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神挑战

1977年初春，我突然发现右大腿内侧长起黄豆大的一个肿块，顿感异常。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便去请教著名外科医生郭陀。

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这小肿块竟变成鸡蛋大的三个肿块，长势之快，出人意料。我深感不安。但也只好耐心地听候上天的裁决。又过了一个月，肿块长得更大了，我行动不便，就向学校领导提出住院治疗的请求。

“老梁，现在教师紧缺，再坚持一段时间吧!”那位副校长这样劝我。

“再坚持一下吧!”新来的校长也这样帮腔。

我急了，便解开裤子让他们看。

“现在教师调不开，再坚持一下!”他们继续劝我。

我当时给两个理科专业班讲授化学，这两个班是专门培养初中理化教师的，马上就要毕业。教学课时多，任务紧，如果我住院，确实找不到人接课。实际上，那时我还兼任教研组长、实验室管理和伊克昭盟少年体操队的教练，每天都有三小时训练任务。这些工作谁能接替呢?但是，时至4月中旬，肿瘤长势更快，压迫神经引起剧烈的疼痛，我不得不考虑自己生命的安危。1977年4月15日，我住进了医院。在住院观察期间，我仍按时骑车去学校上课。

1977年4月23日上午，是约定的手术时间。但是，已经8点半了，未见动静。

“今天有课，我先去上课吧。”

“不能走，也许医生马上来。”妻子这样劝我。

快10点时，护士终于来了，她给我右大腿做了消毒，注射了镇静剂。不一会儿，就把我推进了手术室。

手术的主刀手是医院院长郭陀，他那精湛的医术使手术进行得顺利、迅速。大约一小时，手术就结束了。

我第一次躺在手术台上在无影灯下接受手术，心里不免有些胆怯，尤其是见到那注射麻药用的又粗又长的针头，全身控制不住地在颤抖。手术台周围站满了穿白大褂的护士和医生，一切都像是事先设计好的，平静而有序地进行着。我望着医生们，似乎感到他们也在用眼神向我致意。

第一次手术，伤口长16cm，取出了三个肿瘤。手术后我身体恢复很快，尤其是右大腿上的伤口愈合很快。手术后10天，我就骑自行车去学校上课了，只是在上车时伤口拉得比较痛。

当我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时，学生们都感到惊讶。

“老师，好得这么快呀!”

“伤口还痛吗?骑自行车行吗?”

“老师，您怎么不多休养几天?”

“真没想到，还能听老师的课，我们真以为这辈子再也听不到您讲课了。”

铃声响了，该上课了。我像往常一样走上讲台，同学们的神态是那样丰富——微笑、凝神、沉思、惆怅……

手术后，我的自我感觉良好，三周后我已能慢跑了。妻子看到那伤口长得平整光滑，心里也放松了，觉得大难已过，都为我良好的体质感到欣慰。

5月中旬的一天，我爱人突然对我说：“老梁，医院让你到外地再复查一下，明天就动身。”

我奇怪，手术后我身体挺好，为什么还要到外地复查。那时，我的孩子都小，最大的才14岁，最小的只有4岁，加之家庭经济拮据，外出治疗，困难重重。经同志们一再劝说，我和妻子终于还是动身了。姐妹四人的生活重担全压在12岁的老二身上，那时她才小学五年级。

多少年平静的家庭生活变得不平静了。

“转院证书已经办好了，我们乘飞机去北京，还有一位陪床的。”

“为什么这么急?坐火车不行吗?”“飞机快……”妻子支吾着。

“我得的是什么病，你告诉我吧。”我坦率地问妻子。“癌症!”她终于吞吞吐吐地说出这两个字，她的眼眶又湿了。

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我竟得了癌症。“化验结果出来了?结果怎么样?”“是恶性肿瘤，恶性程度比较大。”

“我的体质好，恶性程度小的肿瘤不可能在我身上长起来，相对地讲，这种恶性肿瘤恶性程度还是小的。因此，我的体质有足够力量战胜癌症。”我对妻子耐心地解释。

我来到伊克昭盟，第一次回家乡是1961年，第二次回家乡是1967年。10年过去了，老人的生活怎样，家乡变得怎样，我的确也很想念。

我转院到北京、上海、杭州三个肿瘤医院复查，不论到哪个肿瘤医院，医生们都认不出我们三个人中谁是病人，看来我的体质良好，不只是我个人的自我感觉。

经过三个肿瘤医院的复查，得到的结论是相同的，均确诊为“脂肪型黏液性肉瘤”。他们建议“切除面积不够，回当地补做大部根除手术”。

在杭州我们只住了三天，就动身回来了。

遗憾的是，回来以后我没有补做大面积切除手术而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1977年秋天，伊克昭盟卫校办了一个药剂班，专门培训医院药剂专业人员。当时急需聘请一名化学教师。对这个班来说，化学是主要基础课，因为这些学员的中学时代是在“文革”初期度过的，没有学过或者学过很少一点化学，这对从事药剂工作的人几乎是一个“科盲”。

