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对外开放

人们常说改革开放，但是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是开放先于改革。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终于有可能从西方大量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而大量进口技术和设备需要巨额外汇，中国由此开始向西方贷款，引进外资，以出口创汇为目标建立特区，从而开启了影响深远的改革进程。

一、开放并不容易

“为何不派人去伦敦、巴黎、波恩、渥太华、东京去研究西欧、美加、日本的机械工业情况，反而求其次？”^[1]

这是一份中央领导的批示，也许会令很多人感到意外。这不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领导批示，而是1972年周恩来在一份去东欧考察引进设备的报告上的批示。

20世纪70年代，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国运筹帷幄，改善中美关系，打开了西方大门。中国终于能够大批量地引进西方先进技术。

中国的工业化不可能闭门造车，一切从零开始。中国的工业化必须尽可能地吸收、利用世界上的先进技术。为了获得世界上的先进技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向苏联“一边倒”，进行了力度空前的全方位开放，苏联的专家顾问几乎进入了中国经济的每一个部门，甚至国防工业最核心部门。随后，60年代，中国进入了一个同时对抗美苏的时期，自力更生成为工业化的基调。70年代，中国又开始了一个逐渐向西方开放的历史时期。

开放是不容易的！

中国不是为了开放而开放，而是为了从世界上获得自己需要的技术和资源，进行工业化。而工业化的目标，一句话，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工业化和国家主权是内在统一的两个因素。中国既要维护主权，又要从世界上最大限度地获得技术、资金和资源！

抛开各种华丽的外交辞令，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际上是各个国家经过博弈（最激烈的形式表现为战争）后形成的国家利益结构，也是一个势力范围格局。二战之后的雅尔塔格局，就是作为战胜者的英、美、苏划定势力范围的结果。英国虽然在战后还想恢复大英帝国，但随着实力衰弱，不得不退出超级大国竞争，从而形成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格局。

这是中国进行工业化的现实国际环境。中国既要从两大阵营中尽可能地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又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而官僚资本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代理人。因此，新中国成立前后，为了争取真正的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中国人民无时不在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进行斗争，美国和西方也对中国进行各种封锁和遏制。在当时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政治格局下，中国自然把目光转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希望能够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那里得到援助。但是得到苏联的援助并不容易。

做生意是有风险的。一笔生意的利润就这么多，你要参加利润分配，就要有你的贡献，而且是别人替代不了的。你是能够保证质优价廉的厂家，还是能够找到销售渠道，或者是打通特定的关节，或者是提供大笔资金贷款？如果你什么都做不了，那么凭什么人家冒了风险投资，你却来分一杯羹，拿走一大块利润？

国际关系也是如此，在一个国际格局中，你有什么样的实力？人家凭什么接纳你？如果你没有任何力量，只是单方面求助于别人，那么你得到的东西必然是有限的。

实际上毋庸讳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确实是单方面求助于苏联。经过艰苦谈判，苏联给中国3亿美元贷款。同年，苏联给波兰是4.5亿美元贷款。就两个国家的规模，就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而言，这笔贷款确实不多。

但是抗美援朝改变了这一切。中国在朝鲜战场扭转战局，把美军钉在“三八线”，不能前进一步，打出国威、军威，中国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在东方的战略屏障，中苏联盟实际上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也正是这样，苏联才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形成了工业156项工程。中国获得了苏联较先进的技术、设备，奠定了我国初步工业化的基础。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为了稳定在国内的地位，也需要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中国的鼎力支持。借此，中国获得了一些包括尖端军事技术和核技术在内的材料。^[2]

但是在美国还封锁中国的情况下，苏联却提出美苏和平共处，又不顾中国主权，提出建“长波台”“联合舰队”，逐渐导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索逼债务，其控制中国的企图令中苏关系彻底破裂。

同时，美国也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1949年11月，美国联合欧洲各国在巴黎组建“巴黎统筹委员会”，限制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简称“巴统”。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当时并未介入。但是随后美国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7月，巴统的贸易管制范围扩大到中国。在其禁运的特别清单上，被禁运的物资达五百多种，其中不仅包括原子能和军品，还包括尖端技术产品。

