸纳社会力量。但是另一方面，任何特殊主义和政治化的利益诉求又是受到限制的，从而保持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这分别在经济治理、社会治理以及国家治理的不同层面，形成了特定的模式与结构。

第一，依赖经济发展绩效的发展型国家治理模式。对于发展型国家而言，合法性主要来自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成就，从发展策略及其成型模式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具有发展型国家的大部分特征。中国依赖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与发展机遇，特定阶段中形成了依赖经济发展绩效的发展型国家治理模式。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事实上形成了一套现实主义的经济政策适应机制。在不同区域和不同领域内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而且，这些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缘起于灵活的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而非中央政府事先有意识的政策设计[14]，这是中国成为发展型国家的重要特点之一。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留下了后遗症，尤其是政府行为的企业化取向，将官员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市场化改革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不少不正常的政商关系，在现实中表现为区域快速发展与官员腐败的高度相关性。

第二，有限度地吸纳社会的监管型国家[15]的治理方式。经济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必然产生多样化、多层次的社会需求和参与需求，面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时，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策略不一样。其中，新生的社会阶层如私营企业主群体是其主要的吸纳对象。新社会群体在经济方面的崛起必然会反映到社会地位与政治待遇方面，参与政治过程、与体制进行合作成为一种常见的形态。因此，处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治理战略和策略需要考虑“作为战略群体的企业家阶层的社会与政治功能”[16]的现实问题。因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传统政商关系看，企业家愿意加入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是因为受到政治文化的影响，只有当他们（或许也包括其他阶层）被“嵌入”政党—国家体制中，而不是与之分离时，他们才会感到安全。[17]针对新生社会阶层与社会力量，他们与国家之间是一种适应的依赖与监管关系，因为新生阶层具有不断增强的经济与社会影响力，所以“企业家阶层”成为国家体制吸纳的重要对象，并在政策与社会地位方面得到特定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参与通道，同时，这种依赖与保护型的体制也更有利于国家对他们进行监管。

第三，有限多元的混合型治理的国家认同模式。上述经济、社会两个领域的国家治理过程表明，传统的政党—国家体制形成的结构性依赖特征已经发生变迁，既利用原有体制的结构性依赖关系，在经济与社会领域有限度地进行变革，并逐渐形成新的国家认同模式。同时，这种新模式并未完全瓦解原来的结构性依赖关系，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混合型的国家认同模式。一方面，中国的普通公众因经济发展绩效产生新的国家认同，这种认同能否形成长期与稳定的认同关系，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绩效的持续性。同时，这种认同会部分转化为赞成性的国家认同，但是，要形成一种普遍的稳定的国家认同，还需要相应的支持条件。另一方面，针对社会领域的监管型国家治理方式，公民对国家的体制性依赖与心理归属都存在，但是能否通过制度化过程促使公民形成稳定的政治—法律身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在文化—心理层面认同的巩 固。

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系统中，上述三类领域的国家治理形态，主要是通过强化中国共产党与经济治理、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现实关联性进行政治叙事的。从体制与现实两个方面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优化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提升治理能力的核心问题，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同时期改革的中心议题。因而，通过怎样的战略与策略塑造中国国家治理的新模式，关键是如何将基于传统革命逻辑形成的政党领导结构、后来高度体制化的领导结构，与现代国家治理之间形成适应性的制度化关系，进而转化为高度稳定的国家政治认同。从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来看，尽管革命秩序下的中国国家治理模式正在深度变迁，但是国家秩序赖以生存的核心治理结构仍然完好地保持。中国共产党通过重新塑造组织系统的“吸收”战略，形成一个使中国共产党得以重建、维持执政地位的“适应的非正式机制”的变体[18]，它依赖于执政党领导与治理的结构及其治理绩效，这种治理逻辑仍是支配当前与未来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础与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