9月下旬的一天，一位领导来找我。

“……没有办法，现在只好动用你这个病人了。”

我欣然同意。其实，我在学校里已有8节课，还兼任业余体操教练，在手术后接这门化学课，癌症究竟会给我带来什么严重后果，我自己也不知道。

卫校的教导主任董月恒老师亲自登门向我表示感谢，并送来了办公用品。

“十年动乱”结束后，百业待兴。药剂班的教学要求很高，但要从零开始教，每周10课时，经一学期教学，要掌握高中化学基本内容并突出药剂化学内容，困难将是很大的。

1977年6月摄于上海黄浦江畔

找不到符合这个教学要求的教材，唯一的办法只有自己编写教材。我采取边写边印边教的办法，及时供应讲义，满足教学要求，使教学顺利进行。在药剂班结业时，我把一本13万字的讲义送给卫校时，董主任紧握着我的双手，激动地说：“我从教20多年，还从未见过像你这样师德高尚的教师，你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你又是个病人。我们该怎么感谢你呢?”

在伊克昭盟卫校任教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个三起三落的学校，在“十年动乱”结束后表现出来的自强精神，全体教职员工的团结和虚心好学，使我愿意在学校重建遇到困难时，助以一臂之力。

在过去“左”的思想影响下，人们已经养成“不计报酬”的习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解放了，因为每课时1角5分的报酬太少，卫校就大胆地把实验费、辅导费、刻印费、编写费……加上160课时的报酬24元，总计125元，发给了我。但我觉得，在卫校任教，我的收获不是这点钱的事，而是领导、老师和同学对我的支持和尊重。我讲课时，常有老师来听课，后来卫校领导又让我为全校教师做观摩教学。如今这一点钱早已花掉了，但教导处转给我的《教师听课记录》至今我还珍藏着，作为永久的纪念。一天，董老师对我说：“我们已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伊克昭盟有这样一位难得的教师。”

1977年12月，伊克昭盟召开了首届全盟科技教育先代会，我和妻子赫连素贞都出席了这次先代会。

今天，我都不敢想象，像我这样的“臭老九”“老运动员”怎么能登上这大雅之堂?

不久以后，《内蒙古日报》和《鄂尔多斯报》分别在1978年1月16日和2月11日头版报头位置登出了我的照片，过去这个报头位置是登最新“最高指示”的。这一点使我深深感到：“十年动乱”后，“左”的思潮给知识分子所造成的精神枷锁已经崩溃了，知识分子充分施展才能的春天即将到来。过去对知识分子是怎么看的?现在情况就不同了，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1]

1978年初，我的右大腿内侧浮肿。到4月，明显地鼓起一个大包，组织上决定让我再次转院外地治疗。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担子重了，有病不得不治，但失去的时间怎么补偿呢?我想一路上会有许多空余时间，我仍然可以看书和工作。所以，临走时我把资料、钢板、蜡纸都带上。

恶性肿瘤的复发，给我们全家笼罩了一层阴影，预感天灾即将来临。我的生命似乎行将结束，所以去杭州治病时，我们把4个孩子都带走了。但同时，我想“人生自古谁无死”，况且我的自我感觉那么好，我不相信自己会马上死，我还有跟病魔斗争的力量。

在杭州家里住了一个多月，边治疗边工作。临走时，我已经编刻了8万余字的教学参考书《怎样解力学习题》。杭州家里住房与办公条件差，我只得在小阁楼上办公，没有桌子，只好用木箱架在板凳上当办公桌。夏天的阁楼分外炎热，汗水直流，只好把脚泡在凉水盆里。我爱人每天去清波幼儿园听课，参观市里幼儿教师的集体活动，并利用空余时间摘抄杭州市新编的各种幼儿教材和大纲。

