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林在山上，流萤在心中

碑林在山上，流萤在心中

马连登

1986年,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甘肃日报社工作，便与甘肃日报社原总编辑流萤前辈有了接触，这是我难得的缘分，更是作为甘肃日报人的骄傲。

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一眨眼流老已经离开我们几年了。但现在回忆起来，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学者风范，依然历历在目。

流老的甘报情结

同事之间不称职务，就一个“老李”“老王”“小刘”“小张”的称谓或直呼其名，如“迪民”（甘肃日报社第一任社长，很多老报人都这样叫他）、“流萤”等等，就可确定双方必是甘报人，这也算是甘报人特有的一个标志和传统。我刚参加工作就在甘肃日报社人事处，当时报社编委会决定组织专门人员撰写《甘肃日报组织史》，清样出来之后，组织上让我分送报社老领导审阅。流萤同志当时已经是甘肃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那是1987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电话联系好之后，我拿着《甘肃日报组织史》的清样去省委找流萤同志，进了省委中楼，在二楼寻找流老办公室时，碰上一位组织部的同志，他问我：“同志，你找谁？”我说：“我找老流。”这位同志先是惊愕，继而像是怀疑我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就在我俩说话的当儿，一间办公室的门打开了，流老走了出来，微笑着开口便说：“这是报社的同志，他是找我的，今后你们记着，凡是一听说是找‘老流’的，那一定是甘肃日报社的同志，领进来就行了。”当时，我心里非常温暖，为自己是一个甘报人感到无比的自豪。一进办公室，发现有两位领导模样的人就站在办公室，像是专门给流老汇报工作的，因为他们表现出的那种恭敬足以说明“老流”有很高的威望和很大的“权力”。流老一边拿着清样看，一边又给我让座倒茶，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大大咧咧地坐在沙发上，端着茶，看着那两位流老让座而又一直站着，不时用异样目光看我的领导，一直等着流老看清样,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自然，真是十足的幼稚。流老把清样修改之后给我的同时，叮咛我：“小马，你们请其他老领导再审阅一下，多查阅档案，把时间弄准确，干组织人事工作，要有耐心、细心、公心，不要嫌麻烦，力求做到客观、真实、准确。”他老人家的这一教导，一直指导我从事甘肃日报社的人事工作，工作中没有太出色的表现，但也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称职的人事工作者。

流萤书法作品

流老作为从西安随军进入甘肃，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后于9月1日创办《甘肃日报》的元老，对甘肃日报社及甘肃日报社的事业发展和同志们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不论是在甘肃省委、省人大的领导岗位上，还是在离休后为兰州碑林建设奔走呼号的日子里，他总是忙里偷闲来报社，与老同志们嘘寒问暖，与年轻同志交流谈心，关心报社事业的发展，关心报人的工作和生活。只要流老坐的车一进报社大院或流老的身影在报社出现，新老报人总是传递信息，喊叫着“老流来了！”簇拥着，抚摸着他那宽厚温暖的大手，总有说不完的心里话，就连给他开车的张师傅也都成了报人的熟人和朋友。若是有一阵子见不到老流，报人们也总是互相打听他老人家的方方面面的情况，这种“娘家人”朴实而真实的情感和牵挂是多么的弥足珍贵。流老曾经不止一次地给报社的年轻同志谈到：甘肃日报社是一个事业单位，是做学问的地方，不是做官的地方。甘肃日报社分管业务的领导，必须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扎实的文字功底，更要有为他人做嫁衣的奉献精神，从稿件的写作、编辑到版面的安排、标题的制作，无处不是匠心独具，用心良苦。尤其是一年四季轮流上夜班，白天还要组织采编人员研讨新闻业务，其他厅局单位当官的很少有这么忙碌劳累的。说起来很苦辛，可大家都乐此不疲。流老说，就在《甘肃日报》创刊初期，甘肃日报社委会就明确提出，甘肃日报要培养出一批名编辑、名记者、名作家，甘肃日报社应该成为培养人才的地方，社领导、部门主任也是经常鼓励年轻人要认真工作，潜心钻研新闻采编业务，在学习讨论业务的热烈气氛中，有时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可事后大家又能正确对待，和睦相处。这种争论，能辩明是非，能增进友谊,能提高业务能力，有利于干部的健康成长。甘肃日报社曾一度为省直有关部门培养输送了一些理论功底扎实、综合素质过硬的优秀人才，有一批同志成长为党的领导干部，尤其令甘肃日报人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继甘肃日报总编辑刘爱芝同志调任《光明日报》社常务副总编之后，流萤同志从甘肃日报总编、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调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常委，宋静存同志从甘肃日报副总编调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常委。有的同志还成长为其他省报的总编辑。因为甘肃日报社的社会地位比较高，社会影响力也比较大，甘肃日报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社会的重视和人们的尊重，有德品自高，有为才有位，水涨船就高，作为甘报人，自我感觉很风光、很体面，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

