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史学殿军”章学诚

章学诚，原名文镳、文酕，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于清乾隆三年（1738），卒于嘉庆六年（1801），清代杰出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方志学的奠基人，有“浙东史学殿军”之誉。他曾先后主修《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十多部志书，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并用毕生精力撰写了《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史籍考》等论著，总结发展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齐名，并称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浙东史学殿军”章学诚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人。章学诚主史义、扬史德、立史法，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又是方志学理论的奠基人；在文史校雠学方面，也是发凡起例，集古之大成；章学诚还是我国古代不可多得的谱牒学思想家之一，他的社会政治、哲学、文学、教育学等思想也多切中时弊，富有时代意义。

章学诚生于清乾隆三年（1738），生当所谓“乾嘉盛世”，但家境贫寒。他少时多病，资质颇鲁钝，十五六岁时，父亲在湖北应城为官，看到他童心未歇，便延请老师教授他经义，但他却不肯学习科举应试的八股文，而喜好读各类杂书，性情已倾向史学。他曾从剖析保存古代大量史料的编年体史书《左传》入手，努力研究纪传体史著并且辨析体例，又抄录《春秋内外传》及东周战国子史资料，用自己的理解，尝试改编为纪、表、志、传,拟名曰《东周书》，虽三年未成，却揭开了自己从事历史编纂工作的序幕。

章学诚22岁后，学习逐渐进步。他纵览群书，对于经训这些书虽然没有领会透彻，而对史部之书，随手拿起来读，便好像已经学习过一样，其中的利弊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他因此非常自负地说:“我学习史学,就好象（像）有天授一样。”

● 章学诚像

乾隆二十五年 （1760），章学诚第一次离开应城远游，到北京应顺天乡试，没有录取。1762年又北上应试，依然落第。这年冬天，便留京入国子监读书。由于长期家居，阅世极浅，不知人世间的复杂难处，相貌很丑陋，思路又不合时好，在国子监的学习生活很不如意。八股文课艺，规矩甚繁，章学诚不愿揣摩时文作法，自然得不到好评，在国子监里看课榜，还要遭受皂役的讥笑。

1763年夏，国子监给假探亲，章学诚绕道陕西一游，回到湖北。他的父亲主讲于天门县书院，次年应知县胡翼之邀，编修县志。章学诚也参与其中，写了《修志十议》，提出破旧立新的见解。

● 朱筠像

章学诚于乾隆三十年（1765）三上北京，仍居住于国子监中，一个人孤寂无朋友，不知何所适从，在京城的繁华喧嚣中感到无限的怅惘。这年，他又参加顺天乡试，翰林院编修、副考官沈业富认为他的文章很好，推荐给主考官，但没有被录取。沈业富是高邮人，性格敦厚,对朋友极好，他对章学诚未被录取感到非常惋惜，出于爱才，让章学诚借宿在他的家中，鼓励章学诚努力向学。不久，因为有沈业富的介绍，章学诚跟朱筠学做文章。朱筠字竹君，大兴人，博闻宏览，与沈业富、翁方纲、张曾敞在当时学术界号称“四金刚”。朱筠和章学诚交流之后，非常器重他。两人谈到做八股文时，朱筠直言不讳地说:“你与八股文没有什么缘分，不能学好，但是八股文也不值得你花大气力去学。”章学诚为难地说:“我家里贫困，父母亲年纪大了，我不得不指望通过科举来改变我的命运。”朱筠回答道:“科举有什么难的？科举又何尝一定要八股文了？我看你的学识才华和你的运气，未必就不能通过科举考试。即使最终没有高中，也不是因为你不学八股文的过错啊。”朱筠多次担任乡试和会试的考官，他对科举以时文取士的弊病是有深刻的认识的。

