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沙皇被不公正地处决了。这在东、西方人类犯罪史上也不是一件小事。之后，斯大林成了苏俄最高统治者。他当政将近30年（1924-1953）。今天我才明白，他是一个“绝对犯罪人”。当然，今天俄罗斯人对他的是非功过，是什么样的罪人，存在着激烈争议。进入21世纪，俄罗斯全民经常在为是否要为斯大林建立一座新的雕像而争论不休，双方针锋相对，水火不容。2004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诞辰125周年。有《消息报》记者在莫斯科街头问一位上了年纪的市民：“斯大林执政时，情况比现在好吗？”“他起码打赢了德国法西斯。不错，斯大林搞过大清洗和镇压，但我在叶利钦时代却被逼得去了哈萨克斯坦，这也是镇压！”这是现今俄罗斯社会日益升温的“斯大林情结”的体现。据民意调查，21%的俄罗斯人把斯大林看成是伟大领袖。
对于俄罗斯而言，国家与人权孰轻孰重，一直都是难于解答的问题。有一点是肯定的：斯大林是20世纪世界众多个独裁者之一。他有罪。我意识到，在本质上，争论涉及“罪是什么”？它属于“犯罪学的哲学”核心。今天，末代沙皇已恢复了名誉，但斯大林却没有！在今天的俄罗斯，恢复斯大林的名誉问题一直是不可逾越的雷池！因为大多数俄罗斯人握有历史这面镜子去照斯大林的“绝对犯罪人”骇人听闻的可怕凶相！但另一派人却认为斯大林的一生功大于过。从犯罪学的观点看，他是“相对犯罪人”。
究竟是“相对犯罪人”还是“绝对犯罪人”，请看以下数字。这些犯罪数据主要来源于三处：1.《苏联剧变新探》，宫达非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该主编为外交部前副部长。撰稿者共13人，均为研究苏联问题的中国著名学者。2.《苏联兴亡史论》，陆南泉、姜长斌4人主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陆南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姜长斌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3.《俄国史（1855-1996）》，（美国）W. G.莫斯著，张冰译，2008年，海南出版社。
斯大林时期，苏联遭各种迫害和镇压的人数估计总共约有2000多万！如果这些人的家庭人数都以每家4-5人计算，则波及面将近1亿人（中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涉及的总人口又是多少？）。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平反斯大林时期制造的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便开始。什么是“冤假错案”？那是宣告千百万个因个人独裁专制制造、捏造出来的案件属于“无罪”！青年时代，我经历过“反右”和“十年文革”。1978年我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不久，有一天接到北京大学为我平反的通知（1957年我虽然没有被划成右派，但受到处分，也在中央平反政策之列）。在斯大林时期，最通常的罪名是“人民的敌人”，这是一项可怕的犯罪帽子。再就是“反党”、“托洛茨基分子”、“暗杀者”和“恐怖分子”。斯特恩原是斯大林的哲学老师，是列宁时代的著名老党员，1925-1928年，他每周两次给斯大林讲解黑格尔辩证法。1937年，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斯特恩遭逮捕，后被处死。党史学家斯切克洛夫、索林和克诺林也被枪决。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卢金院士也成了大镇压的牺牲品。从“人格与犯罪”的视角去看，斯大林是“快乐杀人犯”。赫鲁晓夫时期（1953-1964）总共有数百万被斯大林独裁统治无辜关押和劳改的人被释放回家；另有数百万人在他们死后终于恢复了名誉。
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他的光环有一大串：“天才导师”、“我们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永不犯错误的理论家”、“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斯大林就是真理”、“一切时代科学的泰斗”、“斯大林的指示就是法律”……这最后一个罪恶头衔是非常可怕的，它意味着千百万人（包括民族精英和普通老百姓）被关进监狱和集中营，当然它也是“绝对犯罪”的根源。这是“时代的罪”。
在某个时代，当一个独裁者被高呼为“万岁，万万岁”的时候，千万人便被捏造为冤假错案的牺牲品。--这是犯罪学中的一条规律。“斯大林的指示就是法律”这句口号再次使我想起“语言与犯罪”的关系。野生动物（鳄鱼、狮、虎、狼……）会说出这样一个构造精致的句子吗？说不出，所以动物也不会制造大规模的犯罪案件！斯大林恐怖（大清洗）规模之大是惊人的。1936-1939年受迫害的政治犯不少于450万人，其中至少50万人很快便被枪决了（被枪决的首先是负责干部）。数以百万计的、只有小小过错的人都被杀害，牵连到各阶层大批人，包括反对派首脑、国内战争英雄、政治局委员和杰出科学家，再就是几十万普通农民、工人、职员、下级军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关押政治犯的所谓“疯人院”遍布全国。克格勃的第五局是专门对付苏联普通居民的。