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书坊出版业的发展及其功过

徐良雄

【摘要】我国印刷出版业始于隋唐，盛于明清，源远流长。本文主要论述明代以刻印为手段、以营利谋生为目的的书坊出版发行活动的兴盛情况，探讨此类书坊刻书业兴盛发达的社会环境以及它们在图书出版史上的贡献与不足。

【关键词】明代　书坊刻书　出版业

伴随印刷技术出现而产生的出版活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宋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里说:“印刷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可见自隋唐至宋元，书籍刻印出版发展成为社会三百六十行中的一个行业。就我国现存古籍来看，唐五代刻书犹如凤毛麟角，宋元旧刻也是屈指可数，而明本则较为常见。由此表示出明代是我国古代图书出版事业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是内府、中央各官署、藩邸、地方政府，还是寺观、书院、私人、书坊都在从事刻书事业。刻印业分布地域广阔，不仅刻书内容丰富，数量惊人，而且在活字、套版及版画等方面的技术都有着长足进步。本文旨在论述明代以刻书为手段、以营利谋生为主要目的的书坊出版发行活动的盛况，探讨此类书坊刻书业在中国古代图书出版史及藏书文化史上的功过。

一、促使明代书坊出版业兴盛发达的社会背景

公元16世纪中叶，我国封建社会由鼎盛时期开始出现衰败的征兆，资本主义的萌芽促进了城市工商业、手工业以及私营作坊的进一步发展，在繁荣富足的江浙地区尤其为甚。另一方面，明代晚期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迫使大批农民倾家荡产，流入城镇重谋生计，为城市个体作坊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这些都为明代刻印出版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明皇朝270余年的统治历史中，社会比较安定，战争相对较少，大多数百姓都得以安居乐业，这些都必然使市民大众的精神生活和文化需求不断提高。虽然当时也有许多刻书家镌刊了许多代代相袭的旧本古籍，但远远不能满足百姓大众的需要。广大民众所希望的是以通俗的语言撰写出他们喜爱的民间传说故事和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类书，尤其欢迎的是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描绘劳动人民喜怒哀乐的通俗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既不是那些自命文以载道的古文学家所能写得出，也不是大多数著名刻书家所能看得起的;然而应时而生的书坊业却积极主动地承担了这个普及文化的任务，并得以迅速的发展，各地坊肆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后期)书坊出版事业的欣欣向荣、蓬勃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需求的必然结果。民间书坊抓住了这个大好机遇，求生存、求发展，在我国古代出版史中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二、明代主要著名书坊分布及其刻书

我国明代书坊星罗棋布，其数量为各朝之最。兹笔者根据《中国古代印刷史》(魏隐儒编著，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年第1版)等资料归纳梳理，按地区分布略述之。

1.建阳书坊。明代书坊是承继宋元遗风发展起来的，以福建地区最盛。建阳在闽省的西北部，邻接浙赣，境内有武夷、鹫峰等山绵延，盛产木材和矿产，尤以适合刻书的梨、枣等木闻名，闽江上游建溪和富屯溪流贯。建阳向为福建的刻书业的中心，而且造纸原料丰富、纸张自产自销，最有利于做出版工作。建阳的明代前期名肆有勤有堂、清江书堂、进德书堂、慎独斋、归仁斋等。它们所刻之书，字体版式都带有元末风气。如传本中有清江书堂宣德六年所刻的《广韵》，双栏，黑口，花鱼尾，序后有“宣德辛亥孟冬清江书堂新刊”牌记。万历以前，建阳书坊刻书多是经史之类，小说较少。到了万历以后，建阳书坊所刻的小说、故事、百科大全之类民间读物也就多起来了。那时建阳的刻书名肆有熊大木和熊龙峰的忠正堂、熊清波的试德堂、余象斗的三台馆、余文台的双峰堂、杨氏清白堂和存诚堂、书林杨敏斋、书林刘求茂、书林刘龙田、书林郑以桢、书林詹秀闽等，都刻了不少书，也颇有时代特色。如万历间余氏双峰堂所刻《新刊京本编集二十四帝通俗演义西汉志传》，两节板，上节刻有批语，下节为正文。明末的建本多喜欢插入版图，所刻之图，透出一种质朴古拙的风格，虽不像徽、苏两地的插图秀逸，但自有其独到的艺术魅力。