从1960年之后，中国开始面对美苏两大国的封锁。在这时，如果中国向任何一个大国表示屈服，不仅会使国家主权受损，更重要的是，“势穷来投”也很难拿到自己迫切需要的先进技术。

在这一时期，中国抗美援越，使美国陷于越南战场，被迫进行战略收缩。与此同时，苏联则在全世界进行扩张，并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

这样，一方面，面对苏联的扩张，中国和美国有了共同的地缘战略利益；另一方面，美国从中南半岛败退，进行亚洲收缩，加强欧洲防御，美国也需要求助于中国。美国不得不承认一个中国，并确定和台湾“断交、撤军、废约”。同时，中国发展、壮大国力，可以平衡苏联的力量，减轻美国和欧洲所面对的苏联的军事压力。从当时的国际局势看，中国的发展成为对西方有利的因素。

美国需要中国，而不是中国单方面向美国寻求保护。就这样，中国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又打开了西方大门。20世纪70年代后，中国终于可以从西方大规模获得技术。

在后来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国一直坚持独立自主，并没有通过与美国结盟来抵御来自苏联的威胁。中国把美国作为国际反苏统一战线的一个环节，并进而形成三个世界理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大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霸权斗争，并支持第二世界国家反对大国干涉的斗争，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利用美苏矛盾，反对苏联的扩张主义，同时对美国既联合又斗争。

总而言之，中国不是单方面求助，而是通过斗争、通过角力，才能既维护国家主权，又获得发展的战略空间和战略利益。

这是理解中国开放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那种认为中国似乎只要打开国门就会获得大把援助，就能迅速工业化的观点，都是天真、幼稚的。

二、引进西方技术

1978年年初，当时的副总理谷牧带领中国经贸代表团去西欧考察，主要是法国、联邦德国、丹麦、比利时。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与谷牧会谈的对象应该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可是出乎代表团的意料，所到国家，谷牧和代表团都受到了高规格接待。与代表团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一级人物，如法国总统德斯坦、联邦德国总统谢尔、丹麦女王、比利时国王。而且西方首脑几乎很少和谷牧谈政治，而是一上来就谈经济，谈经济合作。法国总统德斯坦与谷牧会谈，开门见山，上来就问谷牧，法国的东西哪些是中国需要的，法中两国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等经济问题，根本就没谈政治。代表团在联邦德国访问巴伐利亚州时，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更有意思的是，当谷牧率领代表团要从丹麦去联邦德国时，丹麦代首相（首相去访美了）在机场送行时甚至对谷牧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希望不要忘记我们小国，在发展经济合作上照顾我们小国。”

经过这次访问，谷牧看到了中国工业和西方的差距，同时也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我们拉关系、做生意。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事可以办。”^[3]

在当时的美中苏大三角关系中，中国是平衡世界均势的重要力量。欧洲此时处于经济危机时期，生产过剩、资金过剩，正在为自己的企业寻找出路。因此，欧洲与中国加强技术和经济合作，既符合西方的政治利益，也符合它的经济利益。

谷牧回来后，向党中央写了《关于出访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提出扩大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合作、引进西方先进设备以及相关问题的建议。在这之后，经过讨论、研究，党中央决定抓住时机，实行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不过这里要强调一点，中国的对外开放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西方是工业最发达、科学技术最先进的地区。我国即使是在遭受封锁最严重的20世纪60年代，也尽可能引进西方技术。1962—1966年，我国同西方一些国家谈判成交的大小成套设备二十多套，合同金额达三亿多美元，包括冶金、石化、电子、精密机械等。^[4]

1971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高层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对外开放的问题，并且在着手进行准备，引进西方技术。

