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了“六年孔夫子”

（品读史之一）

《论语》被誉为“东方的《圣经》”，也可以说“《圣经》是西方的《论语》”。《论语》是影响中国数千年思想史最为深广巨大的学术著作，是一部充满人生智慧的大书。像孔子被认定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大思想家之一那样，《论语》早已走向世界，是全人类的思想宝库。

19世纪最后一个年代，后来成为东方巨人的毛泽东来到人世间。1893年12月26日，那是对崛起的现当代中国很有意义的日子——毛泽东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当年的韶山冲还是一个交通不便、风气闭塞的山村。

在毛泽东少年时代，正是清朝末年，那时科举还没有废除。学堂已经开设，西学东渐已是时代的风气，东瀛求学也成了一种时尚。但是在韶山这个偏僻闭塞的山冲，新思潮的冲击力却十分的微弱，在村塾学堂里学生们读的仍然是“四书五经”。

1902年，八岁的毛泽东被父母送到韶山南岸私塾，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启蒙先生是邹春培。这是一所十分正统的私塾，不容有丝毫外来的异端邪说，“四书五经”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毛泽东的启蒙教育也不例外，也是从“四书五经”开始的。

旧时村塾蒙学最普通的教材是“三、百、千”，即始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继而点读《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等儒家经典。毛泽东自幼聪慧，读书刻苦，从小就深受古代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四书五经”这个词儿，在旧社会略识之无的人都知道的。据《礼记·互解》及《庄子》记载， 经原本有六部，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后来由于秦始皇焚书，《乐经》散失，仅存《乐记》一篇，被并入《礼记》之中，于是成为“五经” ：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四书”的确定，则是南宋大儒朱熹所为。他在实际教学中，为了完善儒家学说，在原有“五经”的基础上，把《论语》《孟子》也提升到经的地位，再从《礼记》中分出《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之为“四书”。朱熹将四书编在一起，并以毕生精力作注解，以之构成自己理学体系。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起，规定为科举用书，一直沿用到清末。

20世纪初年，即1900年，毛泽东开始了他一生与伟著《论语》那十分缠绵又十分纠结的关系。

早年阅读《论语》等儒家经典的情况，毛泽东在延安时有回忆。1936年10月，经不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坚决要求，毛泽东一连几夜，叙述了他自幼年以来的半生经历。他说：

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里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13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页）

毛泽东少年时代读过的《论语》，现存下册，系宋朱熹所辑《论语集注》本，石刻线装，封面有毛泽东用毛笔书写的“论语下 咏芝”——“ 咏芝”是毛润之的另一种读音和写法。内容包括“论语卷之六至卷之十”。这半部《论语》现在收藏于韶山纪念馆。

毛泽东说“在本地一个小学里读书”，这里的“小学”就是村塾，而且不是“一个”，而是几个。少年毛泽东在南岸私塾读了两年半，这期间，即已点读了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虽则能背，却并不深懂。

少年毛泽东读《论语》，虽然起初时不懂，可他不懂就问，一问到底，养成了好习惯。

南岸私塾启蒙先生邹春培，五十左右岁，是位乡里落第秀才。身穿一件长袍，脸部瘦弱苍白，颏下留着稀疏的胡子。从事私塾教育多年，远近颇有名气。

当时，私塾是沿袭孔子私人办学的一种教育形式。一般是一个先生执教，所教的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先生靠死记硬背，记住其中的句段，至于内容大都是半懂不懂。所以，老师一般不讲解，只告诉学生断句认字，再带学生读一两遍。这叫作点书。然后，叫学生自己读，最后就到老师那里背诵。私塾先生每人有一根“戒尺”，有的用木板，有的用竹片，是专门用来责打背不出书或不守塾规的学生，理论根据是“不打不成才”。毛泽东所受的正规教育，就是从这种“不打不成才”的封建专制教育开始的。