2.金陵书坊。从东晋以后金陵成为了历代的著名都会，文化的发展也自然甲于他处。到了明朝万历至崇祯的几十年中，金陵刻书盛极一时。那时湖州、歙县两地刻工人数迅速上升，使许多刻匠为了开辟新的经营领域、扩大书坊出版发行的经营业务，在商业竞争中能立于不败之地，便积极向外地扩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流入金陵。

金陵著名的书坊有富春堂、文林阁、广庆堂、继志斋、大业堂、万卷楼、长春楼、师俭堂等。他们都以刻印戏曲小说和民间应用类书见长，大多配有插图，可读性很强，深受市民大众欢迎，销路极广。

如长春堂万历年间所刻《新镌女贞观重会玉簪记》(此书另有万历间师俭堂刻本，题《鼎镌玉簪记》)，刻有“刘素明镌，箫腾鸿、刘素明、蔡元勋、赵壁同画”字样。可见刘素明不但是金陵雕版良工，而且还工绘画。金陵书坊刻书在明末尤为盛行，其雕刻版画艺术可与徽州、湖州的书坊比肩。

3.杭州书坊。浙江临安府(今杭州)是南宋的刻书盛地，到了明代已逐步被徽、苏两州所替，所以在明代前期传本中，杭州的坊刻本已很难得。据《中国古代印刷史》记载，有武林坊间所刻明杨尔曾撰《新镌批评出相韩湘子》三十回，有天启三年(1623)《烟霞外史序》和精图十六叶，前封面题“武林人文聚藏板”。杨尔曾是浙江钱塘人，明代小说家。又“万历四十八年，武林藏珠馆刻《新刊徐文长先生评唐传演义》八卷，前有附图，版心下镌‘藏珠馆’三字，眉栏刻评”。还有容与堂，是杭州比较有名的坊肆，刻有《李卓吾先生批评红拂记》、《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李卓吾先生评忠义水浒传》等。

4.北京书坊。自永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北京的雕版印刷业随之有了新的发展。北京书坊最著名的有永顺堂、岳家书坊、汪氏书肆、叶氏书铺等。永顺堂刻书未见有各家书目著录，直至1967年上海嘉定县从明代一个宣姓墓葬中出土了永顺堂刻印的十二册唱本和传奇，书名前多挂“新刊全相说唱”六字(赵景深《谈成化本说唱词话》收于《文物》1972年第11期)。这些书刻于成化七至十四年间(1471—1478)，是我国戏曲中的早期刻本。

岳家书坊于弘治十一年(1498)刻《新刊大字魁本全像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五卷，两节版，上图下文，卷末有“弘治戊午金台(北京)岳家书坊重刻印行”牌记。1955年此书由商务印书馆印影出版，后又被《古本戏曲丛刊》收录。

北京书坊以汪氏书肆刻书最多，从嘉靖元年(1522)该坊所刻《文选注》的牌记和目后所附录的鬻书广告中可见一斑。汪氏在牌记中写道:“金台书铺汪谅，见居正阳门内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门。今将所刻古书目录列于左，及家藏古今书籍，不能悉者，原市者览焉。”广告所列书目有翻刻司马迁《正义注解史记》等多种。

三、明代书坊出版业的特点

纵观我国古代出版历史，官刻本由政府拔款出资，机构庞大，不惜费用，选择良工，选用上等纸墨。藏书家私人刻书，他们不需要靠此来赚钱，他们刻书有的是为了补充家藏，有的是为了读书治学，有的是为了发表著述和馈赠(明人有馈赠自己刻印书籍的习俗)，有的为了嘉惠士林、视保护和传播民族文化为已任，有的则出自个人兴趣等等。与以上两者相比，民间书坊刻书业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主要有以下诸方面的特点。