流老的农林情结

流老出生在苦甲天下的陇上“状元县”——会宁县，他出身农家，求学西安，随军西进，参与创办《甘肃日报》，先后任《甘肃农民报》副总编辑、《甘肃日报》总编辑，期间有一段时间离开报社，到省农林局工作。1983年，流老调任省委宣传部任常务副部长，兼任甘肃日报总编辑，但他仍然非常关心甘肃日报社的人才队伍建设。据当时的一位编委会领导讲，在甘肃日报如何进人的问题上，流老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他认为，甘肃省是一个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农业大省，在甘肃日报从事采编工作的同志，不光要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和良好的文化素养，更要有深入农村田间地头，深入厂矿企业、生产车间，克服困难、知难而进的精神，没有吃苦耐劳和任劳任怨的优秀品质是干不好新闻工作的。甘肃日报采编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都急需补充新生力量，国家恢复高考时间不长，毕业生数量还不是很多，名牌大学毕业的外地考生想来甘肃工作的人就更少了，来了也会流失，甘肃日报社要下决心及早行动，注重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或在农林师范类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中选人，在其他院校也要多选甘肃籍的农村考生，还可以考虑进一批中专毕业生。这些学生基础扎实，文化课成绩比较好，大多因家庭经济困难，为减轻家庭负担和提前录取报考了农林师范类院校；有的因父母是农民，对外边的世界弄不明白，报考到普通院校的高分考生也不少；有的虽然是中专毕业生，但他们的基础还是不错的，可就是与大学失之交臂。一方面他们从小就习惯了吃苦，干工作不会挑肥拣瘦；一方面他们必然会倍加珍惜在省报工作的这个机会，从而产生很强的上进心和事业心，这对甘肃日报社的发展是很重要的。甘肃日报社1982年、1984年两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选拔人才。从1984年开始，也陆续在兰州大学、西北农林院校、西北师范大学等院校引进了数量不少的大学毕业生（当时，在甘肃的大学里边没有开设新闻专业。还是流老为了给甘肃培养新闻人才，与兰州大学商讨，在该校成立了新闻系，还抽调报社两名骨干到新闻系任教。就这样一直到1988年，兰州大学才有了第一届新闻系毕业生），尤其是在1984年、1986年引进了数量可观的省内农林类院校的中专毕业生，我也正是在流老的这一思想指导下，以一个林业专业的中专毕业生的身份幸运地进入省委机关报工作的。流老健在时，他平易近人，和蔼可敬，在谈起当时的情况时，我当面表达过谢意。转眼，他老人家已经驾鹤西游三年，当了“神仙”了，我要为这位功德卓著的“神仙”深深地鞠一躬，道一声“流老您好！”他老人家的这种用人思路和用人气魄在当时来说是大手笔,令人钦佩。

