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商业化与政治媒介

5.3.1　政治传播商业化

商业化不是产业化，它指的是以生产某种产品为手段，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行为。媒介不仅是信息、思想、政治，而且也是经济。从事媒介行业的人也是经济动物，媒介也是经济利益的集散地。媒介造就百万富翁、亿万富翁，造就中产阶级，造就报童、报摊，当然也造就自己的消费者群体。这是一个不断膨胀的产业。新媒介成为新的产业，往往使原有的一切产业具备新的形式和运作机制。媒介产业是其他产业发展的助推器。世界是人的天地，也是产品的库房。产品世界的秩序是由媒介按照品牌进行编码和排列的，从而形成“物的体系”，以此支撑着人的世界成为一个多样而有序的“消费社会”。

在宏观层面上，媒体不再仅仅是某个体传播政治信息的介质手段，而且本身就作为一种享有并行使权力的主体登上舞台，在干预政治的过程中，媒体与政府、商业巨头等力量之间，尤其是媒体与政府力量之间的权力关系，成为政治传播研究者的重要旨趣。所谓的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强化，其中，以赫尔曼和乔姆斯基于1988年提出的“宣传模式”理论最为典型，他们认为在阶级利益冲突和财富集中的社会中，媒体生产过程中总是贯穿着“系统性宣传”，大众传媒完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金钱和权力通过一系列的“过滤”使得大众传媒只向公众传播对它们有利的信息内容。^[29]

在一般情况下，传媒的政治传播能量及影响力与其所拥有的经济实力成正比，即越拥有经济实力，政治传播的能量及影响力越强;反之，经济实力较差，政治传播的能量及影响力也就弱了。任何一个创办人都希望自己的传播媒介所进行的报道和宣传为更多的人接受。而受众获得信息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信息与受众之间存在着交换关系，这就使传播媒介具有了商品属性。今天，这个理论观点已经得到正本清源，在传播学术界几乎所有的传播学者都承认报刊(包括广播、电视等媒介)堂而皇之地步入商品市场。媒介内部单位都不忌讳谈“经营”、“创收”、“发财”，希望在市场竞争中抢占市场，取得好的经济效益以壮大自身的经济实力。

商业化的内核在于成本投入、运作周期和利润率等指标，尤其是对利润最大化的追逐。媒体的商业化运作必然导致大众传媒的商业倾向同其社会责任之间的冲突。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就曾指出:“很多媒体现在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寻求新闻公正和社会公正，而是借名人的名字使其采访和制作成本降低，发行量猛增，获得更多的广告，赚取更多的利润。”这样做的结果是，媒体的经济效益虽然上升了，但其应当履行的社会职责却减弱了。具体表现为:对坏人坏事的揭露不够有力，反映公众意见不够充分，传播品位格调不够高雅，促进国家现代化的作用不够明显等。

人类新闻传播史告诉我们，媒介在其商业化的进程中，其价值标准一步步从公共利益转向了商业利益，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转型和媒介生态的变化，也为媒介商业化提供了新的契机。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中国的媒介又开始了在20世纪50年代一度中断的产业化实践，传媒成为了企业单位，媒介的衡量标准不是单一的政治标准，而是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综合指标。20多年过去后，中国形成了日益巨大的传媒产业。与此同时，被奉为圭臬的党报理论虽然支持着媒介文化政治属性的彰显，但是，它远远没有像在革命时期和改革前的那段时间表现得那么有力，它的生存空间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挤压。在媒介的商业化过程中，一方面，因为政府“断奶”，它们不得不主动向市场靠拢，而广告收入已经成为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它的发行收入和其他直接的商业投资收入只占次要地位;这样，为了赢得商业广告，大众媒介更多关注的是受众的经济能力而不是其他因素，而这种理想的广告对象在受众中始终是少数。长此以往，媒介逐步变成只关注少数人的精英媒介，新闻报道呈现倒金字塔趋势;另一方面，媒介从商业利益角度出发，更多关注公共兴趣而不是公共利益，导致娱乐新闻、低级庸俗报道和节目的泛滥。