特点之一是高度商业化。绝大多数书坊旨在营利和谋生，所以从总体上看它们的版本选择和校勘质量比不上官刻和家刻，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明代中晚期起图书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许多书坊主为了多快好省地出版能牟利的读物，往往想方设法提高劳动效率，降底生产成本。有的书坊刊行速度之快，实在惊人。如明代无锡华锃，他喜欢用铜活字版翻印秘笈，“不数日而印本出”。

为满足广大市民图书消费的需要，明代许多书坊还专门聘请一些作者为其撰写通俗文艺作品，冯梦龙便是当时最有名的一个。冯氏是明代著名戏曲家、通俗文学作家和白话文小说先驱。他敢于冲破封建传统观念，提出“世俗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情史》卷1《总评》)冯认为通俗小说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冯梦龙《古今小说·序》)。时人张无咎在《平妖传·序》中称他“著作满人间，小说见一斑”，可见通过通俗文艺作品，他的名字已是家喻户晓了。

由于书坊间商业竞争激烈，社会上翻版、盗刻、剽窃等现象很普遍，往往“原版未行，翻刻踵布”，因此这一时期的书坊(铺)或以字号亮牌，或设计专用牌记，或刻印业主肖像等，绞尽脑汁，采用种种办法以竭力维护和推荐自家品牌，严防他人侵权。如萧山来氏宝印斋刻书用汉佩双印作牌记，福建著名双峰堂主人余象斗(明通俗小说编著者及刊行者)，在刻印的书前多印有自己的端坐肖像，神态庄重严肃，令盗版者望而生畏。崇祯时南京书商在其出版的《道元一气》扉页，也附有告白:“倘有无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闻之当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缘”(引自《明清江南出版印刷业》)，等等。

特点之二是历史悠久，地域广阔。由于明初朱元璋采取与民休息和对手工业者放宽的政策，因此建阳、南京、杭州、苏州等地老字号刻坊都沿着宋元遗风保存下来，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较大发展。仅以福建地区为例，“郑氏崇文堂开业三百年，刘氏日新堂近二百年，叶氏广勤堂和杨氏清江书堂也都有一百数十年历史。早在宋代就以刻书扬名的海内余氏，到了明代又有数十人从事刻书事业，其中以余象斗的三台馆和双峰堂最为著名，他编刻的《四游记》、《列国志传》、《三国志传评林》、《水浒志传评林》、《东西晋演义》、《西汉志传》等行销甚广，刻本至今犹存”(《中国书史》)。从明代书坊分布地域看，除建阳外，南京、苏州、湖州、徽州、杭州、北京都是书坊集中地，都是当时全国著名的书籍产销中心。

特点之三是刻本众多，内容庞杂，通俗读物大量增加，小说、戏曲层出不穷。明王朝自建国以来即重视文化教育事业，要求“凡民之俊秀，莫不从学”，整个社会形成了广泛的读书风气。大众的识字率不断提高，民众阅读基础日益丰厚。市民阶层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与一定满足后，就对文化生活提出了相应或更高的要求。这个市民阶层“不同于足不出户、埋头圣贤书的儒生士大夫，也不同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他们有一定的文化需求，但这种文化需求不是专讲心性义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深理论，而是生动活泼、易于接受，富有生活情趣又可以消遣娱乐的通俗文化。(周少川《学术文化风尚与典籍传藏》，收于徐良雄主编《中国藏书文化研究》，宁波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正因为这种社会风尚，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坊刻出版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图书市场上民间日用类书、科举应试指南、通俗文学读本、童蒙课本教材、时文选本、宗教书籍、天文历算年画、占卜星相等坊刻本琳琅满目，应接不暇。其内容之丰富、种类之庞杂、数量之繁多，均为各朝代之最。如《陶朱公致富奇书》、《万宝全书》、《水程一览》、《示我周行》、《天下水陆路程》、《客商一览醒迷》等小型百科全书深受商人青睐。《伤寒百问》、《丹溪心法》、《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济世良方》、《伤寒指掌图》等民间医书十分走俏。《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蒙求》等童蒙学习教材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各种时文选本、中式应试之书成了科考应试者的范文和指南，以致明人李翊感叹曰:“余少时学业，并无刊本……今满目坊刻，亦世华之一验也。”

