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在我心中

贾大山是河北省在新时期第一位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家。一九八○年他获奖之后去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正在文坛惹人注目。那时还听说日本有个“二贾研究会”,专门研究贾平凹和贾大山的创作。消息是否准确我不曾核实,但已足见贾大山当时的热闹景象。当时我正在一家地区级的文学杂志任小说编辑,曾专程赴正定向贾大山约稿,这样,我认识了贾大山。我记得那时他是正定县文化馆的创作员。

不久大山便做了县文化局长,以后又任县政协副主席。他当局长当得内行、自如,当主席当得庄重、称职。他依然写小说,对自己的小说篇篇皆能背诵。他的目光所到之处是他所熟悉的底层民众灵魂的底层,他的故事构成了一个贾大山造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乐观的辛酸,优美的丑陋,诡谲的幽默,愚钝的聪慧,冥顽不化的思路和困苦中的温馨。他依然重友情,不重视刊物的大小。他写得不多,且一律是短篇小说,生前没有出版过一本小说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已不能说是当红作家。但他却不断被外省文友们打听询问。在“各领风骚数十天”的当今文坛,这种不断地被打听已经证明了贾大山作品留给人的印象之深。他一直住在正定城内,一生只去过北京、保定、石家庄、太原。一九九三年到北戴河开会才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看见了海。北戴河之后的两年里,我没有再见贾大山。

一九九五年秋天,得知大山生了重病,我去正定看他。路上想着,大山不会有太重的病,他给我的印象,正如我在对他的《印象记》中所写:“面若重枣,嘴阔眉黑”,留着整齐的寸头,已近五十岁的年龄还能很帅地踢腿(可将脚尖举至鼻梁)。他家庭幸福,生活规律,深居简出,善以待人,他这样的人何以会生重病?当我在这个秋天见到他时,他已是食道癌(前期)手术后的大山了。他形容憔悴,白发很长,蜷缩在床上,声音喑哑且不停地咳嗽。疾病改变了他的形象,他这时的样子会使任何一个熟识从前的他的人难过。只有他的眼睛依然如故,那是一双能洞察世事的眼:狭长的,明亮的,似是一种有重量的光在眼中流动,这便是人们形容的那种“犀利”吧。正是这双闪着超常光亮的眼使贾大山不同于一般的重病者,它鼓舞大山自己,也让他的朋友们看到一些希望。那天我的不期而至使大山感到高兴，他尽可能显得轻快地从床上坐起来跟我说话，并掀开夹被让我看他那骤然消痩的小腿——“跟狗腿一样啊”，他说，他到这时也没忘幽默。我说了些鼓励他安心养病的话，他也流露了许多对健康的渴望。看得出这种渴望非常强烈，致使我觉得自己的劝慰是如此苍白，因为我没有像大山这样痛苦地病过，我其实不知道什么叫健康。

一九九六年夏天，蒋子龙应邀来石家庄参加一个作品讨论会，当我问及他想看望哪些朋友时，蒋子龙希望我能陪他去看贾大山，他们是中国作协文讲所的同学。是个雨天，我又一次来到正定。蒋子龙的到来使大山显得兴奋，他们聊文讲所的同学，也聊文坛近事。我从旁观察贾大山，感觉他形容依然憔悴，身体更加瘦弱。但我却真心实意地说着假话，说着看上去他比上次好得多。病人是需要鼓励的，这一日，大山不仅下床踱步，竟然还唱了一段京剧给蒋子龙。他强打着精神谈笑风生，他说到对自己所在单位县政协的种种满意——我用多贵的药人家也不吝惜，什么时候要上医院，一个电话打过去，小车就开到楼门口来等。他很知足，言语中又暗暗透着过意不去。他不忍耽误我们的时间，似又怕我们立刻离去。他说你们一来我就能忘记一会儿肚子疼；你们一走，这肚子就疼起来没完了。如果那时癌细胞已经在他体内扩散，我们该能猜出他要用多大毅力才能忍住那难以言表的疼痛。我们告辞时他坚持下楼送我们。他显然力不从心，却又分明靠了不容置疑的信念使步态得以轻捷。他仿佛以此告诉人们，放心吧，我能熬过去。