章学诚在困顿到几乎无法存活的关头，居住于朱筠的家里，并借此机会结识了当时许多的名流，并了解了一代文人的学习研究状况。后来他又遇到了欧阳瑾摄祭酒，在国子监久不知名的章学诚，首次被擢拔为第一名，那些曾经嘲笑过他的国子监学生对此都感到非常诧异。在欧阳瑾的厚待下，国子监修志时，请他专门负责编纂；朱筠当时受诏编撰《顺天府志》，也要他经纪这件事情，章学诚得以稍稍地实践他一直以来关于修志的主张。1768年，他又参加顺天乡试，仅中副榜，但已经稍有点名气了。直到此时，章学诚还没有家累，靠笔墨得来的微薄收入，除应付衣食所需之外，都用在买书上。做学问的人，节衣缩食，必须自备常用参考书籍。他曾凄然地回忆道:当年我旅居京华，酷爱书籍却没有能力购买。幸好没有家累，做私塾老师、代人写文章还有点收入，除了日常应酬和生活外，一分一厘地积累下来的积蓄，全部用于购书，我的个性尤其喜爱史书，历朝正史，共计23部，要价白银数十两，我一点点地积蓄购买，共花了三年才购置齐全。

章学诚31岁时，是他个人生计的一大转折。这年冬天，他的父亲在应城去世了。章学诚不但因为贫困不能前往奔丧，还要立即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章学诚没有伯父叔父，也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姐姐和很多妹妹，在封建社会中可以说是无人帮衬。他本人又是早婚，14岁即娶妻，那时《四书》还未念完。囿于封建陋俗，后来又添一个小妾。这时已经有了3个孩子，一家老小的生活，都要他这个科名卑下、不治生产的书呆子担负。从此，章学诚一生潦倒穷困，人世间的大敌穷神便一直把他牢牢地控制在手中。读书要买书，研究要静心，特别是献身于学术事业的人，要独立思考，不随流俗，不奔竞谋求利禄，首先就要有一个不担心物质匮乏的小环境，免于饥寒，从而可以集中思虑于所研究的课题。而章学诚一家十七八口，自从靠湖北运粮船将他父亲灵柩运到北京后，都到了京城。拖家带眷，米珠薪桂，又要支付房租，岁月甚长，他的一支笔挑得起一家生活的担子么？在苦饥谋食之际，经常连全家人的衣食都不能妥善应付，但他始终没有忘情于史学研究。

直到34岁，章学诚都在国子监读书，虽然有一些津贴，但非常微薄。章学诚靠文笔贴补生活所需，除参加《国子监志》的编辑工作外，还为座师秦芝轩校编《续通典》之《乐典》，协助从兄垣业编辑宗谱文献。做这些工作，有的要听命于上级，有的则烦琐费力，他虽然不太情愿，但也无可奈何。这时友人陈本忠、邵晋涵先后成为进士，任朝担任国子监丞，和章学诚朝夕讨论学术，彼此都觉得情投意合。但是这些士人都非常贫苦、地位较低，他们的研究方向也与当时的喜好不怎么相合。乾嘉时代，考据学风大盛，梁启超说:“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的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所以稍为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这种学风怎样形成的呢？梁启超也有生动的解释:“凡当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欧洲罗马教皇权力最盛时，就是这种现象。我国雍乾间也是一个例证。记得某家笔记说:‘内廷唱戏，无论何种剧本都会触犯忌讳，只得专排演些《封神》《西游》之类，和现在社会情况丝毫无关，不至闹乱子。’雍乾学者专务注释古典，也许是被这种环境所构成。”

章学诚的社会政治思想本是很正统的，他明确承认满洲贵族入主中原的合法性，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他不过批评当日盛极一时的学风，认为空谈义理的宋学会误国，埋头考据的汉学也害事。理学之失在于“舍器而言道”，考据学之失则在于“溺于器而不知道”。考据学者专力从事三代秦汉文献的整理与考订，而章学诚高倡“六经皆史”，认为经书只是“先王”政典的历史记录，他认为学者“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当局鼓励学者一头钻进故纸堆中，解经考史，训诂名物，辑佚钩沉，而章学诚强调“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发扬“史意”，指斥史学界“贪奇嗜琐，但知日务增华”。