值得重点一提的是，明代市民通俗文化对书坊出版业影响最明显之处，反映在大批小说、戏曲的坊刻本问世。这类表现世俗风情的书籍，虽为封建卫道士所鄙视，在民间却越来越受欢迎，戏曲如《三国志传》、《西游记》、《水浒传》、《警世通言》、《唐书志传通俗演义》、《西晋志传题评》、《东晋志传题评》、《青楼记》、《白袍记》、《紫箫记》、《灌园记》、《千金记》、《虎符记》、《赵氏孤儿记》、《赵飞燕外传》、《开元天宝遗事》、《莺莺传》、《大唐西域记》等等，不胜枚举。明代藏书家叶盛在《水东日记·小说戏文》中，对当时的小说、戏曲盛行情况描写道:“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读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疾呆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甚则晋王休征、宋吕文穆、王龟龄诸名贤，至百态诬饰，作为戏剧，以为佐酒乐客之具。有官者不以禁杜，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警世之为而忍为推波逐浪者，亦有之矣。”明代市民文化和通俗文学是两股互相促进、互相推动的强大力量，给当时的书坊出版业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四、坊刻本之功过(代结语)

坊刻业旨在牟利和谋生，受市场导向，有别于官刻、家刻。“射利坊贾”常被古代藏书家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甚至被搞得名声狼藉。常见的问题是选本欠精，校勘马虎，错讹遗漏处较多。部分刻本粗制滥造，妄改书名和删节内容，使原书失去本来面目。其实，坊刻经济基础脆弱，为生存计，良莠不齐在所难免。古代的藏书家和刻书家对印本书籍追求形式美观、注重鉴赏效果，常常忽视和低估了坊刻本作为通俗书籍的对文化的普及和传播作用。

坊刻本善于运用市场规律，投读者所好，刊行具有广泛社会需求的品种。其投读者所好，并非坏事，适应读者需要，只要提供的是健康的精神食粮，则应倡导。若是见利忘义，刻印和发行对人民思想健康有损的书籍，才是应该批判的。在科举制度下，坊刻科考书籍广泛流通，走俏士林。家庭生活日用的医经、医方等类书流通广泛，翻刻频繁。儒家经典的名家注本、科举用书以及各类名家著作选本、通俗文学读物，适应了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日用消费需要，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发挥它们的知识作用和文化意义，其广泛性是官刻本、家刻本所不能比拟的。

对坊刻图书不能一概而论，如明末汲古阁(汲古阁实际是当时著名藏书楼兼大型坊刻单位)毛晋的刻书和发行，则是比较严格按照学术考证的要求，校勘甚精，自万历迄清顺治末年，40年中刻书600多种，四部俱备，应有尽有。且其本人亦是一位藏书大家。又如“十竹斋”主人胡正言，同时又是一位多才多艺，又下苦功的艺术创作家。他擅长篆刻、绘画、制墨诸艺，善藏书、好刻书，整天与刻字工打成一片，日夜琢磨，反复实践，把每幅图画的层次分刻数十块版片，根据其色调套印和叠印，而且对纸张的温度、颜色的浓淡以及刷印时轻重缓慢定出严格要求，开创了彩色套印、豆版、拱花等独树一帜的印刷技术，对古代印刷出版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十竹斋”所印图书多插图，鸟雀的翎毛、花卉的柔润、山水的气势等均跃然纸上。毛晋、胡正言等此类大型书坊主人，他们对我国印刷出版发行业之突出贡献，岂能以一般“射利坊贾”视之。

明代坊刻出版事业的发展，是刻印出版业进入成熟的商业经营的结果，坊贾在主观逐利动机驱使下的商业行为，虽然某些产品存在印本质量不尽人意之处，但客观上它起到的传播文化和繁荣文艺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参考文献:

[1]郑如斯等.中国书史.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6月

[2]任继愈.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3]徐良雄.中国藏书文化研究.宁波出版社，2003年1月

[4]邱澎生.明代苏州营利出版事业及其社会效应.九州学刊，1992年第5卷第2期

[5]赵景深.谈成化本说唱词话.文物，1972年第11期

(作者工作单位:天一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