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经史学派的主要学术观点

梁启超认为清代史学开拓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人，他们都自成系统，堪称清代史学界的楷模。对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学术研究，论者每每肯定其研究史学的成就，“浙东之学，言性命必究于史，其所以卓也”^[63]，现代学者蔡尚思认为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等清代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是难以比拟的，值得大书特书。

浙东经史学派主张治学先穷经而求证于史，“学者必先穷经，然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64]，如黄宗羲认为历史研究必须经世致用，万斯同强调“生之谓变”，全祖望主张“旁罗博综”和“推原其故”。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提出的“六经皆史”，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再次推向高峰。章学诚认为“六经”只是先王施政的历史记录，“六经”皆史的“史”专指史学，而不是指历史资料。“六经”所以皆史，是因为其中有“史意”存在，他认为，编撰历史必须具有史意，并兼及“经世”之用，反对那种泥古不化，墨守师说，言古必胜今的论调。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章学诚从“六经皆史”、史学是“经世”之学的立论出发，探讨古今学术源流的演变，从而提出了一整套对史学的看法，如他认为，修史“必知史德”，“事溯已往，理阐方来”等。“六经皆史”这一命题的提出，不仅是针对当时脱离实际的考据学和空洞说教的理学的批评，而且继承了黄宗羲等人经世致用的思想，改铸了传统史学理论，具有创立新时代文化的时代课题的意义。

浙东经史学派开创了中国的学术史研究的先河。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我国第一部完备的学术史专著，梁启超称“中国有完整的学术史，自梨洲之著学案始”^[65]。黄宗羲本着“一本万殊”的精神，客观地对待明朝一代儒学的各家各派，无论其学术倾向如何，皆兼容并包，分别予以立案。《明儒学案》揭示了明代二百余年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条分缕析，珠联璧合，浑然一体。黄宗羲还草创了《宋元学案》，此书经过其子黄百家和全祖望、王梓材先后续补才告完成。此外，还有万斯同的《儒林宗派》十六卷，以图表的形式列出“纪孔子以下迄于明末诸儒”，所载人物之多，实属空前，时间跨度超越了万斯同以前的整个中国封建时代，这种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大规模整理，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创。

浙东经史学派对历史和地方志的编纂和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如黄宗羲撰有《弘光实录钞》《行朝录》，选编卷帙浩繁的《明史案》《明文案》及增益《明文案》而成的《明文海》。前一部分在当时属现代史，很多史实都是他曾亲身经历的，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后一部分是他为编修明代通史所选的有关资料。万斯同独力完成的《明史稿》五百卷，被誉为“（司马）迁、（班）固以后一人而已”，今传《明史》即以此为蓝本。又如万言的《崇祯长编》等都是有关明代历史的学术专著。对地方志的编纂和研究而言，万经、全祖望参与编修的乾隆《宁波府志》，章学诚的乾隆《和州志》《永清志》《毫州志》等均是当时的名作。尤其是章学诚对方志学理论的构建，他认为，“方州之志，考定成编，可以领诸家之总，而备国史之要删”，方志不仅具有为撰修国史提供史料的功能，而且有澄清史料真伪的作用。因此章学诚视“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

浙东经史学术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一是他们的学术极富创新性。他们不仅具有渊博的学识，熟谙传统文化，而且善于独立思考，敢于超越传统，质疑辨异，开创新说。黄宗羲自称：“予注律吕、象数、周髀、历算、勾股、开方、地理之书，颇得前人所未发。”^[66]章学诚则说：“学诚从事于文字校雠，盖将有所发明。”职是之故，清代浙东学人在褒贬臧否学界、文坛各色人物时，也多以是否富于独创精神作为重要的评判标准。二是兼容并蓄。他们大力倡导并切实奉行兼容并蓄、广采博取的治学风格，反对墨守一家、好同恶异的狭隘学风。黄宗羲指出：“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也。”因而，对于学术上的“一偏之见”“相反之论”，应兼容并举。三是文史汇通。浙东经史学术兼擅史学和文学，既是史学巨擘，又是文学高手。他们不仅深知文学与史学的不同特征，尤为重要的是，对文史汇通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他们以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邃的历史眼光去考察文学问题，深入发掘文史的贯通之处，提出了许多精深独到的见解。另外，浙东经史学术自成体系，他们的理论均包含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深入思考和精辟论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