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动荡

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在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对社会主义国家乃至它们的相互关系产生了极为复杂的影响，导致东方阵营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和尖锐的斗争。不仅在东欧出现了矛头指向苏联的波匈事件，而且中苏分歧也开始发展起来。

1．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1956年2月14—25日，苏共举行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为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先是作了工作总结报告，然后又在会议宣布闭幕的当天深夜向与会代表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些报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形成了强烈的冲击。

一方面，赫鲁晓夫在他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引用列宁的话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走法并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形式方面，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方面，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方面，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他强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人民民主和苏维埃的模式都是可以采用的。^[19]这样，他就承认了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风格、行为和政策上有所差别。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二十大闭幕以后，苏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调整苏联和其他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间的关系，包括1956年4月解散了欧洲共产党的情报局，6月邀请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苏，双方发表了两国政府的联合公报与重建两党关系的《莫斯科宣言》。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在长达四个多小时的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个人绝对专权以及实施的政治清洗进行了彻底的批判。由于长期以来斯大林不仅是苏联的领袖，而且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带头人，这一秘密报告就置各国共产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于极为被动的地位。更为严重的是，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还通过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在东欧强行推行非斯大林化运动，清除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加剧了各国内部本已存在的斗争。这一切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极大混乱，而且严重削弱了东方阵营的团结。

2．波兰事件

1956年3月12日，出席苏共二十大的波兰总统、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贝鲁特在莫斯科突然去世，奥哈布就任波党第一书记。他迅速着手为在清洗所谓铁托分子运动中受到牵连的前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及其支持者恢复名誉，并采取了新的经济政策，包括普遍提高工人的工资。尽管如此，波兰国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6月28日，波兹南斯大林机车车辆制造厂的一万多名工人因改善待遇的要求未能得到及时回应在街头举行了游行示威，并喊出了反苏口号。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趁机兴风作浪，从而使和平请愿变成了骚乱。苏共中央在翌日发表的声明中断言，这一事件是美国垄断资本策划的反人民暴动，是为了颠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随后访问华沙时要求严惩肇事者，并指责一些人打着“民族特性”和“民主化”的幌子试图分裂社会主义阵营。^[20]但是，波党中央和政府则很快承认了群众不满的合理性，并随后采取了一系列独立于苏联的行动，包括无罪释放了波兹南事件中的绝大部分被捕者，解除了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职务，以及准备在即将举行的党的八中全会上推选哥穆尔卡重任中央第一书记。

这一切使苏联领导人感到了严重的担忧，赫鲁晓夫决定直接进行干预。当罗科索夫斯基及其支持者策划的军事政变流产后，1956年10月17日，驻波苏军开始向华沙移动。两天后，波党八中全会刚刚开始，赫鲁晓夫未经邀请就率领“一队强有力的人物”进入波兰。在随后与波党领导人举行的会谈中，赫鲁晓夫软硬兼施，力图阻止哥穆尔卡及其支持者进入政治局，并坚持罗科索夫斯基不能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波党领导人据理力争，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广大党员、群众以及军队的支持，全国秩序井然。在此情况下，赫鲁晓夫被迫作出让步，声称不干涉波党政治局人选问题，只要求发表一份重申波苏友谊的公报。在苏方保证将驻波苏军撤回基地后，波方同意了苏方的要求。10月20日，赫鲁晓夫一行回国，波党八中全会继续进行，哥穆尔卡进入了政治局并当选第一书记。八中全会后，波党和政府迅速稳定了国内局势。

1956年11月中旬，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双方表示，两国关系将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尊重”的原则的基础上。它们并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其中包括：作为对因在1946—1953年间低价向苏联出售原煤而遭受的损失的一种补偿，波兰不必偿还在该年11月1日以前已经动用的苏联贷款，并可再从苏联获得7亿卢布的长期贷款；苏军继续留驻波兰，但“不得触犯波兰国家的主权，不得干涉人民共和国的内政”，其驻地、人数与调动要取得波兰政府的认可。^[21]尽管波兰事件最后得到了比较妥善的处置，但是不仅这一事件本身反映了波兰人民对苏联以往政策的不满，而且赫鲁晓夫最初采取的一些做法进一步伤害了波兰人民的民族感情。

3．匈牙利事件

苏共二十大召开前，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内的分歧和斗争已经十分激烈。1953年7月出任总理的纳吉虽然因“右倾错误”被撤销了职务并被开除出党，但其支持者始终没有停止反对以匈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为首的领导集团的斗争。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所作的报告为这一斗争提供了新的刺激。纳吉重申自己的观点，要求恢复党籍。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组成了裴多菲俱乐部，极力宣扬他们心目中的民主和自由，支持纳吉重新上台。1956年6月底，在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后，拉科西一方面宣布放慢农业集体化速度，加强工人的民主权利和增加消费品供应，另一方面却又指示公安部门逮捕了裴多菲俱乐部的成员，查封了一些刊物，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为了稳定匈牙利的局势，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在7月中旬来到布达佩斯，迫使拉科西辞职而由格罗接任匈党中央第一书记。

格罗上台后并未能够有效应对不断恶化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社会的不满情绪变得更加强烈。在波党八中全会的决议和哥穆尔卡重新当选为波党第一书记的消息传来后，10月23日，布达佩斯近20万名学生以及其他群众举行了游行，而混迹其间的别有用心者则趁机进行煽动，蓄意制造事端，并将事先准备好的武器分发给一些示威者。面临不断恶化的事态，当天深夜，匈党中央和政府召开了紧急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一方面决定改组政治局，让纳吉进入中央委员会并出任政府总理；另一方面，它又通过电台宣布正在发生的事件属于反革命性质，请求驻在匈牙利的苏军协助平叛。一小时后，苏军开进布达佩斯，但流血事件仍然有增无减。当晚米高扬携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再次抵达布达佩斯。在他们的压力下格罗被迫下台，卡达尔出任中央第一书记。

