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学派与海曙

浙东学派与海曙

什么是浙东学派？狭义的浙东学派指清初以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为代表研究经学与史学的经史学派，由于这些代表人物的籍贯均在浙江东部，故为浙东学派。广义的浙东学派包括狭义浙东学派及浙江其他地区的学术派别，如宋代今浙中（浙江中部地区）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今浙南（浙江南部地区）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注：古代历史上往往以钱塘江为界，将浙江分为“浙西”“浙东”，今杭、嘉、湖地区古为“浙西”，而宁(甬)、绍、台、温、金、丽、衢地区均属“浙东”。）浙东地区山清水秀，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水运畅通。宁波绍兴一带，更是鱼米之乡，尤其是宁波，内河航运与海运都很便利，经济也比较发达，人们的思想相对开放，这为学术思想与学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浙东学派起源于宋代，在明清时期崛起，对近现代学术和海外学术特别是日本和东南亚的学术影响很大。需要指出的是，浙东学派延续时间很长，由宋至清；分布地域很广，浙江东部各地均有代表人物；学派中人物也很多，经粗略统计就有数百人，他们的著作繁多，思想主张也有很多不同，大致说来浙东学派的流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 叶适像

● 陈亮像

● 吕祖谦像

● 陆九渊像

第一个阶段是宋学，主要学派代表是金华学派和永康学派。金华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南宋哲学家金华人吕祖谦。他对外“力主抗金”，对内要求改革弊政；为学提倡“明理躬行”，治经史的目的是“致用”。在他的影响下，金华学派重“经世致用”，反对空谈阴阳性命。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南宋哲学家、文学家陈亮，他是婺州永康人（今浙江永康市），永康学派“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在国家治理政策上主张“简法重令”；在学术上主张“经世致用”，提倡有益国计民生之“事功之学”，反对空谈。而在宁波，有四明学派，学术思想上承陆九渊心学，以传授、传播陆的学说为主。四明学派的学者办书院，集中在今宁波月湖一带讲学。代表学者有明州淳熙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等。

第二个阶段是南宋末年至元代的东发学派，由南宋末年哲学家、儒家学者黄震创立。黄震，慈溪人，字东发，学派因此而得名。黄震认为“理”是“四时行，百物生”的自然准则，所谓的“道”就是日用常行之理，重事功实用，斥空谈性理人心之学。

● 杨简像

● 袁燮像

第一、二阶段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只是浙东学派的先声。浙东学派的崛起是在明代。

第三个阶段是明代的姚江学派，创始人是明代大儒王守仁，其最重要的哲学思想结晶是《传习录》，由其门人所辑，在中国及日本都传播甚广。王守仁也是一位教育家，他生前的教学活动遍及浙江、贵州、江西等区域，门徒众多，上至明朝廷的名公重臣，中有地方官员士绅，下至平民百姓商贾。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师承地域为界”，将阳明学派分为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泰州学派等，可见其流传之广、影响之深。

第四个阶段是清代的浙东学派，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学者为代表。浙东学派深刻影响了中国后世史学和日本史学。

● 传习录

● 孔子像

个人以为，浙东学派其实就是一个以地域命名的大筐，里面装的东西比较丰富，也比较驳杂，但由于浙东有自己比较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氛围，所以总体来说浙东学派有比较突出的学术取向，即“经世致用”。经世就是治理世事，致用就是尽其所用，经世致用就是要求读书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准则，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其实在中国古代，做学问一直就有两条线，一是实用之学，一是玄虚之学。实用之学就是要经世济民、治国安邦，但是许多读书之人往往不事生产，苦读经书，对于社会实际问题不很了解，所以被人讥讽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鉴于此，有些志向高远的书生就立志经世致用，关注社会矛盾，面对社会现实，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仔细分析儒家思想，可以看到，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另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尚思辨。它不像其他哲学思想那样，用极强的思辨性去解释诸如世界的本原问题、今生与来世的问题或是人世与鬼神的关系等问题，而是很实在，甚至可以说是很实用的教人们如何做人、如何处世，教统治者如何治国、如何理政。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传统，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救民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利用、宣传，其中的实学之风也随之传播开来。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大兴，其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伦理准则。这正是在宋王朝的统治面临巨大危险之时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以挽救国家。但后世的理学家却往往把“修身”放在儒学最重要的位置，在思想上行动上往往将修身养性的“内圣”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并论，从而造成事实上的对立，割裂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简称“修齐治平”）之间的有机整体联系，许多理学家走上了虚幻的“穷理”之途，并将对“理”的认识僵化、保守化，违背了朱熹“经世”的本意，使其失去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成为漠视现实、脱离现实的学究、腐儒，而与现实的隔膜，也使得理学逐渐走向末路。

● 朱熹像

随着理学的没落，陆王心学崛起。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心”，尤其强调发挥人的主体能动作用，这恰恰弥补了理学后期脱离现实、不关心世事的弊端。因此，陆王心学便代替了程朱理学，开始发挥作用。然而，“心学”的后人，也逐渐抛弃了“经世”精神，只致力于“心学”本身，无法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不久，“心学”开始衰败。所以可以说，那些不问世事、人事的学问，都难以长远。

虽然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没能避免衰落的结果，但其在发展过程中对传统士人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儒学和士人对于天下国家的责任意识更为强烈，并一以贯之，使得中华文化的传承不绝如缕，虽屡经战乱而不亡，在这点上，可以说经世思想确实有存亡继绝之功。而时至明清之际，这一实学思潮达于顶点，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和新兴的士民代表，反对空谈，主张关心时政。其中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最杰出的代表。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直言人君“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即用自己的私欲来取代天下的公心，其中所表露出来的沉痛和激愤，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具有足够的震撼力。可以说，《明夷待访录》等书中蕴含的思想，是对传统实学的一种超越，而浙东学派很荣幸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 顾炎武像

● 王夫之像

●《明夷待访录》

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既达到了顶点，也成为尾声。随着清朝统治的建立，早已失去生机的理学又被统治者拾起，但其关怀世运的一面却已不在，剩下的只是泛泛空谈。另外，由于清政府在思想上实行高压政策，尤其是盛极一时的“文字狱”，沉重打击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勇气，迫使一批批学者无奈地走上闭门治学之路，整日与考据为伴，不再关心议论政事。至此，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中一直延续的经世致用思想走到了尽头。清王朝的辉煌只是夕阳西下时的一点余辉，随着康乾盛世的结束，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面对淤积已久的严重的社会危机。与此同时，浙东学派和浙东学术也归于沉寂，并在历史的沉积中默默孕育新变，等待再次辉煌的时刻。

赞曰：东海滔滔，浙水悠悠。学者辈出，唯实是求。亦经亦史，溯源追流。为国为民，夙夜心忧。苦思孤诣，以行探纽。中华复兴，浙学未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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