1971年，周恩来找到谷牧，向他谈起港口建设问题。周恩来认为，发达工业国家无不重视建设港口，发展海上运输。我国重视铁路，但由于帝国主义封锁，特别是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对于建设港口和发展海运，在“一五”“二五”期间都很难摆在突出地位。现在国际环境有些变化，要抓紧赶上。我国有18000千米海岸线，万吨级以上的泊位只有42个，太少了。交通要先行，港口这样落后，显然很不适应发展需要，现在沿海港口压船、压货情况严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周恩来说：“加强港口建设，经济发展需要，外贸需要，打仗也需要，不搞上去怎么行？！我们已经抓晚了。今后三年内要改变港口面貌，没有大型装卸设备，可以进口一些。这桩事委托给你们了。”^[5]1971—1975年年底，我国新增万吨级以上泊位48个，超过1949—1972年的总和。增加港口作业线143条，港口设施明显改善，港口综合吞吐量新增5500万吨，比1972年增加50%。^[6]

1972年，西方正处于经济危机中，中国根据实际需要，决定引进一些急需的技术和设备，包括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设备2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四亿美元。这些设备投产后，一年可以生产化纤24万吨（相当于500万担棉花，而耐用方面，比棉织品高几倍）、化肥400万吨；进口一米七大型钢板冷轧机、配套的热轧机，估价约四亿美元；进口23套化工设备，估价为六亿美元。

1973年，中国根据长远发展的需要，决定对前一阶段和之后的对外引进项目作出总结和统一规划，在此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工厂等项目。这个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是继20世纪50年代的156项引进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两百亿元。到1982年，26个项目全部投产，其中投资额在10亿元以上的有：武钢一米七轧机、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一期工程、辽阳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油化工总厂等。^[7]

图4-1　燕山石油化学总公司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领导层希望到2000年，中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因此，中国领导层希望通过扩大引进外国资金和设备来实现这个目标。谷牧出访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进行的。

1978年中国对外进行大规模技术引进。当年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建委下达《1978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批准各部门用汇总额为85．6亿美元，当年成交额59．2亿美元，当年用汇11．7亿美元。这个计划实际上协议金额达到78亿美元，简称“78亿计划”，包括著名的上海宝钢在内的22个重点项目，涉及钢铁、煤炭、冶金、化纤、彩电等成套技术设备。进口需要外汇130亿美元，约折合人民币三百九十亿元，加上国内工程投资两百多亿元，共需六百多亿元。整个1978年，引进项目已经签约58亿美元，相当于1950—1977年27年中国引进累计完成金额65亿美元的89．2%。^[8]

但是这次技术引进过于急迫、匆忙，明显远远超过了国力，被称为“洋跃进”。1978年需要投资六百多亿元，但我国财政收入才1132亿元，随后不得不进行经济调整。

20世纪70年代的技术引进是对我国工业结构的一次大调整，工业结构进一步完善。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总体上我国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意义更加深远的是，大规模引进西方技术，推动了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

三、贷款·外债

1982年1月18日，野村证券公司田渊节也社长致电中信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关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拟在日本发行日元私募债券的期限及条件已与有关方面达成协议。中信公司将在日本金融市场发行100亿日元债券。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在国外发行债券，数目虽然不算很大，但在国际上反应强烈。日本和西方的很多报刊、电台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认为此举一改中国在贷款方面一向采取的低息借款政策，表明中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正变得越来越灵活。^[9]

中信公司全名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由国务院直接领导的业务机构，其主要任务就是吸引外国资金，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从西方引进技术是需要钱的。最关键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虽然78亿计划操之过急，但总的方向并没有错，就是抓住有利的国际环境，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完善工业结构，提高技术水平。但是引进西方技术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付款问题。在苏联援助156项工程时，中国可以通过以货易货的方式来换取设备。而引进西方技术则需要外汇，可当时中国出口创汇的水平有限，如果完全按照当时的外汇储备进行技术、设备引进，就不可能达到快速发展的目标。

