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服饰符码层面上的意指表述成为含蓄意指层面的能指之后,流行服饰的研究就进入了修辞系统,即含蓄意指系统。修辞系统层面上的符号学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修辞系统内的三个小型系统研究,二是修辞能指、修辞所指所构成的修辞符号系统分析。
修辞系统内的三个小型系统是指能指的修辞(服装诗学)、所指的修辞(流行的世事)和符号的修辞(流行的理性)。能指的修辞是指服饰写作的含蓄意指形式,这种修辞结合了物质和语言的特点,故而巴尔特将其称为服装诗学。它与文学中的服饰描述所表现出的诗学特征不同,服装层面上的服装描述总是趋于现实。因此,巴尔特说:“这是一种平庸的修辞,即一种缺乏信息度的修辞。”[56]修辞系统的能指是稀少和贫乏的。所指的修辞是指世事的含蓄意指形式,被称作流行世事。巴尔特提出通过隐喻和并列结构两种方法来认识世事的修辞。因为“世事隐喻的一般作用是把一般的语义单元转化为独特的偶然性”[57],而并列结构则是“通过那种从时断时续的情景和事物中孕育而生的所谓‘气氛’,而扩大了隐喻力量”[58]。世事修辞的主要功能表现为制造活动情景和节日情景、时间情景、地点情景和做事的美好“幻象”[59];表现出社会职业模式、性格本质、同一性和他性、女性和身体刻画等本质和模式,直接表达出流行所创造出的美好幻象。符号的修辞,是意指作用的含蓄意指形式,又被称为流行的理性。书写服装通过符号的修辞,将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纯粹同义关系转变为其他关系,将“符号变成一种自然事实或理性法则:含蓄意指不是无端的”[60]。这种转换在A组中表现为“符号借着用途、功能的掩护,它的表现是经验的、自然的”[61],而在B组中则表现为“符号采取的是既成事实或理念的形式,其表现是法定的、制度化的”[62]。换言之,A组中的符号借助于世事将流行变成自然,B组中则借助于流行法则将流行变成自然。
在A组流行系统中,事物的功能和符号之间出现融合并形成功能性符号,这一现象发生在众多的文化事物中。根据这一观点,巴尔特分析了法国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流行系统,他发现社会常借助于语言符号将不同的意指作用灌输到它所制造的实在之物中。正是“修辞”将一系列虚假功能引入流行,“即把符号的理性置于和其物质特性相对立的位置上,不舒服变成了舒服”[63]。因此,符号的修辞便是借助于功能不断制造出流行,并且让符号的消费变成一种自然和理性。在B组流行系统中,它的所指非常明确,就是流行。然而,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修辞对于流行的言说和标记。“真正的对立不在流行和不流行之间,而更多的是在于标记的(通过言说的)和未标记的(沉默)之间。”[64]符号的修辞常表现为对于某一术语或特征的强调,常将标记的等同于好的,未标记的等同于坏的,从而造成在流行中“存在和名称”“标记的和好的”“概念和合理性”等被等同起来的假象。理性将符号性伪装起来,自然本性将流行法则伪装起来。
“流行”一旦确立便发挥着律令般的功能,它赋予一个纯粹的现象无可怀疑的理性,并强制性地将这种律令语言转化为现实,从而完成了从一个偶然要素到必然流行的演变。巴尔特指出,“从符号到理性(功能的、法律的或自然的)的修辞转形无疑对任何文化物都是适用的,不管它们是否是在相互交流的进程中理解”[65]。通过这种转形,任何文化物都可成为流行的下一个猎物。可见,在流行中发挥支配性和决定性作用的是符号的修辞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流行本质上是偶然的、无端的、专制的,也是人为的、虚假的、带有欺骗性的。巴尔特借助于符号学的分析方法,最终从符号的修辞阐释中揭示出了流行的本真面貌,揭露了时装杂志所负载的流行“神话”的本质,并分析了流行这一经济学现象的符号学特质。
修辞系统的分析包括修辞能指和修辞所指两部分,这是因为上述“这三种小型修辞系统具有同一类型的能指和同一类型的所指,我们把前者称为服饰写作,把后者称为流行理念”[66],它们分别充当了修辞系统的能指和所指。关于修辞能指,即服饰写作,巴尔特认为“就是一种写作的文体学”[67]。因此,他计划从语言学角度入手,通过分析单个词语单元形成的分节特征和多个词语单元共同的超音段特征,从而总结出作为修辞能指的“服饰写作”的特征。然而,最终巴尔特却为当时语言学研究的水平所限而放弃,只是指出了服饰写作的特征也应该存在组合段-系统的关系,并建议将这些特征分为对立组或聚合关系组。对于修辞所指,即流行理念,巴尔特发现它潜在地居于含蓄意指过程的终点。在寻找修辞所指的过程中,他发现含蓄意指作用是“一个收到后却不做解读的意指作用”[68],它并不是直接将“流行”呈现在读者面前。含蓄意指便是将自然的外表强加于人为的意义之上,确切地说“消耗一个含蓄意指系统(流行的修辞系统)并不是消耗符号,而只是在消耗原因、目的、意象”[69]。人们并不急于知道符号的具体含义就是流行,而是更加看重流行的成因和含义。修辞所指呈“星云状态”,“修辞所指是混乱的,因为它过分依赖于控制信息的个人情况,依赖于他们的知识、他们的感觉、他们的道德、他们的意识,以及他们所经历的文化的历史状况”[70]。修辞所指的模糊性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空间。尽管能总结出修辞所指的这些特征,但巴尔特发现要将修辞所指具体化则非常困难,对于修辞所指的研究只能停止在“认可”的程度。修辞的所指是“流行”神话生产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它将词与物连接起来,将抽象的符号学分析模式与具体的意识形态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将自然与文化统一起来。
从上述研究可见,巴尔特的流行文化研究主要包括流行体系的符号学分析方法的构建和流行体系的符号学分析,后者又分别在服饰符码层面和修辞系统层面上展开,这便形成了结构完整、思路严谨的流行文化研究。由研究可见,时尚杂志通过制造或改变流行,最终影响或操控社会的发展,流行从而成为一种叙事。流行中并存着A组和B组两种系统。A组使用明确的世事代替潜在的流行所指,这是一种开放的意指体系,它要借助于含蓄意指层面。B组中流行是服饰写作所隐含的所指,是简单的直接意指的所指,是一种封闭的意指体系。从A组的“自然”系统到B组的“逻辑”系统,流行借助于杂志,或者要夸大世事所指,或者要破坏世事所指,往复循环,永无休止。这一部分的分析清楚地展示了巴尔特的整个流行文化研究完全是在符号学的背景下展开。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不仅是巴尔特进行流行文化研究的独特之处,而且是正确认识巴尔特流行文化研究的唯一渠道。因此,系统剖析巴尔特的流行文化研究和他的符号学理论之间的密切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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