我们面临着传统媒介功能意义的失落。大众媒介的功能包括:获取信息，适应环境变化;协调社会，联络、沟通和协调社会关系;文化传承，以及一定的娱乐和经济功能。然而今天，在众多受众的思想里，政治信息等媒介信息成为一种娱乐。人们接触大众媒介，阅读新闻，收看节目，已经更多的是基于一种感官上的愉悦。在媒介的商业化过程中，媒介的娱乐功能被放大，相应的其他功能却逐渐失落。在商业化时代，媒介为了追求商业利益，在其选择中，媒介信息的商业价值正在逐步地取代信息的传统价值，从而正在成为主编者和制片策划者选题时候的价值标准。那些与商业利益密切相关的，譬如，股市、财经等相关主题，正在日益成为记者们的首选。于是，记者成了公司挣钱鸟笼里的小鸟，他们的作品更多的不是出于“铁肩担道义”的职业标准，而是更多的受制于市场调查公司和受众调查结果的支配。这些都反映了媒介双重属性相互作用中不协调、不平衡的发展，如果长此以往，则必然会触及媒介赖以生存的基础。

5.3.2　政治传播媒介

政治传播的媒介有许多，宏观层面可以分为人际传播媒介、组织传播媒介和大众传播媒介。^[30]人际传播媒介是指通过个人，尤其是意见领袖经由组织或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偶尔寻求直接方式在公众与政治系统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的中介。意见领袖又称为“舆论领袖”，他是指那些“较多参与大众传播，将从中获得的信息传递给其他社会成员而影响他们的观念和态度的中介者”^[31]。意见领袖在政治传播的过程中影响较大，这一点曾于20世纪60年代被美国的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同事通过实证调查证明。组织传播媒介是指通过团体、组织或政党经由组织或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偶尔寻求直接方式在公众与政治系统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的中介。政治传播中的组织传播媒介体现出较为共同的政治需求，民众表达的政治需求可能通过组织的集合或浓缩，再传递给大众传播媒介或政治系统。人际传播媒介和组织传播媒介体现了传播学中的“二级传播模式”或“多级传播模式”的相关研究成果。

大众传播媒介是指用以向广大的受传者传递各种信息的技术手段，通常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四大媒介。大众传播媒介是最重要、受众最广、影响最大的政治传播媒介。对于政治系统来说，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能使政治信息传递至无限多的政治传播受众，能够影响更大范围内的公共舆论;对于公众而言，公众能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扩大需求的影响力，表达民意，设置公共议题。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大众传播媒介使信息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扩大了公众信息选择的领域，也影响到了公众对政治信息的接纳和理解。这向政治系统控制下的政治传播提出了新的挑战。

那么我们通常所知的政治传媒是属于大众传播媒介范畴的，顾名思义是政治与大众传播媒介的结合概念，是指在政治领域里发挥重要作用的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因传播特点的不同，它们在政治传播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也不相同。传媒包含报刊、书籍、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他们具有物质和精神混合的特性，物质形态是外壳，精神形态是内核，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媒体的不同物质形态将媒体划分为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或冷媒介和热媒介，媒体的不同精神或者内容将媒体划分为政治媒介、经济媒介、娱乐或综合类媒介等。政治传播媒介在整个政治传播系统中是政治系统控制政治传播的控制机能，是政治信息的传播中介，或者说是公众和政治系统之间信息交流的通道。

报纸是历史上最长的大众传媒，从一产生它就与社会政治生活有密切的联系。较早的报纸都属于机关报或者党报的性质，是以传播特定观点和言论为主要目的的。报刊发展历史的每个阶段都有参与政治和社会服务的主题，特别是报纸具有深度报道和多角度评论的特点，其读者稳定且素质较高，至今为止都是政治传播的重要载体。广播的传播速度比较快，传播范围广，对听众没有文化程度和经济层面上的较高要求，其口语化的传播方式也非常适合政治议题的大众解说和沟通。电视的传播特点在于其强烈的现场感，这种真实的直接体会使其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非常大。同时，电视的普及范围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对受众的文化程度限制也较少，所以它是目前最为大众化、最具有政治传播效力的媒体之一。网络媒体凭着自身独特的技术优势迅速成为政治传播的主流媒体之一，信息量、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都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它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平台，对信息的把关程度不高，普通百姓也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方便民众参与政治讨论。