20世纪60年代，苏联借我国三年困难之机向我国索债，想以此迫使中国屈服。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牺牲还清了债务。这次还债经历令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刻骨铭心。在后来的一段时期，中国拒绝外债，以免被人勒住脖子（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问题说明，这种考虑也并非杞人忧天），再加之吸取过度投资的教训，我国财政形成“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局面。实际上，在当时中国独立抗苏战美的大格局下，中国也很难得到贷款。拒绝外债在当时并未引起过多的争论。“既无外债，又无内债”逐渐成为一条财政原则。

但是在新形势下，如果过于强调“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就会失去西方为过剩资本寻找出路的大好时机，放慢发展速度。

1978年6月，邓小平就引进西方技术的付款问题指出，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10]

邓小平的观点打破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禁区”。从此我国政府根据实际，打破“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原则，通过向西方贷款、借债来引进技术。

我国的借款主要是三类：政府贷款、世界银行贷款、发行债券。

1979年12月5—9日，日本大平正芳首相来访，正式谈定了1979年 500亿日元的贷款(当时约折合2.3亿美元)，年利3%，还款期30年。这是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后获得的第一笔长期低息外国政府贷款。这笔贷款用于安排石臼所港口、京秦铁路、兖石铁路、秦皇岛港口二期工程、衡广铁路大瑶山隧道和五强溪水电站六项基本设施建设。

1980年，中国向日本政府贷款560亿日元（当时约折合2.6亿美元）。从1979—1983年，中国向日本政府贷得3390亿日元，1984—1989年又贷得4700亿日元。^[11]

在向外国贷款的同时，我国也重视增强国力，结合自己的还款能力，保持债务的合理规模。陈云在1978年夏天的国务院务虚会期间对李先念和谷牧等国务院领导人说：“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12]

中国在向外国政府贷款时，也保持谨慎态度，尽量做到贷款来源多元化，货币多样化。

截至1989年6月，20个国家的政府承诺向我国贷款，累计承诺金额200亿美元，已签署协议的累计金额130亿美元，累计实际使用金额73亿美元，用于608个项目。其中较大份额的日元贷款占66%，美元贷款占10.87%，法郎贷款占8.55%，英镑贷款占3.84%。^[13]

1980年，中国正式恢复了在世界银行中的成员国地位，也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成员国地位。世界银行的贷款成为中国对外贷款的重要渠道。1981年4月，中国政府代表团赴美国，与世界银行进行谈判，并与该行签订了第一个贷款两亿多美元的协议，用于教育。世界银行贷款分为“软贷款”和“硬贷款”。软贷款是无息贷款，每年收0.75%的手续费，还款期限10年，甚至可长达50年。硬贷款是有息长期贷款。中国当时也符合软贷款条件，因此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我国积极争取软贷款。另外，鉴于软贷款有限，无法搞大项目，我国也把软贷款和硬贷款结合起来，从发展的角度寻求最佳比例。经世界银行中国处高级官员彭加拉的提醒和建议，我国进一步合理利用世界银行的软贷款和硬贷款，用于港口、铁路、公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

在低息贷款的基础上，中国也在一定规模上开拓新的引进资金渠道。中国在日本发行的债券就是第一笔小规模外债。此后，在国外发行债券，成为中国筹措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

我国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积极而又审慎地引进资金，补充了我国工业投资的缺口，为我国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完善工业结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是中国为了引进西方技术、推进工业化而施行的极其重要的战略举措。

引进西方先进技术需要巨额外汇。向国外贷款、发行外债，“借鸡生蛋”，可以弥补我国工业发展资金的不足。但是贷款和外债毕竟是要还的，而且还要有一定的利息。外债达到一定规模，利息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我国必须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尽可能出口创汇。为此，我国建立了经济特区，一方面吸引外资，发展工业，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出口产品创汇。另一方面在管理体制上，特区意味着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在财政方面放权给地方，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发展工业。另外，为了引进外资，特区要在行政管理、关税、劳动工资制度、对外贸易、所有制结构等方面都进行改革。再简单一点儿说，就是国家给政策，给地方一定的经济自主权，由地方自筹资金，发挥自己的优势，各显其能。因此，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新时期工业发展的试验田。