流老的碑林情结

流老在《塔影河声》一书的序文《兰州碑林纪略》中讲，“余有志于碑林久矣！1983年，余司宣传之责，深感世人受边塞诗影响，对甘肃多有误解，因之倡议创建碑林，藉以展示甘肃古今人文之盛。嗣以岗位转换，政务繁杂，匆匆不暇，难董其事。1993年，余年逾花甲，息影政坛，心有余而力尚可，家庭支持，社会赞同，乃横下一条心，知难而进，决计以有生之年促成其事。自此以后，夜以继日，年复一年，不唱天，不唱地，单唱碑林一本戏。”“碑林肇建，伊谁之力，人曰流萤,余谓不然，此乃天时、地利、人和所致也！”他胸怀宽广，有远见卓识，笃诚信念，他是兰州碑林这一甘肃文化事业建设振臂高呼的大力倡导者，更是不遗余力的实践者。碑林的建成，正如流老所说，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所为，但笔者认为，没有流萤老的谋划、运筹、苦心经营，就不可能有兰州碑林。论官职，他不是甘肃省最大的官，但他是甘肃“管官”的官，他在任甘肃省委组织部长时，由他撰写《人民日报》刊登的《做官、做事、做学问、做人》一文，在全国组织系统很有影响，也成为全省组织系统干部提高业务能力必学的内容。当时,正是全国上下大力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关键时期,省委组织部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精神，在全省选拔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同志走上了领导岗位，为甘肃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组织保证。此时,流萤同志在省上乃至全国的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大幅度提升，这为碑林建设建立了雄厚的“人缘”基础,也可以说是为今后碑林建设资金的筹集修了路、搭了桥,为碑林建设积累了丰富的无形资源。他当省委组织部长时有过“权”，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可谓得天独厚；当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也算是仍有“衔”还有些“闲”，便于向全国著名书法家为碑林求字，也便于同全省乃至全国数以百计的专家、学者、收藏家、书画家来往和求教，并寻求他们的支持，尤其是他在1993年息影政坛之后,本可以彻底放松身心，颐养天年，可以带妻携孙游山玩水，享受天伦之乐，可他心中只为兰州碑林情有独钟，全身心投入到了兰州碑林的建设中，好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干不完的活，更像是迎来了他人生的壮年和干事创业的春天。他当过省报的总编辑、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管过我省的文化和宣传工作，他是业内人士公认的有文化有学问的大学者，与省内外文化名人、国学大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自身具备了建设碑林所必须的文化艺术鉴赏能力，可以说他的确有文化，有一双识“货”的慧眼，是一位真正的内行和智者。兰州碑林的每一幅书法作品都是经过流老苦心搜集、精心筛选的。他有一颗为甘肃人民做一点事的强烈而坚定的事业心。他所说的做一点事，就是建成兰州碑林。兰州碑林的建成，是甘肃文化建设史上富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业，为提高甘肃的文化品位、提高甘肃的知名度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兰州碑林已经成为来甘肃旅游的文化人所倾心和仰慕的地方，流老健在时，凡是甘肃日报接待的全国新闻界的同行朋友，到碑林参观均是热情接待，免费参观，还要如数家珍亲自讲解，每到参观结束时,流老往往表现出他常有的谦和：“我们经验不足，资金有限，与西安碑林等几处历史悠久的碑林相比，兰州碑林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不断地补充和完善，但它系统地反映了甘肃文化的历史沿革,富有甘肃特色，你们都是新闻界的朋友,有学问有见识，有社会责任感,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也希望你们回去后多宣传甘肃，多宣传兰州碑林。谢谢大家！”客人们常常表现出的是观看碑林时的惊喜、感动、赞叹和对流老这位德高望重的党报老总编老学者的肃然起敬。其实，当时，全国有一股碑林建设热，有许多新建碑林面临困境，情况堪忧，主要表现为，有的是简单利用行政手段拍拍脑袋就上的碑林；有的是走入误区，简单地想“做大”“做全”，缺乏特色的碑林；更多的是一个个碑林建设单位主持工作的人往往不是真正有水平、有修养、有创意、有综合能力的人。于是，这些碑林建设工程多属政绩工程，必然地成为半拉子工程。可见，建成一个内容比较完整，特色比较明显，受到社会广泛赞誉的碑林谈何容易！流老走了，他带着对兰州碑林的眷恋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兰州碑林的建成，的的确确是流萤同志为甘肃文化建设做出的一件功德无量的千秋大业，没有流萤老的艰辛努力就不可能有现在的兰州碑林。

世人对兰州碑林的了解大多是通过阅读由流萤所著、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塔影河声——兰州碑林纪事》一书获得的，也正是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才逐步认识到流老在兰州碑林的整个建设过程中，白天四处奔波，晚上挑灯夜战，一边建设碑林，一边又为碑林“树碑立传”，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文化事业的确需要有强烈的事业心、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有大文化的人才能去做，才能做成，也才能做好。可以说,《塔影河声》是一部甘肃书法史，也是一部甘肃艺术史，更是一部甘肃文化史。