去杭州，看病是主要的，但这并不费多少时间。我的父母家住西湖柳浪闻莺，每天清晨我们都可以游览观赏西湖风景。

上次回杭州看病，在家里只住了三天，老人很不高兴。这一次住的时间长，4个女儿都带来了。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的学习，二女儿和三女儿临时转学在清波小学念书。大女儿小燕正好念初中毕业班，经邻里们帮助，就在杭四中旁听，不幸的是，她在6月的一天晚上突然患阑尾炎，深夜送到杭州市的浙江省中医院动手术。

我的病情复发，不只影响了工作，也耽误了孩子的学习，给家庭带来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1978年秋天，我给师范两个数学专业班教物理。入冬以后，右大腿内侧的肿瘤已经长得很大了，压迫神经引起的疼痛已经使我难以坚持在讲台上讲课，但我还是坚持到课程结束，一放寒假的第二天，我就转院到内蒙古医院。

病魔越来越威胁到我的生命。全家6口人都到了呼市，住在孩子姥姥家。我不知道上天会做出什么样的裁决，但是，我只要一息尚存，就应当战斗。虽说要做第二次手术，我却没有做死的准备。在病房里，我像往常一样，看书学习工作。在做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在护办看书到11点多，护士小张对我说：“梁老师，你明天要做手术，该休息啦!”

手术的那一天，清晨我照例进行锻炼。这时家里人都已来到了医院。他们见我正在锻炼，心情也不太紧张了，尤其是见到我还这么精神。所以对做手术并不那么恐惧。

注射了镇静剂后，我被推进了手术室。这时是1979年2月9日早晨7点半钟。在手术室里，我见到了大夫和护士们正在忙碌地洗手消毒，室内宁静而紧张。不一会儿，来了一位麻醉师，他让我反过身子躺着，“一、二、三……”他数着脊椎。我调过脸看，只见他手里拿着一支又长又粗的针筒。他猛地把针头敲进骨髓，一阵剧痛顿时消失，然后他让我仰卧躺好。接着，来了几个护士，一个量血压，一个给我插输血针头，一个给我插输液针头，一个给我右大腿消毒……医生不时地用针头来测试我的大腿，“还痛吗?”“有感觉吗?”

我的两条腿很快发烧了，这时腿失去知觉，大夫和护士们开始围到手术台的周围。今天给我做手术的是自治区著名肿瘤专家鲁智医生。

透过纱罩，我看见护士们和医生忙碌的情景：他们谁也不说话，只有手势和节奏很快的动作。一个长长的伤口打开了，伤口两边布满了止血镊子……我入睡了。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突然一阵痛感把我惊醒过来。

“痛吗?”医生问我。

“有一点。”

护士们赶快给我注射杜冷丁，我又入睡了。在睡梦中，听见有人叫我：“醒来吧，手术做完啦。”一位医生端起一个盘，指给我看：“这是切除的肌肉和瘤。”

这次手术切除了四条内收肌，取出了一个直径是7cm的肿瘤，这盘肌肉和肿瘤大约有1斤重。

护士们把我推出手术室，当我从电梯里出来时，我爱人看到我忙问：“老梁，怎么样?”我听出来她那嘶哑的嗓音。她又在流泪了。

“我挺好，我都不哭，你哭啥呀!”我安慰她。看到这场面，确实会使亲人难受：我的左手挂着输液瓶，右手挂着输血瓶，又是一群护士和医生伴随着，给人一种病入膏肓的印象。

医生告诉我，肿瘤离血管只有1cm。再晚做手术，肿瘤跟血管粘连了就不能做手术了。

晚上，伤口痛得不能入睡。医生、护士还有学校派遣的冯希贤同志都来病房看我。直到第二天清晨，大概我太疲劳了，才有点睡意。

伤口长28cm，很难愈合，手术后一周还不能拆线，长长的伤口鼓起一个大包，每天要抽出一大碗血水。两周过去了，未见好转。

这跟第一次做手术的情况大不一样，肿瘤增大了，切除面积增大了，伤口长度增加了一倍，痊愈时间自然要延长。面对这种情况，我心里很着急，学校快开学了。我原想，手术后已半个多月，我已经能生活自理了，还是让孩子们回去按时上学，让妻子回去上班，也好料理家务。这样，我原先的计划被打乱了。因此，当小车按预定日期来接我时，我没能回去，司机只把孩子和妻子接了回去。

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特别是刚开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爱人赫连对振兴伊克昭盟的幼儿教育事业深感责任重大，面对伊克昭盟幼教事业的残局，怎样恢复和振兴，她提出了许多设想和方案跟我磋商。经过“十年动乱”，伊盟幼儿教育战线，幼师专业毕业生只剩下她一个人了，深感力不从心。她认为必须唤起社会和家庭对幼教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她草拟了《人人都来关心幼儿教育》一文。后来，她的提议得到了教育主管部门和新闻单位的支持。不久，《鄂尔多斯报》出了一期专刊。

