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政策的研究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关注，目前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在构建美国贸易经济政策的框架中，学者们使用了大量理论研究方法，美国学者艾肯伯里把各种观点予以综合，[30]把美国贸易政策大体分为三种研究范式:体系、[31]国家和社会为中心的理论分析方法，这些方法把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各个领域融合在一起，从各个视角阐述了美国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
2.4.1.1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方法
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方法把对外经济和贸易政策解释为既受到根深蒂固的国内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的高度制约，也受到政府官员在国内外因素约束条件下实现目标能力的制约。这种方法强调国家内部的制度结构、制度设计、制度变迁以及主要政府官员们的治国方略。“无论是研究发展中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国家在解释对外贸易政策中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已经出现。”[32]
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三种类型:[33]第一种类型认为，国家作为一种组织化的结构，或者是以前的事件形成的一系列法律和制度安排。根据这种观点，制度一旦形成，就会持续下去。制度变迁是非线性的，主要在重大危机时刻才发生，比如战争时期或萧条时期。即使最初建立制度的那些观念和联盟已经不再占统治地位，制度的持久性使其仍然能够影响政策的制定。第二种类型认为，国家是一个行为者。政治家和行政官员在决策程序中是独立的参与者。其主要强调的是，在内部和外部的共同制约下，以目标为导向的政治家和公务员的行为是努力地操纵政策成果来符合其自身的偏好。这种方法假定政治家的偏好同社会集团的狭隘利益或特别的政府制度是有区别的，它试图与“国家利益”相联系，或者与社会福利功能最大化有关。第三种类型认为，国家既是一个组织化的结构，又是一个行为体。国家制度化的特征影响政策的进程，特别是影响行政官员制定和实施贸易政策的能力。国家作为一种概念变量是非常重要的，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34]第一，政治和行政官员有其独特的政策目标，这在形成政策结果方面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府官员在解释国际压力和紧迫性的特性方面是具有工具意义的。此外，在不同的时刻，政府官员能够调动或重塑利益集团的行为，影响其偏好的特征。第二，国家的组织化结构可以对政策选择施加影响。国家不仅是一个政府官员的集合，它也是一个战略性的重要领域，它塑造了政治斗争的整个进程，有时为了赢得政治斗争的胜利还提供所需的资源和优势。从长期来看，加强政策决策的政治制度能够很好地反映更基础的社会和国际力量。
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国家既不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也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行为体。该方法也没有假设国家总是作为一个理性的、统一的实体。但是认为行政官员在大部分情况下确实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在塑造贸易政策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行政官员拥有什么资源来操纵贸易政策结果呢?或者说在何种情况下行政官员可以影响决策过程呢?行政官员主要有三种战略可以扩大他们对决策过程的影响:第一种战略，行政官员可以创建一种新制度，来改变政府内部各利益主体的权力分配或实现特殊的政策目标。美国的政治变革通常在不必废除旧的政治结构的情况下，建立新的政府制度，从而创造了一个政令和目标往往相互矛盾的多层政府;第二种战略，国家是联系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的桥梁。它是负责国防和外交的最主要行为体，这一独特的地位赋予行政官员在制定和执行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特权和义理合法性。因此行政官员有权把贸易政策与国家安全挂钩，可以把以前的国内事务重新定义为国际外交事务，从而在政策制定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当经济事务和安全事务紧密相关时，行政官员可以获得大量的国内力量的支持”;第三种战略，行政官员可以动员那些不太活跃的社会集团进入政策领域，以抵消政治反对者的影响。当然所有的行为体都可以动员公众支持他们的目标，然而行政官员通常在这种斗争中有优势，特别是行政官员很少与狭隘的集团利益一致，行政官员可以宣称自己是代表国家的整体利益。行政官员可以动员社会集团支持其改革国家制度结构，并能够利用自身的优势，提高他们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但在很多情况下，行政官员也面临着很多限制和约束使其无法有效地实现其自身目标。
2.4.1.2以社会为中心的分析方法