毛泽东读书很用心，领悟能力强，记忆力也非常好。入学后先学《三字经》，继而读《幼学琼林》，接着点读《论语》《孟子》。邹先生教了半辈子“子曰诗云”，没有碰到这么聪颖的孩子，对毛泽东这个学生打心底里满意。但也有让邹先生头痛的事，那就是毛泽东提出的问题特别多。

毛泽东读书从小就特别肯动脑筋，喜欢提问题，随着所读的书增多，问题也跟着多起来。在读到《论语》以后，他提的问题，有的使邹先生也无法回答。邹先生有一本《康熙字典》，干脆就叫毛泽东自己翻这本工具书。这实际上是为毛泽东另外请来了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师。

邹先生要求学生大声读书，他喜欢书声琅琅。可是毛泽东总喜欢默默地看书，读书不出声，只是嘴巴动。为此，邹先生批评过毛泽东。但毛泽东还是习惯于默读。邹先生很生气，就叫毛泽东背书，并为他加码点书。

毛泽东对先生说：“春培阿公，你老人家不要点，少得费累。”

邹先生以为他不想读书了，马上说：“你是来读书的，不点书如何要得？”

毛泽东告诉先生：“你不要点，我都背得了。”

邹先生听了不相信，就点了几段没有教的书，让毛泽东背。结果毛泽东居然也一字不差地背出来了。原来先生没有点的书，他也能认得、懂得，因为毛泽东开始学会翻《康熙字典》。

于是，邹先生每天只布置他背诵内容，教毛泽东自己读一遍，纠正读错的字词，然后叫他熟读，放学时背诵。这在通常情况下，邹先生应该轻松多了。但是，毛泽东没完没了的问题，越来越叫邹先生头痛，不得不需要更加认真准备。

有一次，邹先生点书点到《论语·述而篇》第十一章：“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其中“暴虎”：空着两手和猛虎搏斗；“冯河”：不用船而涉水过河。比喻有勇无谋，鲁莽冒险——笔者按）

这里有段故事：春秋时期，孔子外出讲学，子路佩剑前往接近孔子。孔子想收他为徒，子路说自己用剑不用读书，孔子说读书可以让他有勇有谋。子路于是拜孔子为师，他问孔子统率三军时愿意与谁共事，孔子说不愿与那种空手打虎及徒步过河的有勇无谋的人共事。

邹先生点书刚点到此。

毛泽东接着就问：“春培阿公，人怎么能‘暴虎’呢？”

邹先生解释：“人是不能‘暴虎’的，这是打比方。”

毛泽东接着又问： “世上没有人能‘暴虎’，这个比方，不是放空炮？”

邹先生解释不清楚了，只好马上制止：“不许这样说‘圣人书’!”这下虽然暂时封了毛泽东的嘴，但是问题仍然没解决，师生双方都不痛快。

学问学问，不仅在于学，也在于问。勤学好问，是毛泽东自少年时代开始培养起来的良好习惯。这里有好奇心和求知欲望。

少年毛泽东在南岸私塾读《论语》十分用功，至今韶山还流传着他代同学李庆丰受过背诵《论语》十二则的故事。

有一次，先生邹春培用右手持戒尺击打了一下桌面，发话道：“李庆丰，把昨日教的那段《论语》十二则背出来!”

被点了名的学生是一位身材瘦小的男孩子，看上去十来岁的样子，战战兢兢地离开座位，走到老师指定的位置停住脚步，看一眼老师那威严的面孔，然后转身面向大家，眼神中呈现着一副惊慌的样子，嚅动了两下嘴唇却没有吐出一个字来……

邹春培将戒尺“啪”的一声打在了木桌上：“快背!”李庆丰被吓了一跳，两眼含了泪花开始背书：“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只此两句，李庆丰再也背不出来了。

邹春培上前一戒尺打在了李庆丰主动伸出来的手掌上，李庆丰眼泪汪汪地继续背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乐乎……”

“瞎背!”邹春培又一戒尺打在了李庆丰的手上，李庆丰的眼泪像断了线的串珠大滴大滴地滚淌下来，抽泣着，实在背不下去了……

这时节，学生们一个个心惊胆战地用眼睛紧盯着先生，唯恐先生转移怒气喊出自己的名字来；唯独坐在几排课桌前方的毛泽东忽然站起身来，缓声对老师说：“先生，我来背吧？”

“你来背？”邹春培余怒未消地看了毛泽东一眼，心中知道站在他眼前的这位自告奋勇的学生很好学，也知道他能够背出来，但还是板着脸说，“你接着背，差错一字打一下手掌心，莫怪我不讲情面!”

