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

（品读史之四）

品读《论语》，毛泽东也关注《论语》的传播史。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整风运动中的基本做法是所谓“大鸣大放”，其中包括“大字报”上墙。

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在讲到大字报时说：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 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从1957年整风到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实践证明“大字报”不是一种可行的民主形式，这在党的历史决议中已经作了结论。但是当时毛泽东认为“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无论是整风，还是“反右”，都可以经过“大字报”的方式方法展开辩论。所以，他接着说大字报“要传下去”，并说《论语》、“五经”、“十三经”、“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以此为例证，说明大字报“一定要传下去”。

这里，毛泽东是用“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作比喻，说明大字报也一定要传下去。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毛泽东无形之中对《论语》作了评价：《论语》传下来了。

从字面意思看，似乎是说《论语》这本书，没有佚失，没有被焚毁，遗传了下来。其实，更深层的意思，是指孔子的思想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也传承下来。

这里重点讨论《论语》的流传问题。

从传世本《论语》看，孔子生前只有学生的听课笔记，并无《论语》一书。因为《论语》杂乱无章，成书缺乏逻辑，明显是各个弟子笔记的综合，孔子本人并未参加《论语》的整理和编辑。

关于《论语》的成书，有两种典型说法：一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的说法：“《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言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一是宋邢昺《论语正义》引郑玄《周礼注》释论、语二字的说法：“答述曰语，以此书所载，皆仲尼应答弟子及时人之辞，故曰语。而在论下者，必经论撰，然后载之，以示非妄谬也。”

由于历史资料的缺失，历来关于《论语》之源流的研究，仅上溯至汉代。对先秦孔子言论即《论语》的原始结集本，有这样几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论语》在先秦时期不只是一部，而是有多种本子同时存在。孔门弟子升堂入室的有七十二子，也应该有七十二种不同的《论语》。七十二贤人中，除去早夭者、病废者、非善亡者、从政改道者等，那么也有几十种笔记流传下来。《论语》是孔子某位弟子，如书中被称为有子的比若，后期弟子子夏，依据自己和各家的笔记整理的。一种意见认为孔子死后，儒分八派，各派所传之孔子学说，难为别派所承认，后由子夏主持结集成《论语》的原始本子。一种意见认为先秦流传仅孔子言论零章散篇，至西汉时才删重补缀，集成一书。但是这种意见不好确定整理者。

战国时期，法家、墨家、道家、兵家交相攻击儒家，秦时因法家耸言“儒以文乱法”，《论语》也遭秦火焚书之祸。但焚而不绝，如孔壁藏者有之。

汉以前文献中引述《论语》者，或简称之为《论》《语》《传》《孔子曰》。

西汉继秦，《论语》始交好运。汉文帝时置《论语》博士，《论语》开始列于学官。后又“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赵岐《孟子题辞》）。汉景帝以后，鼓励民间献书，《论语》出现了三种本子，即《鲁论语》《齐论语》和《古论语》。《古论语》出现很奇特，汉景帝时在孔子故居的“坏壁”里，发现了孔氏后人暗藏的一批先秦典籍，其中，有古文《论语》，后称《古论语》。《古论语》二十一篇，据说，与《鲁论语》《齐论语》相比，篇次不同，而“文异六百四十余字”（桓谭《新论·正经》）。梁皇侃《论语疏叙》引刘向《别录》说：“鲁人所学，谓之《鲁论》；齐人所学，谓之《齐论》；孔壁所得，谓之《古论》。”《鲁论语》二十篇，为现行《论语》所据之本。《齐鲁语》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两篇。另二十篇中章句也较《鲁论语》为多。《古文论语》二十一篇，无《问王》《知道》两篇，但分《尧曰》篇的“子张问”为另一篇，于是出现了“两《子张》”。王充《论衡·正说篇》曾说《齐论》《鲁论》《古论》等不同的传本其沿革：“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可知西汉还有《河间论语》的版本，由于其早佚，其篇章、内容已无可查考。

汉代还出现两种影响较大的《论语》合编改订本。一为《张侯论》，由西汉末安昌侯张禹混合《齐论》《鲁论》，“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隋书·经籍志》）。张禹师事夏侯建，夏侯建师事夏侯胜，他们是代代传授而较有根据的。一为东汉末郑玄（127—200）注本《论语》，郑注本主要根据《张侯论》本，而复以《齐论》《古论》校之，并为之注，遂流行至今。郑玄《论语注》曾盛行当时，但已亡佚，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是许多辑佚本。

《论语》在汉代已有注本，相传孔安国曾为《古文论语》撰训解，但世不传。马融也为《古文论语》作注。包咸、周氏为《张侯论》撰作章句。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曾盛行于当时。可是这些注本早佚。其部分义释保留在三国魏何晏（190—249）诸人之《论语集解》中。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郑注之辑佚本。敦煌千佛洞石室也发现有郑注之残本。

西汉之后，《论语》已经成为经典，没人再敢妄加编删改动了。无论文字是否通顺，意思是否一贯，大家能做的就是注释，并在“微言”中寻找“大义”。《论语》的内在逻辑和思想深度，完全淹没在了汉代以来浩如烟海的注释中。

魏晋时期，魏何晏与孙邕、郑冲、曹羲、荀爽五人合作《论语集解》，杂采汉魏经师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八家之说，而将自己意见列在最后，为研究《论语》思想的重要参考。唐以后开始只署何晏一人之名。此书宋代亡佚，直到清末，才得日本正平本回到中国，现已收入《十三经注疏》。魏王肃也撰《论语解》，与郑注故意立异，但今不传。《论语集解》中可见说之部分。

南北朝时期，南朝梁皇侃（488—545年）编《论语义疏》，以《论语集解》为主，而兼采老庄、玄学、佛语之说入疏，可证《集解》所集诸儒之说。南宋时曾亡佚，清乾隆间复由日本觅回。

宋代邢昺（932—1010）根据皇侃《论语义疏》，翦其枝蔓，辅以义理，撰《论语正义》，开义理说经风气之先。但邢疏已经不若《义疏》的多存古义了。清阮元（1764—1849）有校勘，见《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把《论语》和《大学》《中庸》《孟子》合为“四书”刊印。朱熹辑集宋儒十一家学说，撰《论语集注》，重义理但也并非不注意训诂，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元延祐年间复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此后《论语》文句变为八股教条。如康有为所说：“盖千年来，自学子束发诵读，至于天下推施奉行，皆奉《论语》为孔教大宗正统。”（《论语注》）

清代《论语》注本甚多，但以焦循（1763—1820年）《论语通释》较为精审，以刘宝楠（1791—1855年）《论语正义》最为详博。近代康有为（1858—1927）《论语注》尊今文经学，其引证以今文学为主，正伪古之谬，发大同之渐。

近人注本多不受汉学、宋学之囿，并注意诠释之简洁、通俗。其中以杨伯峻《论语译注》与钱穆《论语新解》流传较广。

自古至今，《论语》各种注本约有三千余种，真正的汗牛充栋、学海书山。

《论语》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上都产生过很大影响，其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也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

毛泽东说“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点出了《论语》二千年的传播史，揭示了《论语》在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他把《论语》与“五经”“十三经”“二十四史”放在一起来考量，是把它们看作子学、经学、史学代表作来看待，是放在传统文化至高点上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