不论是哪一种传播媒介，在政治传媒中，它们的作用都是普遍一致的，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政治传媒促成了特定政治文化的形成。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媒介政治传播的明显效果都是形成与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相对应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由一个社会公民拥有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感情、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由于公民无法直接接触实际中的政治领域，他们的这些认知结果和价值观，一般来说是在大众传媒的政治新闻报道、政治评论中获得信息并形成的。而政治组织通过政治传播所试图达到的目的也是通过传媒报道中潜在的政治导向和评论角度影响公众的政治理性、参政热情和对政治权威的态度。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的作用举足轻重。

其次，政治传媒促进了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以公民权利的自由和平等为核心原则，具体表现为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机会和资格的平等，同时，还以多数决定为基本规则，以法制作为实施的条件和保障。在信息化社会里，信息尤其是政治信息的充分流畅是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也就是通过大众传媒保证公民对政治事务的了解，达到政治过程的规则和结果的透明，公民只有掌握足够的政治信息才能保证他们能正常地行使权利。政治信息的公开化不仅可以提高公民对参政议政的兴趣，而且还可以对政治领域里的各种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防止权力滥用，而政治决策的科学性也要通过信息公开和决策过程的公开来保证。大众传媒的深度报道和监督批评无疑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最后，政治传媒促进了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是一个公民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认知模式形成的过程。政治社会化离不开传播行为。社会成员需要通过特定的政治符号与信息来了解国家符号的意义，需要通过大众传媒的政治新闻报道来了解政治动向，政治组织更加需要传媒的报道来宣传，从而协调组织成员和一般受众的关系。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是一个持久且需要坚持的过程，在世代之间，也只有传播媒介能够达到信息的传承。

5.3.3　传媒与政治的互动

5.3.3.1　传媒政治

马尔库塞指出:“人们真的能将作为信息和娱乐工具的大众媒介同作为操纵和灌输力量的传媒区别开来吗?”^[32]大众传媒对政治领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原本对于普通人相对遥远的政治世界现在可以通过大众媒介日复一日地简单呈现，而且电子媒体还能通过画面表明政治世界的真实性。大众传媒对政治行为的呈现，更容易被公众所认知和理解，更容易获得人们态度上和行为上的认可，这就是传媒政治的一个特征。所谓传媒政治，就是指大众传媒作为政治的一种手段、方式或者一种工具，通过其特有的传播效果对社会进行控制管理，通过传媒的报道和评论影响公众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通过传媒的信息控制与传播达到促成政治目的实现的行为。^[33]它是从传媒的视角研究政治和从政治的视角研究传媒，它指的是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及其一般规律，是政治的一种手段和形式，是关于传媒的权力构成和权利分配。

传媒政治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和政治领域对政治传播活动的更高要求有关。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中期，报业媒体在美国等国家发展迅速，这时的报纸媒体基本上还是党报、机关报性质，报纸背后都有支撑其经营的政党，报纸的政治倾向也非常明显。可以说，这个阶段的大众传媒其实就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从18世纪后期开始，美国出现了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化大众报，这些报纸价格低廉，重视能吸引市场和人们关注的社会新闻，而轻视政治言论。19世纪30年代，广播电台的出现使人们能更快更直接地接受各种信息，这种当时的新媒体立刻得到了美国政治人物的关注，成为一种直接面向公众作政治说明和动员的沟通方式。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电视媒体开始在美国普及，这个当时的新式媒体因为其特有的视频画面的传播方式让政治传播变得具体和形象了，电视媒体上开始出现一种“形象政治”，越来越多的政治节目在电视媒体上出现。

报纸媒体的深度政治报道在影响公众政治观点的同时，也影响政府政策的决定和实施;广播媒体能提高政治人物与公众的沟通效果;电视媒体更是通过画面把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具体形象地呈现在公众面前。至此，大众媒介的传统形式全部出现，形成了在当时全方位的传媒政治时代。

传媒政治时代不仅仅是大众传媒在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时代，而且也是公众有关政治生活的整个画面在多数情况下被大众传媒所建构的时代。由于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对大众传媒的积极使用和媒介组织本身积极介入政治生活，现代社会的传媒政治具有四大特征:

第一，政治沟通形式的多样化趋势。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将网络视频、博客、电子邮件等引入到政治传播领域，政治竞选者不但要在电视节目中说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还要利用新媒体与选民沟通，并且这一利用率与其受欢迎的程度成正比。

