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当汲取苏联东欧国家治理的教训

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并非是在温室中孕育出来的。相反，其历史中不乏波折与磨难。但苏联并未被协约国扼杀在摇篮中，也未被纳粹的铁蹄所征服，反倒在20世纪末一个相对缓和的国际环境中，以令人错愕的方式连带着东欧的诸多社会主义国家一起迅速崩溃了。须知，苏联的国力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已仅次于美国，且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方面颇有类似之处，所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国家治理失败，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具有极其深刻的警示意义。

虽然在苏联建立之初，列宁一度非常提倡民主制度建设，主张建立“全体人民都学习管理国家，并且开始管理国家”[14]的制度，但受制于当时俄国整体的社会文化水平，广大人民群众并不具备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知识和能力，再加上严酷的国际环境，在吸纳社会成员成为国家治理的参与主体方面建树不多，“人人都成为国家的管理者”这一理论构想并未能实现。而在斯大林成为领导人之后，在国家治理结构愈加趋向单一和集中，只有少数精英集团才能掌握国家治理的话语权，广大社会群体则被排除在外，“这样一来，就成为最地道的‘寡头政治’了”[15]，造成“苏联的领导人不用直接对其人民负责，也不用依靠人民的支持……人民的被动同意即已足够”[16]的现象，之后的领导人也基本没有能够改变这种国家治理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少部分精英集团能够很轻易地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进行利益输送，在美苏争霸时期，即使苏联力有未逮，但“考虑到苏维埃军事工业联合企业的利益（他们的利益对于政治局和外交部的决策者有着重要的影响），使得苏联继续在与美国的角逐中寻求战略平衡”[17]，而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时期，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先是顽固地反对改革，但当他们发现能够从改革中获取更大利益之后，旋即又开始施加影响，将改革导向对他们有利的方向，这种将人民排挤在外的国家治理结构甚至一直持续到苏东剧变之后，有美国学者发现，“在脱离苏联独立的多数国家中，现存的共产党人仍控制着权力。他们只是简单地改换了一下称谓（用‘总统’代替了‘第一书记’），而后在辞令上把社会主义换成了国家建设”[18]。

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进行国家治理的体制机制建设时又与其国家现实严重脱节。虽然自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但这些改革仅局限于小修小补，并不足以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前期，“头痛医头”式的改革已走到了尽头，迫使其开始寻求新的国家治理方案。但是，“虽然戈尔巴乔夫对改革有一定的设想，但缺乏明确计划，因此改革带有较大的随意性，而不是有计划的官僚制度改革，且脱离了旧体制官方机构的监督”[19]。而正是在缺乏制约的环境下，一些对当时的苏联来说尚属“空中楼阁”的改革方案被匆匆上马，其结果不但未能满足人民的利益需要，还因为其屡屡“碰壁”而使政权合法性遭受了损失，最终使苏联和东欧国家如同多米诺骨牌般纷纷遭遇了治理失败。

此外，在步履维艰的体制机制改革受挫之后，苏联和东欧国家不但未能主动树立共同的改革愿景，凝聚社会共识，反倒以错误的“多元化”政策为导向，使改革缺乏统一的思想指导。在其缺乏作为的政策放纵下，一部分国内外势力开始利用其国内的大众传媒破坏其国家治理的发展进程，攻击和批评政府的缺点，“媒体甚至夸大缺点，误导民众以为这些缺点无法弥补”[20]。而既得利益集团中的部分群体更是干脆“与共青团的领袖以及私人合作伙伴开始将新的西方观念带入苏联”[21]，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和东欧的国家领导人居然幻想与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妥协合作，利用其来树立国家治理的价值体系，结果适得其反，这些反对派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思想反而成为了加速其国家崩溃解体的思想成因。

相比于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其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方面的混乱不堪，其国家治理手段和方法的更新换代更是差强人意。一方面，由于“不接地气”的国家治理体制机制难以满足现实需要，且与原本存在的制度环境相互冲突，使部分原本行之有效的国家治理方法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新的国家治理手段则由于“水土不服”同样效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由于领导人操之过急地对国民经济采用了“休克疗法”，不但未能相应地加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苏联和东欧国家还放弃了部分原有的国家治理能力，但此时，市场在这些国家还远未发展成熟，这就导致国民经济遭遇了重大滑坡，政府治理与市场治理同时失败。社会生活严重失序的同时，还使得大量原本能够过上富足生活的民众一夜之间掉入了贫困的深渊。

仔细深究苏东剧变这场地缘政治的灾难后不难发现，苏联和东欧国家治理失败的原因在于选择了错误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式，从治理结构的调整，到体制机制的建设，乃至核心价值体系的培育等方面都未能做出正确抉择，而蕴含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其国家治理过程中未能正确地以现代化国家治理价值为导向。在国家治理结构，即治理主体和参与主体的地位与相互关系的调整方面，可以说，苏联和东欧国家从始至终都未曾处理好相关问题，广大民众无法真正介入国家治理过程，难以将自身的利益诉求上升为国家治理的议题，自斯大林开始，苏联和东欧国家干脆抹去普通民众的参与主体地位，认为“伟大的领袖，是一切进步的源头”[22]，这种情况下，事实上很难为构建监督国家治理主体权力的体制机制创造必要前提。由此而造成的法治化导向缺位则充分证明了为何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一些严重背离国家根本利益的改革方案能够轻易通过，与此同时，法治化导向的缺位还使得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体制机制愈发僵化保守，原有的“自上而下、高度集权、只要求劳动力惟命是从的体制，越来越与苏联人民的现实要求相冲突……以往管理劳动过程的有效体制，现在也失去了效用”[23]。这其中最为明显的当属分配体制，虽然直到苏东剧变之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国民收入差距方面都要远远优于西方国家，但僵化的体制机制使得苏联和东欧国家忽视了平等的复杂性特征，只一味地注重结果均等而未能注意到工作职业的区别，大批知识分子因此而长期忍受着与其工作付出不对等的收入，无怪乎西方势力仅靠物质手段就能使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阶层与其国家离心离德。缺乏知识分子阶层支持的核心价值构建工作注定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而未能树立公开透明导向的苏联和东欧国家治理主体同样也缺乏充足的动力，“到了80年代，意识形态对于大多数苏联精英来说已经很长时间不具有任何意义了……用不着放弃什么坚定的政治信仰，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没有”[24]。正是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苏联和东欧国家在20世纪末集体遭遇了国家治理失败。苏东剧变的教训表明，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过程中，应当主动根据时代特征，围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不动摇的前提下，及时转变调整国家治理理念，以现代化国家治理价值为导向，扩大国家治理的参与主体，拓展社会成员参与国家治理的途径，改革国家治理的体制机制，积极树立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体系，增强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