生活的煎熬，境遇的冷酷，学术的追求，犹如雨雪交加，困恼着章学诚。也就在他离开国子监的那年（1771）秋天，他的老师朱筠奉命提督安徽学政。朱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惜才爱士。章学诚的好友邵晋涵也是朱筠任会试同考官时进士及第的。朱筠带同章学诚、邵晋涵及张凤翔、徐瀚、莫与铸等，一道去安徽视学，协助阅卷等事务，于是一起离京南下。朱筠、章学诚等一行，于这年十一月底到了安徽学政官署，十二月二十六日同游采石矶。乾隆三十七年（1772），朱筠在徽州试士，章学诚随从评阅课卷。但是他南来的靠山朱筠，于九月间因事失官，调回北京，降级任用，被派到二月刚成立的四库全书馆担任纂修官。章学诚这年秋天赶到杭州，参加浙江乡试不中，于乾隆四十年（1775）秋回到北京，他交游虽广，但家境更加贫困，由柳树井居宅迁到前门外金鱼池陋巷。

章学诚困居北京，经过师友多方筹划，只能得个国子监图书管理员这样的小差事。事务较少，薪俸菲薄，能够养家糊口，还是靠朱筠等人帮助。后来，他便开始在北京附近的一些州县里，主讲于书院或者编辑方志,以维持全家生活，并在困境中奋力研究学术。乾隆四十二年（1777），他已经四十岁，秋天参加顺天乡试，终于考中了举人；第二年，又中了进士。在科举时代，自然算是求取功名途中一大突破。但是章学诚明白自己不是做官的材料，不敢入仕。从40到64岁（嘉庆六年，即1801年）病逝，他都靠从事编辑工作和讲学维持生活，并继续认真研究学问。在临终前两年，他双目失明，不能写字，仍然写作论文，由他口授大略，教儿子代笔。他一生主要精力都用在文史研究上。历年主讲的书院有：河北定州的武定书院（1777年春)、河南肥乡的清漳书院（1781年春)、河北永平的敬胜书院（1782年春至1783年)、河北保定的莲池书院（1784年至1786年)、河南归德的文正书院（1788年2月至秋季)。

●《章氏遗书》

《文史通义》是章学诚对史学贡献最大的著作，它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除部分篇章是分别论述文史外，多数篇章文史兼论。主要观点有：

史学要“经世致用”。浙东史学特色之一，就是强调学术必须“经世致用”,既反对空谈义理，又反对专务考索。这种优良的传统，可以说渊远而流长。章学诚是浙东史学的殿军，集浙东史学之大成，所以他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更加显著。这一方面固然是继承了先辈们的优良传统，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这一时代对史学理论的要求。《文史通义》的开头两卷，即从不同角度来论述史学的意义，而其他许多篇章，也一再谈到学术应当经世致用。在学术研究上他主张“得一言而致用，愈于通万言而无用者”。尤其是史学之目的，要能起到善恶劝惩的作用。研究历史既要经世致用，史家写史也就不能不详近略远。他说:“史部之书,详近略远,诸家类然。”在考据之风占绝对优势的乾嘉时代，学者们不敢研究现实，搞历史的仅限于对古史的研究考证和补订，只有章学诚能不为风气所囿，逆流而上，企图改变学术研究脱离现实的不良学风，这对当时一潭死水般的学术界，如同抛入一块石子，激起过一圈小小微波，从学术思想史的潮流来看，是一大进步。

●《文史通义》

“六经皆史”。章学诚针对时弊，重新提出这一命题，详尽阐明，充实内容，成为他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核心。他认为所谓“六经”原先不过是“政典”“典章”的记录而已，至于尊奉为经，那是后来“儒家者流”所为。“六经皆史”的意义有二：其一，它扩大了历史研究、史料搜集的范围。因为“六经”既然都是先王的“政教典章”，就无疑都是研究当时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史料。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的主张。其二，他说孔子之所以述“六经”，为的是让后人从先王政典当中得知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绝不是把它当作圣典而敬奉，更不是当作古董而玩弄。“六经”中所记载的，无不切合于当时人事。所以他认为研究“六经”，不能脱离当今之人事。如果仅满足于为古人著作拾遗补阙，是无益于世的。