流老的敦煌情结

兰州碑林主体建筑草圣阁的二楼，陈列着兰州碑林的三个精品，即《淳化阁帖》、敦煌写经、秦汉简牍，这是兰州碑林最有特色的碑刻，尤其是敦煌写经和秦汉简牍是第一次被刻成石碑供人们观赏，这在碑刻史上应该是一个创世之举。20世纪七八十年代，学术界关于敦煌学的研究有一个说法，就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的研究在日本”。流老曾出访日本，也曾接待过日本的敦煌学学者。他发现，在日本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人数很多，他们对中国敦煌的研究也很热，其中有的已经有了一些成果，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当时，每年来敦煌旅游的日本客人的数量特别大，他们中有来过好几次的敦煌学教授学者，有耄耋老人，也有中小学生，敦煌的神秘令他们垂青、向往。敦煌是甘肃的,当然是中国的,但也是世界的，对敦煌学的研究，也应该是不分地域、不分国界的。为什么有“敦煌学的研究在日本”这一说法呢?不是说在甘肃、在全中国没有研究敦煌学的专家了，主要是我们重视不够，宣传不够。历史上在甘肃、在全国，潜心于敦煌学研究的学者还是不少，其成果也是非常显著的。比如，陈寅恪先生是我国敦煌学的奠基人之一，1930年在《敦煌劫余录序》中首先提出“敦煌学”的概念，提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对敦煌学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的学生季羡林则完善了敦煌学的学科建设，使之成为国内外的显学。季羡林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世界，得到世界学者的认可。

2005年6月17日，甘肃日报原总编辑刘爱芝同志在北京不幸逝世，报社派我和另一位同志前往吊唁。作为刘爱芝的生前好友，王锡龄同志也专程去为刘爱芝送行。当时，在北京检查身体的流老和夫人李凡英也前往刘爱芝同志家中吊唁，并敬献了花篮。备受病魔折磨，身体已经很虚弱的流老又遭受痛失老领导、老战友的打击，心情无比悲痛。在我们离开北京前，我和王锡龄老先生专门去甘肃驻京办事处——敦煌大厦看望流老夫妇，没想到，我们的这次见面，竟成了和流老的永别！他当时说的一些话令我们非常感动，他说，“爱芝走了，迪民（阮迪民是甘肃日报社第一任社长）还在，我一定要抽时间到西安看看他。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定期把过去的老领导看一看。”接着，他把话题又转移到兰州碑林上，他说，为了让世人更多地了解敦煌，了解中国国学大师、敦煌学学者对敦煌的有关论述和研究成果，起初选定了35位，后来确定了14位，把他们用毛笔书写的有关敦煌的内容刻到兰州碑林，这可以使兰州碑林关于敦煌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可喜的是这次来京，得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已经找到的就有6位已故国学大师的有关敦煌学的珍贵遗稿，他们是陈季侃、陈垣、陈寅恪、胡适、袁同礼、张澍，还和季羡林老先生见面长谈了一次，收获颇丰，受益匪浅。他在说话中间，说胃不舒服，还吃了几片胃舒平，其实我们很清楚，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不是几片药能够缓解的，看着他老人家疲乏而又欣慰的样子，我心中很是酸楚，很是难过。王锡龄同志是流老的老部下，因为碑林建设，他们两个来往甚多。可这次探视流老,自始至终，老王没有说一句话，情绪很低落。出了宾馆，我才发现老王两眼浸满泪水，他长叹一声：“老流的病是为碑林累的，太可惜了！不然的话,他还可以为甘肃做好多事情。”据兰州碑林的同志讲，上述国学大师关于敦煌的遗稿在流老亲自选定后，已于2006年上半年雕刻成碑。2005年7月6日，流老在北京医院做了手术，8月20日回到兰州家中，“国庆”节长假之后到兰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复查，发现病情加重，随后就住进了医院，再也没有出来。有许许多多的朋友不知道他住院的消息，也有许许多多的生前好友因医院谢绝探视而留下终身遗憾。

巍巍草圣阁，滔滔黄河水。回首往事,感慨万千，流老走了，留给社会的太多太多，值得我们怀念的太多太多。正如流老的生前好友、甘肃日报的梁军所说：“碑林在山上,流萤在心中。”每当我经过白塔山、黄河边，或乘车经过南滨河路时，第一眼看到的总是兰州碑林，恍惚间流老还在为碑林建设忙碌着……