毛泽东转身面向大家，不紧不慢地背诵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

毛泽东十分熟练地背诵着，同窗学友们一起静静地听着，邹春培消了些气，走回到大木桌前坐下来慢慢地喝了一口茶水；当毛泽东一字不差地背完了《论语》十二则，邹春培慢慢开口道：“可以了，你坐下!”

这里所说《论语》十二则，是指《论语·学而篇》前十二章。章，又称为“则”。

毛泽东会背《论语》，才自告奋勇替同学“受罚”。

少年毛泽东读《论语》背诵得好，可他并不完全死记硬背，在半懂不懂中也尝试着“运用”，结果还闹了一场“游泳闹学”的笑话。

南岸塾馆附近有个南岸水塘，是毛泽东等私塾小朋友游泳的乐园。

现在，南岸塘边还插着一块铁牌，上书：“毛泽东同志少年时代游泳过的池塘。”1963年11月，郭沫若参观韶山时，曾指着这口池塘叹服地说：“毛主席是小时候游池塘，老年游长江啊!”

在南岸塘，曾经发生过十岁的毛泽东“游泳闹学”的故事，起因与读《论语》有关。

那是一个赤日炎炎的夏天。南岸蒙馆的小阁楼上，闷热得就像蒸笼，灼人的太阳光透过伸手可及的瓦缝射进教室内，散发出难耐的热气。到了下午，热气更加逼人。孩子们的脸上沁着豆大的汗珠。

邹春培先生不停地摇着芭蕉扇，向学生吩咐道：他下午有事外出，不在蒙馆，学生务必尽心温课，不得走动喧哗。等他回来以后，将点读新课——《论语·先进篇》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毛泽东虽然调皮，可是读书却从不含糊。邹先生走后，他先将昨天学过的课文温习了一遍，然后，便开始预习老师下午将要点读的新课。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读到这儿，毛泽东又把这个句子重念了一遍，而后突然停住不读了。

原来，邹先生预习点读的新课内容主要记录的是：

一天，当子路、曾皙（点）、冉有、公西华四位弟子侍坐的时候，孔子让他们各言其志。

子路愿当将军，冉有愿当文官，公西华愿当司仪，曾点则说：

“暮春三月，春天衣服都穿好了，我陪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旁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歌，一路走回来。”

孔子听完上述各人的主张，长叹一声说：“我赞成曾点的主张呀。”

毛泽东读至此，眼前忽然一亮：看来，古时就有“童子”和“冠者”下河游泳的先例，而孔夫子也很赞同。眼下，天气这么热，我们何不也到池塘里冲个凉？“可是，先生回来后要责问怎么办？”他脑子一转悠，计上心头。于是，与邻座的小伙伴咬起了耳朵……

一会儿，十几个蒙童像从笼中放出的小鸟，欢呼雀跃地跑出蒙馆。大家站在杨柳依依的南岸塘边，望着清凉澄澈的塘水，心里痒痒的，等着“孩子王”毛泽东发号施令。毛泽东首当其冲，一个猛子扎进碧水清波中。其他学生娃们，也学着他的样子。一个个脱得赤条条的，“扑通”“扑通”地跳进塘里。他们就像一群鸭子一样，尽情地在水中嬉戏，早把先生的吩咐忘到了九霄云外。

邹先生回馆，小阁楼空无一人，心里好生纳闷儿：都到哪里去了呢？他朝窗外一望，但见学生们正在水中玩得开心。一看这情景，非常生气，跑到池塘边，铁青着脸，狠狠地吼道：“孺子不可教也!”