此后几天，纳吉采取了一系列让步措施，包括将正在发生的事件称作“民族民主革命”，许诺结束一党制、进行自由选举以及就要求苏军撤出的问题同苏联展开谈判。与此同时，苏联也作出了重要的妥协。在应匈方要求从布达佩斯撤回苏军后，1956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布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苏联过去犯下了“有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平等的原则”的错误，许诺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同讨论保证这一原则得到贯彻的措施，包括“进一步发展和加强”经济联系的问题，派遣苏联顾问的问题，在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驻军的问题。这一宣言并承诺，“一俟匈牙利政府认为必要，即将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22]次日，又一次来到布达佩斯的米高扬和苏斯洛夫接受了纳吉等人提出的要求：立即从匈牙利撤回苏军，匈牙利退出华约组织、建立多党制政府并进行自由选举。但是，这一切并不能使事态平息，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频频发生。国外的敌对势力此时也表现得空前活跃。坐落在联邦德国慕尼黑的自由欧洲电台由以前每日播音6—7小时改为24小时播音，除了进行一般的反共宣传外，还向匈牙利内部的反对势力提供具体建议。

在此情况下，匈牙利领导集团发生分化。1956年11月1日，纳吉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宣布“立即废除华沙条约”和“匈牙利中立”，要求联合国和美、苏、英、法四大国保证匈牙利的“中立”，并将这一问题“列入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的议程”。^[23]卡达尔则离开布达佩斯前往苏联，就“击败反革命”的问题同苏联领导人展开会谈。11月4日凌晨，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在索尔诺克宣告成立并宣布：“新政府请求苏军司令部帮助我国人民粉碎反动黑暗势力，使我们能在国内恢复秩序和安定。”^[24]随后，苏军17个师的兵力向布达佩斯发动代号“强风”的军事行动。11月15日，匈牙利事件基本平息。同月23日，纳吉在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后被苏军逮捕，并在以后由匈牙利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匈牙利事件给本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重大损失。1991年匈牙利当局公布的一份当年的绝密报告称：事件中死亡人数共计2　700人，包括大专院校学生44名、中学生196人；经济损失则相当于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三。^[25]与此同时，苏联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特别是先后两次出兵，不仅加深了匈牙利人对苏联原有的不满，而且对苏联与东欧其他国家的关系乃至东方阵营的团结造成了潜在的巨大破坏。另外，匈牙利事件还冲击了美苏关系的第一次缓和。

4．中苏分歧的发展

苏共二十大使得中苏两党产生了重要理论分歧，这种分歧与两国的利益冲突交织在一起，严重削弱了东方阵营的凝聚力。

中苏同盟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两国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是必然的历史选择，也符合当时两个国家的根本利益。正因为如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苏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迅速建立了全方位的合作关系。但是，与此同时，由于历史经历和现实利益的不同，即使是在这一合作的“黄金时代”，中苏之间也出现了一系列摩擦和分歧。它们首先表现于经济领域，涉及苏联对华贷款、人民币与卢布的比价、合营公司、苏联在中国东北等地的权益等问题。由于苏联采取的狭隘的利己主义政策，中国的国家利益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民族感情也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苏共二十大则导致中苏两党产生了一系列原则分歧，这特别表现在全盘否定斯大林及和平过渡两个问题上。

在波匈事件期间和刚刚结束时，处在困难当中的赫鲁晓夫迫切需要中国方面的支持，因而显示了改善和加强两党、两国关系的愿望。为了巩固和发展东方阵营的力量，中国领导人也对苏联方面的态度作出了积极的响应。1956年1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充分肯定了两天前苏联政府就改善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发表的宣言。它说：“苏联政府的这个宣言是正确的。这个宣言对于改正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方面的错误，对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具有重大的意义。”^[26]1957年上半年，中苏两国领导人频繁地进行了互访，双方都一再强调了两党、两国的团结的重要性。11月中旬，毛泽东亲自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然而，进入1958年以后，因为相信苏联已经克服了世界上前一阶段出现的反苏逆流，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情绪再次膨胀起来，先后向中方提出了两个明显损害中国的主权的要求，一是两国在中国海岸建立所谓的长波电台，二是两国共同建立一支潜艇部队。这些要求遭到了中方的拒绝。

到了1959年，由于中国坚定反美的态度与赫鲁晓夫追求美苏妥协的立场发生了冲突，苏联着手直接对中国施加压力。6月，它片面撕毁了两国关于在国防新技术领域开展合作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及其生产技术资料；9月，在印度挑起了第一次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后，苏联发表了一项貌似公允、实际偏袒印度的声明。同月底，在从美国回国途中访问北京时，赫鲁晓夫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的稳定性”，甚至指责中国“像公鸡好斗一样热衷于战争”。^[27]

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在1960年更是变本加厉。一方面，苏联利用6月和9月先后在布加勒斯特以及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对中国的立场进行指责和“围剿”。另一方面，它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包括突然宣布在一个多月内撤走在中国的所有苏联专家和撕毁两国签订的多项协定，废除数百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中国为此遭受了严重损失。此外，苏联开始在中苏边境西端制造事端，其边防军向中国境内推进巡逻线，鼓动一些中国边民越过边界前往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