时至3月上旬，我腿部的伤口尚未愈合，仍然在渗着血水。医生告诉我，这么长的伤口要彻底愈合至少得三四个月。我想，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于是我向医生提出了出院回家休养的请求。

回校后，我只休息了几天，就登上了讲台。当时我给大专物理班讲授普通物理和给物理专业班讲授中学物理教学法。大专班应在1978年秋天开课，由于缺教师等原因延误到1979年春开课。如果我因病再耽误学生，损失就无法估量，因此我坚决要上讲台。

1979年初，我带着28cm长、还在流血水尚未愈合的伤口，走上了讲台。当时，我讲授的普通物理和中学物理教学法都没有合适的教材，需要自编自刻。

这年暑假，学校办了为期一个月的中学教师短期培训班。由于新学年高中采用新编教材，而我盟高中教师合格率较低，需要短期突击培训。但是，虽说上级布置任务较晚，在开课前十来天才通知我们，但教师还必须备好课，学生也不能光凭听课，最好有个教材。所以，我用了10天时间又赶写出讲义《高中力学教材分析》，约5万字，平均一天连编带刻5张蜡纸。当时几位教师每人承担一部分教材，连续讲一周，每天讲5—6学时，每学时课的容量很大，预先不做充分备课，是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的。尽管我当时身体虚弱，但完成这点工作量还是有信心的。培训班开课前我终于把自己承担的那一部分讲稿全部刻印出来了。当我跟教务处领导商量发这本教材时，回答却出乎我的意料：

“你最好别发了，你这样做对其他老师压力太大。”

但是我还是偷偷地给学员发了。

这一年，我完成了一套教学参考书的另外两本的编刻工作，即《高中电学习题解法》和《光学和原子物理学》。这样，在这一年中，我编刻的讲义和教学参考书竟达到66万余字，平均每天自编自刻近两张蜡纸。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希望。1979年是我度过的最兴奋的一年。

这些年来，每逢春节前，伊克昭盟教育处的处长苏汉源同志、关廷梓同志都要来看望我。他们每一次来，我都是趴在台灯下工作。

“快过年了，你怎么还工作呢?”

他们每一次来都给我带来一大堆慰问品。但是，殷切而深沉的关怀，对我无疑是巨大的鞭策。伊克昭盟是一个偏远落后地区，在“十年动乱”结束后，教师特别紧缺。那时的伊克昭盟师范为了弥补缺员，只好将本校毕业的一大批中专生留校任教。

在学校需要我的时候，我病倒了。我想，我的时间不会很多了，癌症妄图宣判我死刑。在我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争分夺秒抢工作。悲观、绝望、等死都不是我的最佳生活方式。

两次手术后，我顺利地度过了1979年。但是，1980年春节刚过，我又觉得右大腿伤口上方鼓起来了，有一种肿胀的感觉。我意识到病魔又一次光临。于是，我对学校领导坦率地说：“肿瘤又复发了，但只是开始，还可以坚持一段时间，是否‘五一’以后再考虑治疗问题。”

4月10日，学校停止我的全部教学工作，强令我转院治疗。这时学生们进入实习准备阶段。临走前一天，同学们反映他们不会写教案，可是我第二天就要转院走，已经无法指导了，后来我答应连夜赶写两个示范教案。

由于时间紧迫，我只好直接刻到蜡纸上，刻到半夜一点多钟，睡一会儿起来再接着刻写。等我刻写完，已经天亮了，离发车时间只剩下不到20分钟。

为了不影响妻子的工作，这次转院由大女儿小燕作陪。她正上高中毕业班，临近高考。此次陪我治病对她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经过医生检查，果然在大淋巴下深部发现乒乓球那么大的一个肿瘤。我从鲁智大夫和夏大夫脸部沉重的表情看出，我的病情的严重性已经升级了。

“赶快做手术!”这是大夫给我的第一个回答。

“这是第三次大部根除手术了。”夏大夫向我解释着，他的声音显得很低沉。同情忧虑使他陷入沉思。“原位复发，手术一次比一次难呀!不过好在你还是那样乐观，体质也不错，那就决定做手术吧。”