学生们刹时像老鼠见了猫，从水里爬上岸，连衣裤也不敢穿，一窝蜂地拥进教室里。回到蒙馆，大家低头垂眼，等候先生发落。唯独毛泽东神态自然，若无其事。

邹先生用戒尺狠狠地拍打着讲台，指着这一二十个小学生问：“我是怎么教你们的？”

学生们低着头回答：“要好好温习功课!”

“这次是哪个带头？”当时，同学们看见先生手里的戒尺，早就吓得全身发抖，魂不附体了，连气也不敢出。这时，毛泽东向前一步说：“春培阿公，是我喊他们去的，与他们无关，要打要罚，就打我罚我吧!”

邹先生拿起戒尺，就要打这个“罪魁祸首”。

毛泽东说：“春培阿公，你莫生气，让我把话讲完，再打行吗？”

邹先生没好气地说：“好，你说!”

毛泽东从容不迫地说：“是你教我们，言行要遵照孔夫子说的去做。可是，孔夫子是最赞成游泳的呢!”

邹先生更生气，用戒尺指着毛泽东说：“这是胡说八道，孔夫子教诲我们‘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要‘温良恭俭让’，谁教你们戏水，谁要你们学猫叫狗跳的？”

这时，毛泽东很快跑到自己座位，从书包里抽出那本《论语》，翻到《先进篇》第二十六章，递给邹先生，说：“你看，这是你要点读的课文，这里说到孔夫子问他的学生的志愿，曾皙答道：‘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了曾皙的回答很高兴，就说：‘吾与点也。’这不是孔夫子也很赞成我们少年儿童到河塘里去游泳吗？而且，他还赞同先生带我们童子一起游呢!”

同学们听了，禁不住笑了。这一笑，对邹先生来说，心里无疑是不大好受的，是有点儿丢面子的。于是，邹先生在这种情况下，大发脾气，用戒尺在桌上狠狠打了几下：“大家听着!”

学生们听到戒尺响，吓得全身起鸡皮疙瘩，笑声也就戛然而止，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

邹先生接着说：“即使是这样，弟子们也是由先生带着去游泳的，不是像你们不听话，背着先生去戏水。”

毛泽东又天真地说：“那就请先生带我们去游吧，行吗!”这下使邹先生更左右为难了。

一场“游泳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少年毛泽东借《论语》中孔子和曾点的话鼓动游泳，似乎有点“恶作剧”的味道。但是，不可否认刚到十岁的蒙童毛泽东，读枯燥无味的经书，却天性聪敏机灵，常常用从老师那里学到的有限知识，把书读“活”了，和现实生活贴得很近。

1904年秋，毛泽东转到关公桥私塾就读，以后在其他私塾读书时，又继续深入地学习了《论语》，逐渐明白了其中不少事理。

少年毛泽东先后在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等七处私塾读书，先后上了六年学，他所读的主要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对这六年的私塾读书经历，毛泽东后来形象地概括为“读了六年孔夫子”。他还追忆道：

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曾兼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在其著作《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中是这样说的：“毛泽东八岁被送进私塾，一直读到十六岁，中间曾停学二年，经过同父亲力争，才又读了一年。六年私塾，读《论语》《孟子》《左传》这些经书，读得背诵如流。后来他说起自己的幼年：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事实上，当时的学习远不是只起了识字的作用，这些对于儿童来说枯燥难懂的书本，读熟了，就有些近似于电脑的软件储存，以后用起来是现成的。毛泽东幼年时代的记忆，显然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用’。我们看五卷《毛泽东选集》，其中许多孔孟之言常用得恰到好处。”

六年（从八岁到十六岁，中间有两年停学）私塾生活，读的虽然是《论语》等“四书五经”这些枯燥无味的经书，毛泽东对它们也不感兴趣，但却为他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古文和旧学的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