但是苏联最高领导层也并不安全。著名的外交家、对斯大林忠心耿耿的莫洛托夫（我在读中学时，这个名字是仅次于斯大林的苏联第二号人物）便在答记者时说：“我终生都被监听，肃反人员对我很好。他们直截了当对我说，谈话要小心点。人们会打小报告，自己再加点油，添点醋……哎，斯大林刚好是个疑心病很重的人，你若是被人打了小报告，你就很难说清楚，很难。”连政治地位很高很高的莫洛托夫都日日夜夜生活在恐惧中，更何况其他人！这便是个人崇拜时代造成的，也是“时代的罪”的典型披露！因为“斯大林的指示就是法律”。这使我想起在传统的中国，皇帝口含天宪，言出即法。皇帝独览立法权和最后审判权，凌驾于法律之上。在我国历史上，“朕即法律”，皇帝享有全国最高立法权；皇帝拥有最高行政权；皇帝享有最高司法权。这样，皇帝便享有生杀大权，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于一身，不可一世!这便是“斯大林的指示就是法律”这个可怕、邪恶命题的内涵。它才是“时代的罪”，十恶不赦的大罪，“绝对犯罪人”的根源。但还不是“罪的本身”。
随着百万人被关进牢狱，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日益严重。他的画像出现在各处。图片是苏联海滩疗养地的斯大林画像，时1935年。意大利著名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N. Machiavelli，1469-1527）在《君主论》中说，君主要处理好赞扬和责难，残酷与仁慈：“人们爱戴君主，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惧则是基于君主的意志。”他又说，君主同时被人们爱戴和畏惧（两者兼顾）是很难的。君主在使人们畏惧自己的时候，应尽力避免使人恨！但斯大林没有掌握好分寸，他的绝对犯罪行为招来千万人的恨，最后使苏联解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苏联寿命仅74年）
1961年10月苏共第二十二大召开，斯大林的尸体被搬出列宁墓，他的无数大小雕像从各个城市被清除。前些年，我在莫斯科一座公园便见过十多座斯大林的全身或半身塑像“残骸”。那也是一种“坟场”。久久站在那里，我想了很多。历史宣判斯大林有罪，但毕竟他又有些功劳，其中之一便是他作为“绝对犯罪人”丰富了新的犯罪学，特别是20世纪犯罪学的哲学：国家是什么？君、民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罪是什么？推倒了沙皇，换来了斯大林，这样的革命好吗？有必要吗？革命和进化（改良）的英文分别为Revolution和Evolution，仅开头一个字母之差。进化也许更好些，免去了暴力，和平、改良、渐进，国家、人民不会受到伤害。
我想起斯大林对无产阶级专政所下的定义，特别是从认识到实践。他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说：“简单地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拥护。”[1]请注意“不受法律限制”这关键性的一句。于是按这条逻辑，末代沙皇全家被枪杀；苏联成立后好几百万无辜者被作为犯人关进集中营，不少女犯人被牢狱长和管理人员强奸……斯大林执政时期便是恶政治。恶政治是“罪的时代”根源。它不是某个人被谋杀，而是千万人被“绝对犯罪人”杀害，千万人是受害者。
1945年二战末期波茨坦会议，斯大林出席了。在他的右边是莫洛托夫。莫洛托夫知道，他一直被克格勃监视，可想而知其他大小官员（包括元帅和将军）的处境，可谓时时处处生活在恐惧中。因为斯大林的话就是法律！我相信，斯大林死后一两百年，历史学家和犯罪学家都会研究他，评说他：他的是非功过；是相对犯罪人。还是绝对犯罪人。有多少无辜的人因为他而死在集中营和“疯人院”内！又有多少家庭成员被牵连！在中国，这样的家庭成员头上也有一顶重重的、日子不好过的政治帽子：“反革命家属”！妻子要同丈夫离婚，子女不能上大学。这是“时代的罪”，20世纪是“罪的世纪”。但愿21世纪是一个有理性的、正义占上风的世纪！
今天我们便生活在一个反政治的时代。这是对政治的误会和曲解。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认为，政治是卑鄙、无聊、肮脏、腐败、充满阴谋、惨忍和犯罪的世界。不错，恶政治的确同世界上最邪恶的犯罪联系在一起！恶政治是制造无数人间罪的机器。它是一台绞肉机，离“罪的本身”最近。也许，它已经是“罪的本身”。我亲历过，也见过。
“文革”后期，探挖“5.16”反革命分子运动开始，我所在的干校有人因恐惧而服农药自杀。人死了还被加了一个“罪名”：“自绝于人民”；他的妻子带着一个4岁的女儿特意从湖南老家赶来辽宁兴城为亡夫料理后事。在食堂排队，我看着她的右手牵着孩子买饭。当时，从我的头脑里便悄悄地冒出了无声的一句：“恶政治是最大的犯罪！”
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2012年12月3日有篇文章，有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最密切观察中国的人士说，这个国家已经在朝着某种集体领导制迈进，对某一个人的意愿的依赖越来越少，不再像毛泽东统治时期那样。”（自我国《参考消息》，2012年12月5日）今天，中国人毕竟迎来了比较善的政治。这是全体中国人的幸事！
【注释】
[1]《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19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