1980年，国务院批准了4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这4个经济特区中，最成功、最有影响的无疑是深圳。

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应该从哪里着手呢？

1980年8月，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江泽民来深圳考察。当天上午一场暴雨，通港的罗湖口岸到处是积水，许多女市民将高跟鞋举在头上，站在混浊的水里等火车。江泽民看到了这一幕，本人也被大雨淋湿了。当深圳市领导要汇报开发罗湖的问题时，他开玩笑说：“不必了，老天爷已经给你作了汇报了。”于是深圳特区建设从罗湖改造开始。^[14]

罗湖改造以一种新的管理形式快速推进。当时决定挖掉罗湖山，填平罗湖洼地。这样，既可扩大火车站和口岸的地域，为将来兴建联检大楼和通关桥梁提供土地，又可利用开挖山上的土石方填平高罗湖铁路东至文锦渡路的低洼地带，使其变成能够建筑高层楼宇的黄金用地。据粗略估算，根治罗湖水患每平方米至少要投资90元以上，第一期计划开发0.8平方千米，需要资金7000万元。特区领导开始想向商业银行贷款，但被婉言谢绝。后来，特区领导找到谷牧，提出没有酵母做不成面包，深圳现在还没有条件向国外贷款，需要一笔启动资金作为酵母。谷牧当时一下子批了3000万元贷款。^[15]这样，特区领导人负债创办特区，滚动发展。在建设中引进竞争机制，实行工程设计和施工招标承包，改造工程高速、优质，创出了“深圳速度”的美名。深圳以改造投资环境为重点的基础建设迅速展开。

如果与大庆油田的建设相比较，同是高速、超常规发展，二者的激励机制发生了重要变化，前者是依靠革命理想主义的献身精神，而深圳特区建设更强调个人利益的激励。

1981年年底，深圳的工业总产值比办特区前的1979年翻了一番。到1982年8月底，深圳就已经引进了数百个外商投资项目，有些投资项目，如引进丹麦先进工艺的老人牌船舶用油、引进荷兰良种奶牛的维生素奶等在国内外市场获得良好声誉。^[16]特区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1984年，邓小平来到深圳，视察了罗湖区国际商厦、中国航空航天技术深圳工贸中心、蛇口微波通信大楼、中外合资华益铝业公司等，在经过仔细思考，并参观了珠海特区后，邓小平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中国的沿海开放由此走上了快行线，形成了由点到线，再由线到面的局面。

1984年，中国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烟台、宁波、温州、北海、南通、连云港、广州、湛江、福州、秦皇岛。

其主要原则是经济特区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国家拨给的资金有限，主要是给政策，给前来投资和提供先进技术的外商提供优惠条件，扩大沿海城市的自主权，增大外汇留成比例，扩大外贸经营权。

1985年，中国推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发区，并陆续开放长江以北地区的辽东半岛、胶东半岛，这样就形成了沿海开放地带和进出口基地。如果最初兴办特区是为了引进技术和解决外汇问题，那么在沿海地区全方位开放的情况下，中国沿海地区则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主要以进入国际市场为目标安排生产，通过技术引进进行技术改造，发展精加工、深加工。

我国沿海开放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在开放的过程中，也显示出一些深层次矛盾。第一，外资要追求高额利润，同时维护技术垄断，而我国则要通过外资来改造、提升技术。第二，中央有一个工业发展战略，但地方有自己的短期发展利益。地方的短期利益往往影响中央的长远发展战略。为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国家给地方政府以一定的经济自主性，在创汇、税收方面包干留成，但是这也削弱了国家财政能力。同时，地方大干快上，一旦投资过大，造成的问题最后还要由国家来承担。为了继续投资工业，引进技术，同时又财力有限，中央不得不在医疗、教育等公共财政领域削减投入。对中小国有企业，尤其是有沉重历史负担的企业，国家扶助的力度不得不减弱。

这些都对中国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