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经史学派形成于清顺治年间，鼎盛于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涌现出了众多杰出代表人物，其中以黄宗羲为第一代。黄宗羲作为明清时代的文化巨匠，不仅开创了学派，还为学派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传人。对他的学子，他评价如下：“（甬上学生）有以自见，如万季野之史学，万充宗、陈同亮之穷经，躬行则张旦复、蒋弘宪，名理则万公择、王文三，文章则郑禹梅清工，李杲堂纬泽，董巽子、董在中函雅……笔削旧章，余子亦复质有其文。呜呼盛矣！”[67]黄宗羲这些弟子在史学、经学、哲学、文学等各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他的学说，成为学派的主干，奠定了浙东经史学术的基础。全祖望私淑黄宗羲，以承黄、万学脉自任，传经、史、文献之学，成为第三代的典型代表。后出者邵晋涵、章学诚发展史学理论，尤其是章学诚的地方志研究，总结浙东经史学术，为浙东经史学派的殿军。[68]
从以上传承脉络可见，浙东经史学术传承人数众多，其中第二代的人数最多，总体实力最强，综合影响力最大。随着黄宗羲及其高足相继去世，弟子的再传弟子，虽然人数可观，除全祖望外，特别出挑的几乎没有，能维系浙东经史学脉的主要是黄、万的私淑弟子全祖望。全祖望对浙东经史学术的承上启下意义非凡，根据《清儒学案》的记载，他的有据可考的弟子如下：鄞县的董秉承、蒋学镛、卢镐、黄定文，归安（今浙江湖州）的沈炳巽，这些人的著作不详；归安的沈炳震，著有《增默斋诗》《井鱼听编》《唐诗金粉》等；仁和的赵一清，著有《水经注释》。由此可见，全祖望的弟子虽稍有成绩，但还不足以承担振兴浙东经史学术的重任。到乾隆中期第四代传人邵晋涵、章学诚兴起，才有了复兴的光照，但之后，浙东经史学脉传承中断，归于沉寂。
关于邵晋涵和章学诚是否可以确定为浙东经史学脉的传人，学界多有争议，以金毓黻为代表持否定态度，金氏指出，全祖望作为黄宗羲的私淑弟子，为黄氏嫡派无疑，而“至于章、邵两氏，异军特起，自致通达，非与黄、全诸氏有何因缘，谓为壤地相接，闻风兴起则可，谓具有家法互相传受则不可”[69]。其实考察浙东经史学脉应有代位概念，浙东经史学脉是一个绵延上百年的学派，由于时代及个人经历、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不同，每一代的学术内容肯定不完全一致。一方面，从章学诚、邵晋涵的学术研究内容与治学宗旨来看，他们与浙东经史学一脉相承。章学诚独树一帜，倡言“六经皆史”，提出“史学所以经世”的治学宗旨，并对浙东经史学术进行了总结，其中《浙东学术》更为后世学者研究浙东经史学术提供了史料依据。邵晋涵的学术内容虽然与浙东经史学术先儒有所不同，但其重视经学、磨研史学的学术风格，却是浙东经史学术先儒的遗风，同时代的王昶、钱大昕在为邵氏作墓志铭时，都明确指出邵晋涵私淑乡贤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而得其性情与学问，“阳明以功，梨洲以文，虽与参之，其在二云”[70]。另一方面，从他们的生活过程考察，也可以看出邵、章两人与浙东经史学术有一定的“传播”关系。邵晋涵自小习闻刘宗周、黄宗羲诸先生之绪论，祖父邵向荣是邵廷采的及门弟子，邵晋涵年幼时随祖父读书，直接从祖父那里学习邵廷采之学。章学诚也一样，与邵廷采关系密切，邵廷采在往来余姚与会稽间，经常落脚道墟章氏，章学诚祖父章如璋招待甚周，而章学诚受祖父和父亲熏陶，自幼钦慕邵廷采，对邵氏所著的《思复堂文集》推崇备至。梁启超在评价章学诚时，就指出了章学诚与浙东经史学术“自成一系统”，“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谢山起以至于章实斋，厘然自成一体系，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71]乾隆中期以后，能继承浙东经史学脉的是绍兴一支的邵晋涵、章学诚，但在清政府文化专制高压下，邵晋涵最终走向考据训诂之路，成为乾嘉学派中的一员；章学诚没有稳固的职业，长期奔波于各个书院，经常换地方，生活动荡不安，无条件著书传教，未能培养出新一代传人，未能将浙东经史学脉进一步传承和发扬光大。
从浙东宁波地域和经史学术的这两个维度来说，还有朱舜水这个人物是不能忘记的。朱之瑜，号舜水，余姚人，与黄宗羲一样，曾从事抗清复明活动，失败后流亡至日本、越南等地，最后侨居讲学于日本二十余年，受到日本人民的尊敬。他为学注重实效，驳斥宋儒专事无益争辩，“辨析厘毫，不曾做得一事”。他提倡“实理实学、学以致用”，认为“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他认为学史比读经更具有直接的和现实的意义，“经简而史明，经远而史实”，“得之史而求之经”，走的是以史通经之路。[72]后来的日本学者评价说：“天佑以还，儒学以经世治民为要道，不务空理虚论，皆舜水所赐也……不唯后来明治维新受此良好之影响，即于朱氏学说本身发扬而光大之，其功亦伟矣！”[73]梁启超在评论朱舜水时也说：“中国儒学化为日本道德基础，也可以说由舜水造其端……舜水人格极为高尚严峻，所以日本知识阶层受其感化最深。”[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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