在病房里，小燕一边照顾我，一边抓紧时间复习。现在对她来说，上大学已经是次要的事了。她担心的是我的命运。病情的升级恶化给一家人又一次蒙上了阴影。但是，我不希望家庭里充满一种悲观气氛。在病房里，我仍然像往日那样，学习、工作、锻炼，和以前那样同女儿讨论有趣的物理问题。

经过一周的观察和检查，做手术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坚信我的体质好，还能经受一次大部根除手术。

“我还要站讲台当教师，希望保持腿的基本功能。”我向大夫提出请求。

“有困难，至少没有绝对把握，尽力而为吧。”

1980年4月23日早晨7点，我又被推进了手术室。我的妻子是手术前一天赶到呼巿的，她见我仍像往日那样乐观坚定，毫无惧色，她的忧虑也就大部分消失了。手术后的结果已在预料之中。午后2点多，我才从手术室出来。

这次手术，从淋巴下深处取出一个小鸡蛋大的肿瘤，伤口从原来的28cm增加到33cm，大淋巴全部被摘除后，又把右大腿动脉血管的外壳全部剥去，扫除的面积和深度都超过前两次。

像前两次手术那样，在手术的当天晚上我总是不能入睡，尽管注射的麻药药性未完全消失，但是余痛正好不能使我进入梦乡。而最使我难以忍受的还是通宵的输液，导尿管和不能伸展的带伤口的右腿，把我牢牢地束缚在钢丝病床上。不过我也已经习惯度过手术后的第一个24小时。护士和医生们不时来观察，询问手术的情况，加上亲人的陪伴，倒也并不使我感到孤独。

手术后第二天，作为主刀手的夏大夫和鲁大夫来看我。他们用一枚针头碰了一下我的右腿，我的脚不由得缩了回来。夏大夫和鲁大夫笑了。我知道，医生们为了保住我右大腿的基本功能，煞费心思地做了周密的手术方案，现在成功了。

大概我们都是“老九”的缘故，医生们常来病房看我，同我聊天。

“如果第三次复发，还能做第四次手术吗?”

“只好截肢，而且还要去掉半个臀部。”夏大夫坦率地告诉我。

“这样能根除吗?”

“不保险!”

“那怎么办呢?等死吗?”

“这一次一定要做放疗，以后每年做一次化疗，即使没有复发，一年一次化疗不能停，要想办法预防复发。”

当时，在内蒙古医院十二病房（肿瘤病房）里气氛是异常紧张的。住院的都是被“判了死刑的”癌症患者。不论是病人还是陪床的家属，心情都非常沉重，很少见到笑脸。但是，表面的平静很难掩盖内心的矛盾，吵架、摔饭碗、赌气、绝食……是经常发生的，悲剧随时都可能发生。

小李是内蒙古医学院二年级学生，“文革”时曾在农村插队，1978年考上大学。在一次体育活动中不慎把肩关节扭伤了，经几个月治疗未见好转，后经诊断发现患有骨癌，住院后由他刚成亲的妻子陪床。一天，小李妻子来我们病房打扑克玩儿间，她问我：“今天太阳这么好，可小李一早起来就说太阳这么糊，看不清阳光。咋回事?”

“那你赶快回病房去。”我知道这正是病人临死前瞳孔扩散的迹象。

她刚一回病房，小李就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等待着同他的妻子做最后的告别。

病人或者家属一遇到麻烦事儿就来找我，劝架、安慰、疏导就成了我住院期间的日常工作。

死人是肿瘤病房经常有的事，特别是夜间死人。年轻的护士又害怕又忙乱，她们总来找我帮忙。有时，护士干脆把死人交给了我，让我用小车推到太平房，护士们留下清理病房。

在内蒙古医院，肿瘤病房是最忙最紧张的。在这里，死人多，突发事件多，危重病人多。但是，只要有一点希望，人们总是在做最后的拼搏。我置身于这个行列，但我并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心。第三次手术后一个月，我开始放疗，每周三次，每次只有半小时放疗，因此有许多时间看书学习。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写成一本《相对论基础知识》初稿。我想“十年动乱”结束了，可以在伊克昭盟普及相对论了。过去我一直想宣传相对论，但在“左”的思想严重的年代里，是没有条件的。病房里安静的时间并不多，我就到六楼上面的电梯机房门口学习。