创立新史体，改造旧史体。章肯定史体的发展演变是历史编纂学的进步表现。他说:“《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他盛赞司马迁所创造的纪传史体,“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也是“三代以后之绝作”。由于后世学者袭用他的成法而不知变通，以致变成了好像坚守科举的成法。他想克服从前史体之短，尽取前代史体之长，创立一种新的体裁。包括1.本纪:相当于按年编排的大事纪要；2.因事命篇的纪事本末；3.图、表。这种新的纪传史体，就是企图编出纲举目张、图文并茂的史著。

良史必备的“四长”。刘知几品评“良史”的标准是，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章学诚在《史德》篇论述史家条件时，对此首先加以肯定,“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因为“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但是，他认为“三长”还不够全面，故增补一个“史德”。什么是“史德”？就是“著书者之心术也”。什么是“著书者之心术”？就是指史家作史时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做到“善恶褒贬，务求公正”的一种品德。因为历史学家在撰述历史时，一定要渗透进自己的爱憎情感，而每个人对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在取舍之间又往往会随其所好，所以他说：“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这就是要求史家能客观地去观察事物，如实地反映历史发展真相，不应当以私意为褒贬。在现实生活中，就曾出现这种情况，有的史家，以才而论，文笔流畅；以学而论，相当渊博；以识而论，分析判断能力很强。可是就因品德不正，怀有私心、野心，于是在著述历史中间，往往对史实肆意篡改，任情褒贬，古往今来大有人在。

● 刘知几像

最后，来谈谈浙东学派的衰落。雍、乾之际，黄宗羲及其弟子都已经逝世，弟子的弟子，人数虽然不少，但已经缺乏学术带头人，于是声势渐渐衰落。全祖望谢世后，浙东学派甬上一支也渐渐趋于式微。乾隆中期以后，能够绍承浙东学派学脉的是绍兴一支的邵晋涵、章学诚。然而在清政府文化高压政策之下，加之当时考据学风靡一时，邵晋涵等人不仅没能扩大浙东学派的影响力，反而转向了考据训诂之路，成为乾嘉考据学派中的一员。而章学诚虽然成绩斐然，却无奈于生计困窘，也未能培养出新一代的浙东学派传人。清代浙东学派也从此走向了衰落。

历史上任何时期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动，其原因都是极为复杂的。对于清代浙东学派衰落的原因，首先是清廷文化政策的变化影响了浙东学派的发展。在顺、康时期，清政府虽已确立了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开始推行文化专制政策，但朝廷的主要精力还是投向政治与军事方面，对文化领域的控制，则无暇全力顾及。所以这一时期清廷的文化政策仍以怀柔为主，高压为辅。而较为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给清代浙东学派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到了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统治日趋巩固，文化高压政策被进一步强化，统治者对人民大众的思想控制日益严厉，这就导致适合清代浙东学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不复存在。其次是社会学术风气的变化也影响着浙东学派的生存环境。雍正、乾隆时期考据学已成为学术界的主流，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思想已显得不合时宜，浙东学术思想的土壤更加狭小。另外，清代浙东学派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势力薄弱，也成了浙东学派逐渐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数百年之后，随着中华民族逐渐走向伟大复兴，包括浙东学派在内的传统文化精粹日益被重视，而浙东学派的经世实学也与当前的学术风气不无吻合之处。相信在新一代浙江学人的努力下，浙东学派的学术思想必将在新时期发扬光大，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不竭的精神源泉。

赞曰：少时羸弱，拙于举艺。唯于史学，盖有天授。孤寂无侣，穷困潦倒。虽有知己，难承家累。纵论文史，原道解经。创新史体，推重史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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