贾大山是自尊的，我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当着外人他一直保持着应有的尊严和分寸。小梅嫂子(大山夫人)告诉我，只有背着人，他才会为自己这迟迟不好的病体焦急万分地打自己的耳光，也擂床。

一九九七年二月三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贾大 山。经过石家庄和北京两所医院的确诊，癌细胞已扩散至大山的肝脏、胰脏和腹腔。大山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像每次一样，见到我们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这时的大山已瘦得不成样子，他的病态使我失去了再劝他安心养病的勇气。以大山审时度势的聪慧，对自己的一切他似亦明白。于是我们不再说病,只不着边际地说世态和人情。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件是大山讲起某位他认识的官员晚上出去打麻将,说是两里地的路程也要乘小车去。打一整夜,就让司机在门口等一整夜。大山说:“你就是骑着个驴去打麻将,也得喂驴吃几口草吧,何况司机是个人呢!”说这话时他伸出食指和中指指着一个什么地方,义愤非常。我未曾想到,一个病到如此的人,还能对一件与他无关的事如此认真。可谁又敢说这事真的与他无关呢?作为作家的贾大山,正是这种充满着正义感和人性尊严的情感不断成就着他的创作。他的疾恶如仇和清正廉洁,在生他养他的正定城有口皆碑。我不禁想起几年前那个健康、幽默、出口成章的贾大山,他曾经告诉我们,有一回,大约在他当县文化局长的时候,局里的话务员接到电话通知他去开一个会,还问他开那么多会真有用的有多少,有些会就是花国家的钱吃吃喝喝。贾大山回答说这叫“酒肉穿肠过,工农留心中”。他是在告诫自己酒肉穿肠过的时候别忘了心中留住百姓呢,还是讥讽自己酒肉穿肠过的时候百姓怎还会在心中留呢?也许告诫、讥讽兼而有之,不经意间透着沉重,正好比他的有些小说。

一九九七年二月三日,与大山的最后一次见面,还听他讲起另一件事:几个陌生的中学生曾经在病房门口探望他。他说他们本是来医院看同学的,他们的同学做了阑尾炎手术,住在贾大山隔壁。那住院的同学问他们,你们知道我隔壁住着谁吗?住着作家贾大山。几个同学都在语文课本上读过贾大山的小说,就问我们能不能去看看他。这同学说他病得重,你们别打扰,就站在门口,从门上的小窗户往里看看吧。于是几个同学轮流凑到贾大山病房门前,隔着玻璃看望了他。这使大山心情很不平静,当他讲述这件事时,他的嗓音忽然不再喑哑,他的语气十分柔和。他不掩饰他的自豪和对此事的在意,他说:“几个陌生的中学生能想到来看看我,这说明我的作品对人们还是有意义的,你说是不是?”他的这种自豪和在意使我忽然觉得,自一九九五年他生病以来,虽有远近不少同好亲友前来看望,但似乎没有谁能抵得上几个陌生的中学生那一次短暂的隔窗相望。寂寞多年的贾大山,仿佛只有从这几个陌生的孩子身上,才真信了他确有读者,他的作品的确没被遗忘。

正月十四大山离开了我们,他同疾病抗争到最后一刻。小梅嫂子说,他正是在最绝望的时候生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的希望,他甚至决心在春节过后再去北京治病。他的渴望其实不多,我想那该是倚仗健康的身体,用明净的心,写好的东西。然而他已不再有这样的可能。但是观其一生,他其实一贯是这样做的。他这种难能可贵的“一贯”,使他留给文坛、留给读者的就不仅是独具价值的小说,还有他那令人钦佩的品性:善意的,自尊的,谨慎的,正直的。他曾在一篇小说中借着主人公、一个鞋店掌柜的嘴说过:“人也有字号,不能倒了字号。”文章至此,我想说,大山的作品不倒,他人品的字号也不倒。大山理应安息。

在人心浮躁的二十世纪之末,我深深怀念这位如同兄长的文坛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