第二，公众对政治生活的解读越来越依赖于媒体印象。获得政治传播效果必须通过大众传媒进行宣传和政治动员，政治领域的各种活动越来越依赖于大众传媒的传播来获得公众的认知，政治人物也需要通过大众传媒才能让公众了解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政治行为几乎成为媒体上的“政治图像”。

第三，政治决策过程越来越公开化。决策过程的透明是政治民主的一个体现，这个条件也带来了另一个结果，就是政治过程中的多元化博弈状态，社会组织为了自身的目标和利益可以通过各种努力或者各种渠道参与、影响政治过程，政治决策过程因此会充满多种势力的博弈和竞争。

第四，政府组织与媒体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由于大众传媒在政治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组织和媒体的关系不能够再用简单的宣传与被宣传来解释，也不仅仅是信源与信息传播渠道的关系，而且在社会危机或者重大政治事件发生的时候，两者就会产生各种矛盾，必须在特定信息的传播控制上加以协调。

5.3.3.2　传媒对政治的控制

媒体对政治的影响是通过媒体的传播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反响而间接达成的，也来源于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对社会责任的感知和承担。一般来说，大众传媒对政治的影响方式有五种:

第一，大众传媒可以构建或破坏特定的政治价值。在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大众传媒通过广泛和持续不断的传播活动，在社会成员的心目中构建了特定的政治价值体系。如爱国主义思想、民族统一的愿望、政治体系稳定的重要性，还有法制观念、自由、民主、人权、公平等，对公民进行政治教育、形成特定的政治态度和健全的政治人格以及保持和维护政治系统的运行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相反，大众传媒也可以通过对不同政治理念和政治现状的报道，揭露现行政治体系的阴暗面来破坏和瓦解原有的政治价值体系。

第二，大众传媒可以形成或改变特定的政治态度。在政治生活中，公众的政治态度形成或改变受到大众传媒的直接影响，公众必须通过传媒来了解政治世界的具体情况，传媒编辑加工的信息往往被公众直接作为真实的现实来构筑自己头脑中的政治风景，也就是说，公众对于国家、政府、政党等形象的认知基本来源于媒介印象。

第三，大众传媒可以塑造或者毁灭政治人格。大众传媒是民意的集散地，是舆论形成的一个重要平台，公众认可是政治传播的一个重要目标，政治行为和政治人物的声誉度取决于公众的认可度，因此，大众传媒的政治报道在特定时期可以成就一个政治组织或人物，也可以导致一个政治组织或人物的倒台。

第四，大众传媒可以维持或改革政治体系。历史上的思想启蒙运动都是以大众传媒为载体，在重大政治变革时期，传媒的信息传播活动为政治体系的创新和变革进行了思想传播和先导。同时，大众传媒对现行政治体系的维持更加明显，一般表现为对社会主流政治价值的传播上，其新闻报道都遵循一定的党性原则。

第五，大众传媒是引发或者应对政治危机的有力工具。政治危机往往形成于媒介的大量宣传报道之后，被公众得知真相从而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才会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因此，多数时候，政治危机可以说是媒体报道危机。

5.3.3.3　政治传媒化

“所谓政治大众传媒化，是对当前媒介社会中政治与大众传媒密切关系的一种客观描述，指的是随着大众传媒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大众传媒对政治发展的影响进一步加深——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政治的产生与发展，到政治的运行与进化，无一不渗透着大众传媒的影子，无一不受着大众传媒的制约和牵制。当今的政治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而是大众传媒起着重要作用的政治。”政治与传媒都是上层建筑，都是由经济基础来决定的。政治对传媒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特定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传播媒介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取向。但是传媒对政治的能动作用也是不可小觑的，传媒担负着反应公众意见、愿望和要求的职责，其公众立场和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使得传媒不可能完全受政治的控制和摆布。两者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特点，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当今信息化时代的政治与传媒就显示出与以往不同的关系，传媒的技术发展对政治的传统生存方式和行为逻辑造成了极大的挑战，传统政治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不得不进行自身的调整和变革。

政治传媒化代表了这样一种现实:大众传媒对政治生活介入程度的加深和政治活动对大众传媒依赖性的加强。^[34]就政治和传媒的关系来说，政治对传媒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大量的政治活动为传媒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内容，特定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传媒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取向，政治权力通过法律、行政等手段促进或限制传媒的发展。而传媒对政治有能动作用，传媒担负着反映公众意见、愿望和要求的职责，其所具有的公众立场和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使得传媒不可能完全受政治的控制和摆布。政治传媒化是政治与传媒两者关系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反映了在信息时代、媒介社会政治与传媒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显著特征就是媒介对政治发挥着日益突出的能动作用，对政治的传统生存方式和运行逻辑造成了极大的挑战，传统政治为适应这一状况不得不进行自身的调整，甚至变革。