社会为中心(或国内利益集团)的分析方法在研究美国贸易政策的文献中占据重要地位。该方法认为，美国贸易政策反映了国内占统治地位的集团和阶级的偏好，或者来源于各种利益集团和政党之间的斗争，它强调社会参与方的经济利益、国内政治结构和政党联盟或者中心决策者普遍深入的意识形态和信仰。[35]国家政府官员或制度在重塑或限制政策的过程中既不是自动的也不是重要的干预变量。它把对外经济政策解释为国内政治的功能之一。“利益集团”是多元主义范式的核心概念，用利益集团政治理论分析贸易政策的动因称为多元主义方法。贸易政策是利益集团竞争角逐的均衡结果，贸易政策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在选民、官僚、特定利益集团之间进行政治交易。国内利益集团和选区政治对贸易政策的结果施加了显著影响。政府的作用是消极和无关紧要的，它只是充当了一个公正无私的仲裁人形象，为利益集团相互竞争和博弈提供了一个政治活动的平台，但并没有对决策施加重要的影响。
这种方法假设利益集团是流动的和可变的，不同利益集团的类型，比如产业协会、劳工联盟、消费者联盟等总是在关键时刻依照特殊的问题临时结成联盟，当问题发生改变时，利益集团联盟也发生改变。这种方法认为政府的制度只是为利益集团提供一个竞争的场所，并没有对政策决策施加重要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这种社会分析的方法缺乏严谨的理论基础和预测价值，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缺乏对集团力量独立的衡量方法。学者们运用这种方法，任何时候都无法辨认主导集团或联盟。大多数的学者只能通过观察政策结果来评估给定集团的影响力，但是这种方法存在同义反复推理的风险。如果一个集团博弈的结果只能在事后得到解释，那么这种方法的预测价值就是十分有限的，它趋向于对特例作出解释。[36]另外，社会分析方法只抓住了贸易政策的“需求”，而否认了国家、政策制定者在贸易政策的核心地位，没有考虑到贸易政策的“供给”，是该理论的致命缺陷。但是以社会(国内利益集团)为中心的分析方法，主张通过分析国内政治力量的利益冲突来考察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和结果，为解释单个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国内基础。
2.4.1.3国家—社会分析范式的建立
本研究采用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把国内的制度设计、制度结构、制度变迁、政府作用和国内政治力量的博弈结合起来，来研究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形成过程，阐述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决策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是什么，以及政策冲突如何解决。
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把美国国内政治制度作为分析的主要目标，而把美国国内利益集团之间、国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与博弈作为分析的次要目标。国内的政治制度被定义为“在给定的问题领域，协调国家—社会关系的持久的制度、法律和共同的规则”。Kunkel(2003)把国家和国内政治制度作为分析的中心，强调了个人和集体在给定的制度和规则环境中是如何做出决策的。制度安排不仅仅为国内利益集团进入决策领域提供通道，而且还限制他们达成目标的方式。关注国家(或制度)分析范式必然超越以政府处于被动地位并被压力集团“俘获”为特征的社会分析方法。
然而，贸易政策的制定又是各种政治力量的均衡结果，特别是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利益集团是“由一群拥有共同利益的、在社会中占少数的人组成的团体，其目的在于力求通过对国家立法或政府政策的形成与执行施加于己有利之影响;不仅如此，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还一定会图谋组织政府或垄断立法机构，以期最便捷地实现自身利益”。[37]而国际贸易政策的非中性特征，必然会改变不同利益集团收入分配的格局。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国家—社会分析范式中，政府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受到现实条件的约束，政府常常要在各种利益之间做出权衡和选择。尽管政府被公共选择理论解释为理性的经济人，但它更多地承担维护和提高社会整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重大职责。政府决定贸易政策的方向和内容，并间接地影响贸易政策的结果。本研究更多地强调制度因素和政府决策的独立性，而更少地强调政府被利益集团“俘获”的结果。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该研究方法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应用国家—社会分析范式，并不是说体系方法不重要。本研究只是确立了一个贸易政策制定的分析框架，在探讨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制定中面临的国际压力和所处的国际背景时，将不得不超越国家—社会分析范式，走向强调国际体系变量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的模式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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