在高考前两天，7月5日大女儿小燕才回到东胜。为了给我陪床，她几乎放弃了高考的系统复习。次年，她考入了内蒙古师大物理系。

1980年秋天，经过3个月的放疗，我的身体比较虚弱。学校没有给我安排教学任务。我向领导提出建议，为物理专业班开设相对论讲座，每周两学时。学校采纳了我的建议。

1980年11月21日下午，学校党委让我给全校同学做报告，我讲的题目是“人活着是为了什么”。这是我在伊克昭盟从教23年来，第一次在全体师生面前做报告，真是感慨万分。

几十年里，特别是“十年动乱”中“左”的思想把人弄糊涂了，我不知道从何说起。像我这样一个被人们认为“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的人，尤其是长期被当作“特嫌”的人，怎能登上这大雅之堂?像我这样的人，只要别人不整我就算不错了。我之所以有今天，首先要归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恢复了知识分子应有的地位；也应归功于当时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苏汉源处长的支持和关心。他那对党的事业赤诚无私的胸怀，他那对人才的爱惜、大胆的支持，给了我做报告的勇气。

“四人帮”被粉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伟大的政治事件。它从根本上转变了人们的观念。知识分子的感受尤深，犹如过去的奴隶、贫雇农牧民得到解放那样。知识分子一扫旧的观念，从过去那种自己认为天生是被整的“臭老九”，突然成为历史的主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喜悦的心情不亚于农民分到了田地。

我的报告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却吸引了全校师生，全场鸦雀无声。最后我的结束语是：

无数的革命先辈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英勇献身了。他们开创的事业需要我们来继承。我们应当努力学习，忘我地劳动，像我们的先辈那样无私地献身。革命的人生观，并不是抽象生疏的东西，无数先烈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革命的人生观，需要的是对人民有益的行动，而不是空洞的言辞。

早在24年前，还在大学四年级时，我向党支部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为了好记，我特地选择了1956年的国庆前一天递交这份申请书。

24年过去了，杳无音信。随后我又递交过无数次申请，但都似石沉大海，看不到一丝希望。我并不灰心，我坚信自己能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尽管我被戴上许多莫须有的帽子，但我相信自己走过的道路。我，一个杭州人，既然敢只身来到这遥远的北疆，就会走出一条路来。

在3次手术后，我还是一如既往拼命地干，像一匹受了伤的骏马仍然马不停蹄。

1980年12月7日晚7点学校党支部讨论了我的入党问题，同时讨论的还有薛志宇老师，他是我23年前的学生。1980年12月15日党组织正式批准我为中共预备党员。

在党的60岁生日那一天，在学校礼堂举行了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我代表新党员做大会发言。

“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完全出于对党的好感，主要是由于对党的事业的理解，通过自己几十年来的耳闻目睹，新旧社会对比和刻苦学习所得出的必然的结论。

“23年来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给我指明了人生的道路，走历史的必由之路，这个崇高的理想一直在鼓舞鞭策自己，使我产生了战胜一切困难的巨大力量……”

24年，我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苦苦地思索着。而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从今以后，我将踏上新的战斗历程。

1981年和1982年秋天，我都在内蒙古医院进行化疗。化疗实际上并不费时，大部分时间都可以用来学习和工作。但是，在病房里办公，困难很多。没有办公桌，没有放资料的地方，更没有办公的氛围。根据这种条件，我通常选一些简易的项目。

考虑到伊克昭盟的实际情况，正是教师青黄不接的时候，当时高中和初中物理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仅有10%和18%。许多高中班的物理教师只有中专学历，他们对教材特别是习题的处理缺乏规范化，准确度较差，尤其是对解题的过程与方法缺乏理论的认识。因此，我在两次化疗期间，分别对高中物理上、下册的习题做了全面的分析，写成《高中物理习题解答》上、下册，后由教育处发至全盟各中学使用。尽管有些人鄙视这些工作，但我认为对提高伊克昭盟物理起点教学还是有益的。

给物理专业班讲完相对论基础后，接着又讲了普通物理中的波动光学和量子物理初步。实习是他们的最后一门课。

我担任二中实习组的指导教师，这个组有李铁虎、贾侯明、李国、陈占诚、乔梁、杜保小、包永革、李进忠、王平勇、朝勒门、裴金贵、贾贵玺12位实习生，分别在初二年级71—74四个班实习，每人只能讲2—3节课，实习时间一个月。

为期一个月的实习，既有教学实习，又有班主任和少先队工作实习。任务并不重，但是困难不小，难在我们的实习生一般文化水平低、教育理论欠缺、心理承受力差些。

根据这种状况，我的指导方法是：

1.以鼓励为主，提高他们的实习信心；

2.重素质教育，融师德教育、教育理论、教育实践于一体；

3.勤于指点，力求画龙点睛；

4.办好《实习指导》，扩大指导面，做好无声的指导。（为了更好地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实习生的教学实践能力，我办了《实习指导》，共出9期，约3万字。）