传媒设定政治议程。根据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理论，媒介总是按照自身的运行逻辑和标准来确定所报道事件的重要性和报道方式。大量实证研究表明，那些被媒介反复报道、不断强调的政治话题很容易引起受众的广泛关注，而那些不被媒介重视的话题，通常总是被排除在受众的视线之外，不被受众了解知晓。“大众传播工具最明显和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使得政治事迹引人注目”^[35]，这一特性迫使政府必须把媒介着重强调和报道的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纳入政治议题之中，政治议事日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媒介的议题设置所左右。

传媒干预政治决策。政治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在政治决策的形成和执行环节中，大众传媒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如大众传媒对民意的整合，为政治决策提供民意基础;通过对决策的广泛宣传，为政治决策的贯彻执行创造有利的舆论氛围;此外，大众传媒的监督和信息反馈，又是决策取得良好效果的必要条件。

传媒介入政治选举。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最常见、最重要的政治选举活动中，大众传媒表现得尤为活跃，已经是选举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之一。从竞选人的宣传和演讲到投票过程以及公民的认可都在媒介的平台上完整呈现。在大众传媒的积极介入下，政治选举变化最为明显的就是政治候选人通过媒体制造的形象来吸引民众投票。于是，政治选举候选人首先要获得媒体的支持和认可，为了迎合传媒，取悦选民，政治选举就越来越像是一场“选美大赛”了。

当然，政治传媒化并不是一个色彩鲜明的概念，它仅仅是对政治与媒介关系的一种体现。我们必须中立地去对待。一方面，媒介对政治的影响是多样化的，这种影响不是天马行空也不是片面极端的;媒介的活动始终局限在政治设定的范围内，完全意义上的独立、自由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媒介对传统政治的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民主公开是信息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不可否认，媒介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政治的民主化和变革。因此，政治传媒化的发展趋势不会是单方面的此消彼长，而是在双方力量相互消长、磨合、适应的过程中，达到新的平衡，进而保持和谐关系。

【延伸阅读】

1.陈崇山，等.《媒介、人、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美］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郭镇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英］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5.［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郭镇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

6.［日］竹内郁郎.《大众传播社会学》.张国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7.［美］罗伯特·麦克切斯特.《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谢岳，译.新华出版社，2004.

【思考题】

1.什么是政治传播效果?具体内涵是什么?

2.如何评估政治传播的效果?

3.试从宏观层面论述政治传播的效果。

4.影响政治传播效果的因素有哪些?

5.简述“政治商业化”的含义。

6.举例说明“政治传媒化”的内涵。

【注释】

[1]谭昆智，等.《传播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13.

[2]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祝建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59.

[3]转引自张国良.《传播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210.

[4]［美］罗杰斯.《传播科技原理》.台北正中书局，1988:207-208.

[5]转引自邵培仁.《传播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376.

[6]Mc Quail＆D.Mass.Communication Theroy:An Introduction.Ibid，Chapter7，2004.

[7]转引自梅尔文·德弗勒，桑德拉·鲍尔·洛基奇.《大众传播学诸论》.杜力平，等，译.新华出版社，1990:199.

[8]邵培仁.《传播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389.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286.

[10]［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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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美］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130.

[18]Klapper，Joseph T.The EffectsofMassCommunication，The Free Press，Glencoe，Illinois，19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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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Noelle-Neumann，Elisabeth.The Spiral of Silence，ibid.，2004: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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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Tichenor，P.J.Mass Communication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Public Opinion Quarterly，Summer，1970:158-170.

[24]McQuail，D.and Windahl，S.Communication models，ibid，200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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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美］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226.

[27]邵培仁.《政治传播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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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Herman，E.S.＆Chomsky，N.ManufacturingConsent:ThePoliticalEconomyoftheMassMedia，New York，Vintage，1988.

[30]周鸿铎.《政治传播学概论》.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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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93:9.

[33]肖滨.《政治学导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277.

[34]李宏，李民.《传媒政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289.

[35]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