二中是所老学校，设备基础相对比较好，尤其是实验仪器设备。但是，这些年来，琳琅满目的仪器、药品堆置在库房里，杂乱无序，仪器上积满了灰尘，几成废品。为了提高仪器的使用率，更为了培养实习生对物理实验设备的管理能力，我倡议全体实习生投入重建二中实验室的活动。每天课余，实习生便自愿来到实验室、仪器库，帮着清洗仪器，清点、分类、造册。有的仪器毛病不大，就边清洗边修理。经半个月的辛勤劳动，终于还二中实验室真面目。最后，还为二中编制并印刷了6份“东胜市二中实验室药品和仪器清单”。

1982年9月，我在内蒙古医院做化疗，69班的学生云峰给我来信。信中写道：

……我来到这个学校后，我的思想起了很大变化，从中我懂得了不少人生哲理，特别是在您身上，我看到了希望，也懂得了人生的价值……这是我长期摸索、苦苦思考而不得的。在您身上突然看到的，这就是事业的追求……教师是一本活的教科书。他比一切书更能使学生倾倒、信服、动情。我们的事业多么需要一大批您这样的教师，以他们坚定的信念，忠诚的言和行，去感染每一个学生。

时隔一年，1983年9月，我在杭州西湖疗养院疗养，学生云峰又来信。信中写道：

我脱离了学校生活，也就等于离开了幻境，回到了现实中来。我曾把生活幻想得那么迷人，可是现实生活，却使我失去信心……现在，我陷入无限的忧虑之中……渴望有人能为我指出一条能使我行走的羊肠小道……我曾在梁老师及您家中看到希望，找到过价值。但现实已将我的一切幻想击得粉碎……盼答复，急切地等待回音!

从信中可以看出，他向我们提出了当今师范生教育中的许多重大问题：

1.怎样正确看待现实生活?

2.读书是为了什么?

3.师范生到农村当小学教师，前途何在?

4.什么是个人的前途?怎样解决理想与成才、祖国和家乡的命运与个人前途的关系?

我向校党委提出书面建议：在全校范围内对以上问题深入讨论，对全校学生有益。

1983年11月6日，我从杭州返回学校的途中，即给在农村学校的学生云峰写了一封长达2000字左右的复信：

……你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在校时，你自学教育学、心理学，立志献身教育科学。青年有这样的抱负是难能可贵的。你曾几次滔滔不绝地谈论你的未来，我作为一个老师也曾为你感到欣慰。但是，我还有许多话没来得及讲，你就匆匆地离开学校，走上工作岗位了。

……要成为一个优秀教师，必须注重自身的思想锻炼，必须做到寓共产主义于教育实践之中，脚踏实地，努力实践，勇于献身。党和人民需要成千上万优秀的人民教师，农村更需要德、才、艺全面发展、水平高的教师。尤其是伊克昭盟的农村……教育上存在许多问题，亟待我们去解决。这些正是我们应当看到，并下决心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去改变的。当然，现实中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果我们拋弃个人名利，拂去个人主义的迷雾，有较高的思想境界，我们就会坚定自己的信念。5年、10年地奋斗下去，农村教育阵地是我们增长才干、大有作为的地方。希望你有空看看《人民教育》等杂志，这是比较现实的教育学。

教育与生产不同，它的成果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产生。它需要10年、20年，甚至毕生的精力，才能获得成果。这就需要我们有高度的献身精神，忘我的劳动，坚强的意志，探索进取。

……希望你正视现实，严于律己，在艰苦的环境中，自强不息，锐意进取，在实践中走出一条农村青年教师成才之路。

学生云峰接到我的信，马上给了复信。信中写道：

尊敬的梁老师：

看了您的来信，我感激不已……

短暂的相处，您可曾想象到，您给我留下的印象有多么深刻。实在说，在我未认识您以前，我总认为人生的价值体现在社会地位的高低，对金钱占有的多少。

为此，我曾苦苦地追求过，但终究鸡飞蛋打，我的追求变成了梦幻。

为此，我曾绝望过。

随着人生观讨论进入高潮，我又一次振作起来……现在，在您的身上，我看到了希望之光，看到了人生的价值所在。使我明白：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社会地位的高低，更不在于金钱占有的多少，而在于为社会付出多少!!在您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的真谛!这是我两年来师范取得的最大收获。

梁老师，您的信仰就是我所真正追求的东西，我将永远是您忠实的学生。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生活上，您是我的楷模。

我觉得信仰应负一个良心的责任，为什么要在人间留下一种世俗偏见，让它永远禁锢人的头脑?特别是在农村。这种世俗偏见什么时候才能在人类中消除?您放心，不管生活的小舟怎样随波逐流，我政治上的追求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将永远记住您的话，像您那样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我点滴能量，让人生的价值植根于大地……

1983年12月6日，我给云峰去了第二封信。信中写道：

看了你的来信，我感到高兴。我觉得你还是很有头脑的。在我看来，被世俗偏见遗弃的人恰恰能捡到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未来是属于他的。

教育科学与其他所有科学领域一样，需要我们有高度的献身精神，去探索许多未知的东西。要成为一个教育家，不一定要在大城市、高等学府。我从来认为教育是最富于地方性和民族特色的，一定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望你立志在农村成长为一个中国的教育专家，希望你读书破万卷，在学习与实践的结合上，走出一条一个农村青年教师自学成才的道路。

当然，这就需要你付出巨大的劳动代价。我觉得你年富力强，要珍惜青春，要把精力都用在事业上。那么，10年、20年，必有成果。事实上，我们周围的人，谁不在奋斗着，只是奋斗的目标不同罢了。搞不正之风的亡命之徒，不也是成天忙于奔命吗?实际上，他们所得无几，并且过着忐忑不安的恐怖生活，已经走到危险的边缘了。难道这是值得羡慕的吗?

你要清醒地看到，现在教育上问题成堆，而我们的认识又不足，我们需要勤奋地学习，踏踏实实地实践、探索，寻求这个救国的道理。俗话说，立下报国志，方有报国才。你说对吗?

我翻阅着一封封的来信，这来自师范生心灵深处的呼吁，使我久久不能平静。青年，是我们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师范生更是我们8亿农民的命根子。他们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文化水平，决定了一个乡、一个村的前途命运。翻阅着这些信，一张张聪明伶俐的面容，一双双圆滚滚的黑眼睛，一幕幕往事掠过我的脑际。那些学生似乎在责备我：“老师，为什么在校时，你不给我们多讲一讲呢?”我欠账太多了!

从1977年至1983年的7年间，我住院、转院达8次，累计时间为15个月。每一次出院，医院总给我一个全休半年或3个月的诊断书。我从来不用。我觉得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好像长跑运动员跑到了最后一圈，癌症就像发令员鸣响了最后的枪声，到了最后的冲刺。时间对我来说太宝贵了，我应该抓紧一分一秒来工作。所以，出院后，我唯一的愿望是能够像别人一样正常工作，享受我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天伦之乐。

然而，每一次出院，学校总不给我安排教学任务，总是劝我休息，“在家多躺一躺”。可是，我认为躺着等死，不如站着做死。与其等死，不如拼搏。领导和同志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他们不忍心让一个得了癌症的人继续拼命地干。而我却认为，在癌症面前，更需要理智，而不是情感的照顾。所以，每一次出院我都做好多方面的准备，首先在病房里做好工作准备。1982年秋天我化疗回来，白细胞较低，身体虚弱，工作一周，就患重感冒。张校长看到我又红又肿的右大腿，他吃惊了，让我在家休息。休息了一个月，身体恢复了，我再三要求，学校还是不给我安排工作。于是我写了个书面申请，并由我妻子签了意见：“根据老梁最近身体状况，可以恢复工作，请求党委考虑。”这样学校才恢复了我的教学工作。人生自古谁无死，当死亡即将来临之前，我一个癌症患者唯一的希望是，领导和组织帮助我能夺回那即将失去的时间。

1977年以来，我经历了3次大部根除手术，1次放疗，2次化疗。其间每次复发都是手术一年后发生的，1980年4月第三次手术至疗养，已时隔三年半没复发。每一种治疗，放疗、化疗、太极拳运动以及服用大量的抗癌中草药无疑都是必需的，很难说，哪个最重要。如果说，哪个最重要，那么，它们的综合作用最重要。

但是，很难说，我是否最后战胜了癌症，现在我只能说：我对战胜癌症已经有了希望。

在这7年中，我并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我的体质使我坚信，我能战胜它。我每天坚持锻炼，一如既往地紧张工作，家庭的一切都和以往一样和睦、安宁，充满欢乐。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同志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